〔德〕米歇尔·亨利希[2]
马克思想通过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为资产阶级关系的革命作出贡献。正如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自我反思和表白的主要代言人一样，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为自身解放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不是想从道义上把资本主义评说为不公正的社会关系制度。他们也不是想把社会主义作为以正义的名义来实现的理想状态，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他们称这类观点为“空想社会主义”，并用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同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明确地划清界限。他们不是用道德标准，而是用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来论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
但是，马克思主义几乎只是以其被庸俗化的变种，即历史决定论或对资本主义所作的道德化批判，获得其政治影响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获胜，而只是在不怎么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当然，这些革命只是在下述意义上说是成功的，即革命先锋队（最初）能够确保自己的政权，而这些革命作为社会解放的规划却失败了。但是，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归结为纯粹为了维护政权的规划，而仅仅是捍卫了社会主义的要求，特别是针对原来是解放的主体的那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不只是被庸俗化了，而且堕落为单纯的表明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现在许多左派日益背离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崩溃的反应。尽管他们能区别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设想和“社会主义集团”的现实，他们还是把这一集团的发展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马克思理论中所制定的要求太高了无法实现。关于革命主体的观念必须放弃，就像放弃关于经济关系完全可以计划的幻想那样。不过，还有完全颠倒的反应，认为糟糕的现实与纯马克思遗产没有任何关系，而应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宣传“真正的”革命、“正确”的计划经济等等。这种美化同全面否定一样，都无助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更新。相反，倒是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评论（坚定有力的评论），研究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稳定性和一贯性及其界限。
这里讨论的问题，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示的主要以废除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构想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之间的联系，就是要有助于进行这种评论。我的论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废除商品生产时，同时也是以商品生产的观念为出发点的，而这个观念大大落后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达到的反思水平。如果这个论点合乎实际，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着眼的商品生产的废除，就根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部分，倒不如说只标出一块填补得很拙劣的空白。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最详细论述见于《反杜林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两书。[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不只是同杜林论战，他还在许多领域中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杜林加以比较，以致《反杜林论》很快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纲要，而且，比马克思的比如说《资本论》传播更广。
在《反杜林论》里，恩格斯试图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客观基础。恩格斯说，资产阶级使中世纪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生产革命化了，他们把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4]，但是保留了私人占有方式。恩格斯认为，这构成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方式。这种占有方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5]
但是，不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而且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有非生产者占有产品或剩余产品的情况。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化的生产”，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力，在早期的生产方式（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中业已存在，可见，社会化的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很普遍的，不能当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
恩格斯把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特定方面与占有方式即所有制形式作了对比。但是，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在于生产和再生产归属于价值的增殖。增殖的强制性是命令，这种命令即使在产品例如由国家占有时也不会更改。因此，不仅改变占有关系而且还要改变生产和再生产的形式规定，生产方式才能失去其资本主义性质。
恩格斯视经济危机是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剧烈爆发”[6]。恩格斯认为，危机主要是由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在马克思那里，对危机的解释虽然出现了互相矛盾的苗头，但他并没有特别指出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而是（例如在《资本论》第3卷第15章里）把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即越来越高的阶段上的增殖，强调为商品生产过剩和资本积累过剩的原因。
恩格斯只是消极地把危机理解为资本“无能”的表现，而马克思总是把危机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强制性解决，理解为增殖条件的再形成。正是危机使资本主义具有弹性和适应能力。
因为恩格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首先确定在占有方式上，所以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发生的所有制形式的改变，诸如股份公司或者变私人所有为国家所有，是表明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的最初迹象。但是，这种国家所有还不是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冲突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只能在于：“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7]。不过，要达到这种情况又要经由国家所有：“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8]
对恩格斯来说，随着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生产力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解决了。当然，“社会”一词现在含有别的意思：如果生产力的社会性一开始是指只有大多数人（但绝对不是整个社会）能够使用新的生产力，那么“社会”一词现在是指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在“社会”一词的第一个含义里，矛盾的解决不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而在于使用生产力的人根据情况以合作社形式占有生产资料，不过这里还丝毫没有说明这些合作社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进行全社会的协作。
当然，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把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和取消商品生产视为同一。个人耗费的劳动不必首先以其产品交换来证明劳动的社会性，更确切地说，劳动从一开始就应该是“直接的社会劳动”。
“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一百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一百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工作小时。因此，到那时，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9]
恩格斯在这里把“社会”理解为自觉活动的主体。社会“知道”，社会作出“计划”和“决定”。但是，恩格斯没有探讨社会这个主体应该如何组织。因此，他也回避讨论各生产者集团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等等的利益差别。他同样也很少提应该如何完成“这个”社会向各个社会成员提出的计划这个问题。随着阶级（必须加上：至今存在的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会自行消亡，而且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所代替[10]——这样的幻想忽略了正是从对物的管理中重新产生出统治关系。
但是，对这里讨论的资本主义分析和社会主义构想之间的关系来说，比这些政治问题的逐渐消失更具决定意义的，是恩格斯废除商品生产的观念所依据的一些未加只字说明的前提。恩格斯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知道各种物品生产的劳动耗费，因此，这个劳动量不必再用价值来表现。他认为，货币用作价值尺度，纯属“权宜之计”。于是，恩格斯不言自明地从下述观念出发：具体劳动的耗费量在交换前已经确定产品的价值量。这样，每件商品在进入市场时已具有它的完全确定了的价值，而在市场上这种价值只不过再以一定货币量实现罢了。如果从一开始就知道和计划好劳动耗费，那么，市场这种中介显然是多余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也持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类似的观点。[11]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用“自由人联合体”[12]来描述一个直接的社会结合的抽象模式。当然，在《资本论》里，还有一些不同类型的社会结合的例子，它们是用来说明，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只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式。
但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对这种直接的社会结合是怎样考虑的，应该如何计划生产和分配产品。除了应该计划生产之外，我们对第一点一无所知。而在《资本论》里“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13]所设想的一种与个人工作效率成比例地进行的分配，在这里成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而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14]
每一个生产者应该（在扣除扩大生产、社会保险基金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之后）领回的，恰恰是他给予社会的东西：
“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15]
马克思的出发点也不仅仅是，耗费在各种物品生产上的劳动量是已知的，而且这种劳动量也是可以直接比较的。马克思甚至明确地举出类似商品交换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