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的某些农村，还保留着红事和白事请戏班子的习俗，这也是丹霞河北梆子戏曲小分队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了。请人演戏不是喜欢看戏，只是一种在乡亲们面前经济实力的证明，是一种办大事要走的过场，至于有没有人看，不在主家考虑之列。演出时潦草行事，戏台子也不搭，就着墙根儿在平地上唱。年轻人在他们身边来来往往，视若无睹；没上学的小娃娃学演员挥胳膊舞腿，逗得家长哈哈大笑；只有几个上了岁数的老头儿老太太，搬一把小椅子坐下，袖着手，丢嘴儿打瞌睡的，听戏睡觉变成了享受。
演员们应受的尊重，全没了。
不知什么时候农村又盛行起了“哭丧”。演员们要陪着逝者的“孝子贤孙”们哭，要哭得有情绪，有氛围，满场悲恸，逝者生前没有享受到的尊严和礼遇，此时都补齐，哭丧比演出还受人欢迎。
在孟皖灵眼里，戏比天大，戏曲演员去唱跳歌舞，去哭丧，这是对戏曲，对老祖宗的侮辱！对一个挚爱事业的完美主义者来说，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她和社长吵、闹，社长回她一句，市场经济，一切都要迎合观众口味，你不习惯，可以找习惯的地方。
走就走，孟皖灵不干了。
不久闫荣辉也走了，她年轻，社长把她分到歌舞团，她不去，又分到戏曲小分队，她坚决不哭丧，她和孟皖灵一样拧巴。她的父母看女儿不开心，通过关系把她调到了市群艺馆，闫荣辉彻底告别舞台，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去了，从此她沉潜在对戏曲的保护和传承的学术研究中，还接连发表了几篇很有见地的论文。
黎世兆不能走，他不能像妻子那样任性，他们都这岁数了，他除了拉琴唱戏，别无所长，去哪儿还能再找到一份工作？一家人不能喝西北风吧，就算委曲求全，他也得留下来，哭丧就哭丧吧，好歹还有口饭吃，在生活面前，谈事业和尊严都成了奢侈。
孟皖灵天天在家，以前还能带外孙女，后来外孙女上了小学，她自觉成了家庭和社会的累赘。诸多不如意，孟皖灵变得神经质，她经常默默流泪，要不就歇斯底里地跟女儿和丈夫撒气。
最先发现妻子不对劲的是黎世兆。不记得从哪天开始，她总对他说：“我身上有一股味儿，难闻，你闻闻是不是？”黎世兆很认真地闻，然后告诉她：“没有啊，很正常。”她不信，跑到卫生间去洗澡，洗了很长时间，出来还说自己有味。
她就被这个幻觉折磨着，一天洗无数次澡。后来，她又分别从丈夫和女儿身上闻到了她所说的气味。她劝他们也去洗澡，可是不管他们洗了多少次，那种味在她的幻觉里仍是挥之不去，除了外孙女，她觉得就连家里养的金鱼都有了这种味道。除了吃饭和唱戏，她都要戴上口罩，要不然就窒息到无法呼吸。
黎萍试图带妈妈看医生，可是她说什么也不去。她不出门，在家里化妆，穿上戏服，然后唱戏。戏声穿透玻璃窗，飘扬到室外。有一天，楼下新搬来的租户上来敲门，那是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他不客气地说：“我上夜班，白天睡觉，拜托别整天扯着嗓子鬼叫好不好，弄得我都神经衰弱了。”黎萍给他道歉，同时也毫不客气地说：“你不喜欢河北梆子可以，请不要用侮辱的词汇形容我们民族艺术的瑰宝。”
“切——”小青年转身就走，他走到楼梯拐角处，扔下一句话：“鬼才喜欢这东西。”
黎萍气得直哆嗦。妈妈却平静了，她自言自语说：“也许他说得对，现在的观众都不喜欢戏曲了，只有鬼才喜欢。”黎萍安慰妈妈不要乱想，她到厨房做饭去了。
黎萍切一根葱，拇指粗圆圆的葱白滚来滚去，差点切到手。她有点心神不宁，短短的一截葱白切了好长时间，成不了丝，是厚薄不匀实的块。
突然，黎萍听到了爸爸的惊呼，她扔下刀跑到客厅，窗户大开——妈妈不见了！爸爸浑身哆嗦：“你妈，你妈跳下去了！”黎萍冲下楼，她看到了妈妈如花朵一般，盛开在水泥地上，她还穿着戏服，那么华美，那么惊艳地泡在殷红的鲜血中……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妈妈死了，她从六楼纵身一跃，解脱了自己的痛苦。
往事不堪回首，也是最近几年，黎萍才明白妈妈那时得了抑郁症，九十年代，中国人还不认识这个新名词。黎萍后来明白了一直折磨妈妈的气味，那是失败者的气味，颓废、酸腐、低沉，妈妈是被全家人的失败打败的，她看不到希望。
8
徐必余退休了，杨英升任朝阳河北梆子剧团团长，党组书记，一人分担两职，团里她一人说了算。
刚开始当团长，有人不把杨英放在眼里，她一个小丫头，唱戏行，管咱们？看她哭吧！杨英不但没哭，一上来就革除剧团陋习，比如以前经常有人上班喝小酒、打牌，杨英白纸黑字写下规章制度，第一条就是：上班时间喝酒打牌，一次罚款五百元，停演半年。一些人摆老资格，我们多少年这样了，你凭什么说罚就罚？酒照样喝，牌照打不误。杨英一声冷笑：“按制度罚，还要在全团张榜公布！”她说得出做得到。你闹，你不服？好，你找地方告状去，你告赢了我听你的！你受不了管束？更好，找不管束你的地儿，我放人，保准不拦着。如此杀鸡骇猴，剧团里违章违纪的事情一件也没有了。
有人跑去找老团长徐必余倒苦水，一边大骂杨英没人性，徐必余听完，很久，才悠悠地说了一句：“我不及她啊！”诉苦的人没劲，自己走了。
有人说杨英跟武则天一样霸道，送她外号“杨则天”，杨英知道了也不恼，还微微一笑：“剧团也是一个天下，我倒愿意像武则天那样，让天下清明昌盛！”
处理完妈妈后事，黎萍做了一件事，去找杨英。黎萍很少跟杨英正面接触，两人走路碰了面，顶多点一下头，算做打过招呼。她去找她，心里有点发怵，尽量把话说得委婉：“杨团长，咱们团门卫王师傅退休，让我去做门卫吧。”
杨英盯着她：“你确定自己不是在赌气？”
“我没赌气，真不是那个意思，我妈去世，我爸和女儿都需要我照顾，我若演出，一连几天回不了家，一老一小扔在家里不放心，当门卫还能准点下班，求您照顾一下。”黎萍尽量让语气不卑不亢。
“让你去看门，知道的，说我杨英照顾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嫉贤妒能、迫害人才，人言可畏啊，我又不是没体会过。”杨英话里有话。
“我会主动向别人解释清楚的，至于人言可畏，杨团长不是经常说吗，做人要光明磊落，身正不怕影斜，这些对于你，又能有什么影响？”
杨英笑了：“你这样说我很高兴，咱们师姐妹一场，你若真懂我，不疑我，不恨我，我就知足了，可惜呀，真正懂我的人只有吴桐——说到他又刺激你了。别人眼中，是我杨英对不起你，可我不这样认为，能够被轻易打败的爱，都不是真爱，事业也好，爱情也罢，这世上只有自己争不争，没有谁欠谁！你想好了，真要去就去，可别后悔。”
“谢谢，我不后悔。”
黎萍走出杨英办公室，难受得想找个地方痛哭一场。这是她受伤后，两人对话最多的一次，她一直在逃避，不想跟她正面接触，在她面前，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难道所有的错误都是因为自己的不坚持？
自从黎萍受伤后，她再没唱过主演，只能演个小丫鬟小配角，安排什么角色是什么，她不争，心气儿也早没了，她厌倦了人与人之间的斗来斗去，她只想寻找一个角落，安放她的灵魂，与世无争。
黎萍把办公地点搬到了门岗小屋。
剧团门前有一棵合欢树，它一年年长粗长大，枝繁叶茂，枝干一直伸到小屋上，给小屋投去浓荫，也遮挡住努力射进来的阳光。
黎萍在阴冷的小屋里腾出一张书桌，在上面铺上毡子，不忙的时候，拿起毛笔写几笔字。天长日久，功力见长，甚至有人重金向她求字。她从来不收钱，关系好的，白送；她看不上的，多少钱也不给。她在小屋里还放了一件东西，一台播放机。她买了很多戏曲名家音碟，不只是河北梆子，昆曲、京剧、评剧、黄梅戏、越剧都有，她喜欢把声音调到最小，若有若无，这些戏曲就成了她练字的背景音乐，有时她练累了，仰靠在椅子上，听着戏曲出了神。她偶尔会跟着哼两句，但那往往是无人的清晨或者她值班的夜晚，她不想让任何人听到。
她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有人来了，负责地递上登记本。
9
杨英送戏下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黎萍每日把杨英的报纸分类叠好，把政府来的会议通知和红头文件用一个夹子夹住，挂在靠窗墙上的铁钉上。管后勤的老张会及时来取杨英的报纸、信件和文件，他负责替她保管，重要的会议和文件精神，他打电话通知她。
四月了，天气说热就热，昨天还穿着棉衣，今天就换上了衬衣。北方的天气就是这样，春天短，直接从冬季过渡到夏季。往日阴冷的收发室这天温度刚好，清爽宜人。
黎萍正对着窗口练字，有人来了她抬头就能看见。
播放机里放着童子红的代表剧目《斩黄袍》选段，童子红是清代同治年间享有盛名的河北梆子名家，他和十三旦侯俊山曾同台演出，因唱腔中掺有北京语言，被人称作“京梆子”。这张盘是童子红晚年的录音，是黎萍费了好大劲才从一个文物商那里淘来的。铿锵、悲郁的唱声在小小的房间里回荡，她铺上宣纸，开始研墨。黎萍不喜欢用现成的墨汁，中华墨汁她嫌太臭，一得阁墨汁又过分的香，她喜欢拿徽墨锭慢慢磨，手上的力道和加水程度都是有讲究的，她喜欢沉浸其中的乐趣。
黎萍磨好墨，毛笔在墨汁中吸饱，正准备下笔的时候，老张回来了，他替杨英去开会，也取回文件。老张把文件往黎萍面前一伸，不满地说：“你看看，我们要完蛋了。”
黎萍平时待人冷，很少有人愿意主动找她说话，老张是个例外。
黎萍接过文件，红头的，政府发文，只一眼就把她炸了：《S市关于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转企的决定》，标题很长，“转企”二字触目惊心，她眼皮突地一跳。
“要动真格了。”黎萍喃喃地说。
“要求年底必须完成，我看剧团要完蛋了，吃着‘皇粮’还朝不保夕，推向市场还不是死路一条？丹霞河北梆子剧社，还有周边市里早已转企的剧团，要么死翘翘，要么改成歌舞团，老百姓别说花钱看戏，你到大街上一张一张送票，有几个人愿意来看？完了，完了。”老张唠叨着，也不等黎萍答话，急匆匆走了，他急着去向杨英汇报。
黎萍关了播放机，唱腔声戛然而止。她扔下毛笔，跌坐在椅子上。刚才那满屋子戏声，幽魂一般萦绕不散，她只觉得耳朵里嗡嗡嘤嘤，脑子里也像钻进了蜜蜂，她心乱如麻，无法冷静下来。
老张说的是实话，杨英有能耐不重蹈丹霞河北梆子剧社的覆辙吗？转企后他们的出路在哪里，一个建国前就兴旺发达的剧团，七十多年的历史，这一转前途未卜，生死堪忧啊！
黎萍下班回家，父亲正坐在客厅沙发上，身子侧歪着睡着了，长长的口水垂到胸前，他的头发灰白了，脸上的肌肉松弛着，露出明显的老态，他七十三岁了，看上去却像八十多岁的。父亲不到退休年龄就回家了，妈妈去世后，他整天郁郁寡欢。演员们哭丧，他拉哭丧曲，曲调悲郁，再冷血的人听了也忍不住流泪。一次，在一对新人婚礼上，他想起和妻子结婚的情景，脑子混沌，一时悲喜不辨，竟拉了哭丧曲。全场皆惊。一众乡亲把演出道具砸了个稀烂，他也被打得鼻青脸肿，演出费不给不说，还要求巨额精神赔偿。他闯了大祸，小分队再不留他。
父亲回家后再没出去找工作，他不爱出门，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借酒浇愁，脑子也被酒精泡坏了，老年痴呆症越来越明显，他再也拉不成琴，黎萍把胡琴放在他手上，他呆愣愣坐着，任由琴弦落在地上。黎萍去上班，父亲就一个人在家里喝酒、看电视，他只看中央10套科教频道，痴呆后的父亲只对动物世界感兴趣。
黎萍心里有事又不能跟父亲说，她为父亲做了晚饭，自己也没吃，回到床上躺着去了。一旦转企，像她这样的看门人，会第一个被精简掉。她担心个人的命运，更担心剧团的命运，她虽然不唱戏了，但戏曲和剧团早已成了她生命中的一部分，她为剧团不可知的命运而忧戚着，为河北梆子这个剧种的明天而忧戚着，恐慌和紧迫感连她自己都无法理解！黎萍一夜都没有阖眼，往事在脑子里反复出现，她想到了自己唱戏的时光，想到了剧团最红火的时候，想到了妈妈的失败和绝望，伤痛感又袭了上来，她的忧戚像夜一样深重、悠长。
杨英会怎么做呢？她会把剧团带向何方？她想象不出。
杨英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单位，她开着单位那辆老旧的黑色桑塔纳车，车上落满了灰尘，一看就是从乡下土路上赶回来的。她在门口按喇叭，黎萍为她开了门。她只上楼去了几分钟，就匆匆下来，又开上车走了。
后来黎萍听老张说，杨英拿了文件去找市政府了。两人心里都没底，杨英能让政府收回成命吗？就在这天中午，所有在外演出的演员都回来了，转企的消息传进耳朵里，谁还有心思演戏？收拾了家伙什，都心急火燎地奔回来。
还是去时那辆大轿子车，一车人跳下来，再不是走时的欢天喜地，现在要么愁容满面垂头不语，要么高声咋呼像吃了炮药。大家在院子里戳着，商量不出办法，有人在不停地咒骂着。
“堵政府门去，不让我们活，他们日子也别想好过。”
“对，我们就不转，他们不答应，我们天天堵那儿，看谁耗得过谁！”
“对，我们把铺盖卷搬去，留下几个人负责送水送饭，我们都这样了，光脚的还怕穿鞋的？看谁的影响不好！”
一群人跳上车，出了院门，奔市政府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