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位中国老朋友的协助下，我拿到了我想要的通行证，可以前往这座城市正处于战乱中的北部和西部地区。
现在长江的南岸，吴淞与浏河之间约二十英里的地方，日本的两个部门已经在此安营扎寨，分担他们在上海地区已进入战争状态的海军陆战队的压力。1912年，中国的左侧防御战线曾被撕开，日本的军事派遣使中国的防线一度陷入崩溃。但是目前，中国的左侧防线延长至浏河地区，这也迫使日本侵略者只好采取措施从正面攻击以扩张土地。
有一天我决定去试试我的通行证是否可以使用。一路向西走去，穿过了租界的住宅区，经过英国租界西侧边界的防御工事后向北进入了主要作战区。成群结队的苦力们步履维艰地从乡下往城市走去，肩担上还悬挂着大量的新鲜蔬菜。如果不是它们速降至低空开始轰炸地面，他们恐怕还察觉不了这些在他们头顶上轰隆作响的日本战斗机。爆炸声响后，他们连忙扔下了肩上的担子，屈身蹲进平原上星星点点的壕沟，或是躲在坟头后面。在人去世后焚烧尸体的习俗显然在战争中展现了它意料之外的一个优势。
当我靠近战壕防线时，一个哨兵叫住了我并让我出示护照。他只轻轻瞥了一眼我的黄色护照就挥手示意我可以走了。顺利的通行让我感到喜出望外。
双方的炮兵部队同时开火实属罕见，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士兵能够透过表面洞察到实质。军队进入战壕开始排兵布阵。一位曾在江苏和安徽省战斗过的眼神犀利的指挥官在四处设置了火力十足的机关枪。当我走近时他们好奇地盯着我看。“你好吗，老乡？”我打起精神问他们。“你也在用我们乡下的说法？”他们咧着嘴冲着我笑，说他们过得还不错，并且问我一切都还好吗。在战争时期，战场上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始终都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兄弟情谊。大概他们觉得我这个外国人是疯了，才会甘愿在一场本可抽身事外的战争中拿自己的命冒险。但是这就是我的生活——不管怎么样，我们大家都可能在下一秒钟死去。我们现在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译注：原文为，我们现在是处于同一危险中的兄弟。。
战士们都穿着单薄的天蓝色的制服，不过也有一些穿土黄色制服的。战士们的腿上通常绑着跟紧身短上衣颜色相近的绑腿。他们使用的步枪来自于各处——德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还未经任命的高层官员和人员，随身携带着沉重的德国毛瑟自动手枪，放在木质的手枪皮套里，方便随时抽出。
这一天比较清闲。中国的战壕和西方国家挖的没有什么两样。我进入了通向后方的交通战壕。一个穿着列兵制服的人用流利的英语跟我打招呼。
“你是美国人吗？”他问道。
“是的，我是，”我说，“你在哪学的英语？”
“在美国，”他回道，觉得我的吃惊有点好笑，“我从美国的一所大学毕业，后来回国教英语。现在，我的祖国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之抗争，所以我在这尽我的一份不多的力量。”
在此前，我从未听说过在中国军队中担任军衔的大学生，“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几个世纪以来的谚语正好反映了中国人其实并不太看好参了军的小伙子们。
“部队里有很多你这样的人吗？”我询问道。
“是的，很多。”他向我保证说，“爱国主义传播得越来越广泛，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团结起来的力量会有多大。学校和大学的学生们这几年一直保持着民族主义的警觉，也正是他们一直向政府施压反抗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目前我们的努力初显成效，我们的人民也开始意识到，如果想要我们的国家免于此劫，我们就必须把民族的繁荣昌盛置于个人的雄心抱负之上。”
我很好奇他口中的“民族的繁荣”的觉悟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是我边继续走边询问我遇到的士兵和小工们。
我问一个正靠在装满了干饭团的扁担旁休息的大汗淋漓的小工：“你们到底为了什么在抗争？”
“民族自救。”他的回答没有丝毫的犹豫。
“但是什么才是民族自救呢？”
他在他的脑海里仔细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说：“小日本想要从我们手中夺走我们的家园，不过，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战胜他们。”
这问题对于他来说如此简单。他的家园正处于危难之中，如果他能拯救他的家园，他将和与他相似处境的人一起努力。在我行走中国的多年见闻中，我从不曾见过任何类似这样的事。我好奇是否日本人意识到了这种民族精神品质之高及程度之深。
从交通壕出来后我来到了一条环绕蔬菜园的小道。担夫们或是挑着用来煮饭的大米，或是成包的弹药缓步前行。还有一些受伤的士兵或是朝着同一方向缓缓挪步，或是靠在坟头前休息。头顶上，日本的炮弹试图轰炸一点五英里范围内的一个小村庄。让人吃惊的是，人们的耳朵根本没法适应这些炮弹的轰鸣声，也无从判断它们的攻击方向。这些飞机听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即便他们轰炸的目标就是你。
在村子里，我找到了我同伴安置在土坯房里的厨房。当地的百姓已经被转移，把整个村子都留给了士兵。墙上的三个豁口就是并非所有的日本炮弹都能精准击中目标的最好证明。但是厨子看起来反而很平静。
“你们那儿的人都吃什么？”其中的一个厨子好奇地问。
“肉，土豆，豆子，玉米。”我说。
“不吃大米吗？”
“吃，不过不常吃，”我回答道，“通常都是用来做甜点。”
用大米做甜点！这有点超出他的想象了。
“你穿着这么厚重的鞋怎么走路呢？”他又小心地问。
我看了看我结实的皮毛走步鞋，又看了看他那双包裹着整双脚的单薄的棉布鞋。
“我已经习惯了，”我回答说，“而且，这双鞋也能保护我的脚不受石子和泥巴的伤害。”
“走泥地的时候我都会把鞋脱下来。”他一边向远处走去整理他的炉火，一边带着一点轻视地说。
并不是所有的士兵都乐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所有的士兵都会准备好一个友好的微笑或者玩笑。另外，他们拥有一种中国当地特有的智慧，能让他们很快想出一个点子。在距今不久的十几年前，中国的士兵基本上是视津贴的多少决定在战场上出多少力的商品，但是在国民党的临时政治训导下，他们已经有了对社会的初步认知以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在回城的路上，我反复琢磨了这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我想，如果日本顽强地坚持对中国的侵略企图，那么这场战争还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八月下旬的一天，海根少校和我正坐在奥古斯塔号上与哈利上将和他的参谋长麦克康尼尔吃午饭。突然间，一枚导弹坠落到舰船附近，振聋发聩的警笛声吓得我们大惊失色。
“那些家伙们在向我们开火吗？”海根惊呼着离开椅子跑到窗边去查看爆炸的具体位置。
海根推断说，爆炸可能是由黄浦江下游的日本海军舰队企图向奥古斯塔号开火引起的。
但是后续却没有爆炸声传来，这多少有点让上将困惑不已，他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上。在恐怖的爆炸声传到这艘舰艇后，他简直如坐针毡。从我的位置看，也就是面对海关码头的正对面，我看到南京路方向滚滚的浓烟和散落的碎片正腾空而起。
电话铃响了，在岸边办公的海军采购处报告了这场骚乱：一个巨大的炸弹洞穿了海军仓库的三层水泥地面，坠落到了地面上但是并没有爆炸。他说起的这个炸弹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那声巨响的来源。而另一个炸弹也在几分钟后坠落到了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带——南京路上的先施百货大楼附近。
仓促间，我们吃完了午饭，海根和我动身前往刚才爆炸的地点。警察和租界里的消防队已经把大部分的伤员运走，将近两百具尸体被装到了货车上。
爆炸产生的巨大威力同样波及到了先施百货二层阳台的栏杆。炸弹的碎片四处飞溅，给这片繁华地带几乎所有的建筑都造成了破坏，爆炸产生的气浪甚至将数条街区之外的窗户也震碎了。
这是最后一个被扔到外国租界内的空袭炸弹，但是每天仍有数以千计的炸弹坠落在租界外的中国领地，给正处于围困中的中国右防线火上浇油。日本在白天有他们自己的空中补给。从日出到日落，日本的战斗机源源不断地从黄浦江下游五英里处的复兴岛上运送炸弹到租界闸北地区投放。能够在这样一种无时不刻都充斥着死亡的恶劣条件下生活，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但是这里的居民们却做到了。中国的军队已经挖出了深壕沟防弹掩护，用来抵御日本的步兵军团杀伤力极大的机关枪和步枪的攻击，中方的士兵们坚守阵地，寸步不让
交战的双方不停地向主要战线后方的区域投放兵力。到9月13日，已经有将近五万的日本士兵成功登陆，并且向内陆的浏河地区北部进军了约二十英里。这将把这支已经在上海附近抵御外敌已久的中国军队置于前后夹击的危险境地。中国的一位指挥官——张治忠上将竭尽全力地疏散这一要塞以解决他的部队现在的困境。这场战役在新的战争沿线又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一天夜幕刚刚降临，中国在右翼战线发动了协同大反攻，南京也调了一支飞行中队援助此次反攻行动。西藏路桥上的一个有利位置，当我注意到了一架中方的飞机低空掠过时，我感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战争的气息。我一直在思考，这种令人作呕的轻率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那一夜的稍晚时候，我知道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表面看起来，一架飞机被落在了后面，但是实际上，当中方飞行编队快飞抵城市时，一名飞行员注意并尾随了一支刚刚完成空袭任务正准备返航的日军飞行中队。敌方的飞机打开了航行信号灯以方便他们的高射炮台辨别自己人。那个中国飞行员当机立断，决定立刻打开自己机上的信号灯，尾随日本空军到了停机坪。当日军最后一架飞机降落后，他开火横扫了整个停机坪，接二连三地投下了机上携带的所有炸弹，摧毁了七架敌机。
中国的空军虽在上海还没展示过威力，可他们却使日本军队殚精竭虑，他们因此消耗了一笔数量非常可观的弹药。在最开始的几天后，中方开始限制空军的行动以便为夜晚的突袭做储备，突击队员往往单独或是双人结伴而行，晚间突袭行动的时间间隔并没有什么规律。靠近的飞机就是日本防空炮的信号，日军得到信号后开火，炮弹在陆地和舰船上不停坠落后爆炸，产生的烟雾是一场不错的烟花表演，但却鲜有中方飞机被击落。有时敏锐机智的中国军队使得她的敌手显得有些荒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