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坐着摩托车穿越了租界的街道时，这城里桥上的灯光让我们感到有些沮丧。可能是因为我们刚从前线压抑的气氛中回来。在那里，人们正经历着反抗、流汗、苦难和死亡；在这里，人们毫不在意，似乎已经忘了这苦难和战争，在他们眼中，空袭的炸弹好似一块从空中扔下的石头一样无关紧要。霓虹灯牌播放着新上映的电影的广告，疾速行驶的出租汽车呼啸着载着赴完晚宴的人们前往夜总会。只有街边那一群群衣衫褴褛的难民，无时不刻地提醒着人们战争造成的悲剧。
当战役进入第三个月时，日军最高指挥部遭遇的烦恼与日俱增。日军试图三个月内占领中国的愿望已经完完全全被击碎。虽然日本在当地掠取了一些利益，却没能阻挡住中国在各个方面，尤其是硬实力方面的提升。从日本的立场来看更加严峻的是，，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区的成功鼓舞了整个民族的士气。号称不可战胜的日本军队并不如他们所称的那么坚不可摧。日军最高指挥部不得不把精力集中到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上来。
回到8月份上来，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亲王发表了有关“日本的目标就是完全击败中国，让中国不再有继续反抗的动力”的声明译者注：即臭名昭著的《近卫声明》，分三次发表于1938年1月16日、11月3日、12月22日。震惊了全世界。此时驻扎上海的日军最高统帅——松井石根将军译者注：松井石根，1878年7月27日—1948年12月23日，日本甲级战犯，老牌中国通，1937年率军攻陷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也发表了同样令人惊愕的声明，声明中说他和他的军队首要目标就是“给中国政府及军队以重创”。发表声明的人用这样的语言暗示出了他们致命的傲慢，同时这也反应出了日本对华政策一百八十度的截然转变。
整个6月，日军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增加他们在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和绥远五个北方省份的控制上。他们已经有所打算去摧毁中国政府。不同于以往零零星星的方式，日军对于中国的征服马上就要全面展开。长久以来驻扎在满洲里的部队所梦寐以求的苏联支援却杳无音讯，只好再等等了。
上海前线的日军再一次执行起了强攻命令。侵略军人数涨到了八万人左右。重炮兵团补充了轻型和中型的火炮。闸北西北地带的一个小村子变成了袭击行动的焦点。高效的日本军队用狂轰滥炸的方式在前往村子的路上炸开了一条血路。这个任务如果成功，中国防守军将会被迫退回到闸北的右侧防线。
11月份一个周日的上午，日本的指挥官松井将军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军队正式全线退出战役的声明。可是对于中国军队的这一行为我一点都没有听说，之后我与来自于美国和英国的两位观察员进行了电话谈话，他们从以往的观察经验出发，告诉我这份声明的发表不足为奇。
最高统帅发表这篇声明不是毫无理由的。隐隐约约中总感觉有事要发生，于是我决定出去逛逛，顺便四处看看。《中国评论周刊》的出版商约翰·鲍威尔，总是时刻为一场能够让他享受下垂钓时光，或是带有冒险色彩的短途旅行做着准备。考虑到约翰·鲍威尔可能也想出去走走，我就给他打了电话。
“就开我的车去吧，那样咱们能顺利开出战线后方。”他建议道。
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出发了。
约翰·鲍威尔在上海不只是个出版商那么简单，他还是个社会名流。他生活在此已经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了，编辑报纸新闻，出版评论周刊，在美国老家的出版社临时需要记者时紧急救场。约翰一直捍卫着公正和事实，无所畏惧地向外界披露腐败和不正当的交易，他也曾不止一次地与威胁着让他闭嘴，甚至是想要他性命的势力斗智斗勇。
我们出发后一路沿着租界西边的苏州河南岸往前走，中国在这里已经修建了不少储备点。那天是10月里值得欢呼的一天。北部以北的常规炮兵部队的攻击正在进行中，对这种场景我渐渐变得习以为常起来。大汗淋漓的船夫划着船只静静地掠过河湾，船只往外运送着成批的难民，向里运送着大量的煤和军需品。及膝深的河水里零星站着几个妇女，正在被先人们打磨平的石块上洗刷着衣物。
这一幅安静祥和的画面，转眼间被一颗突如其来俯冲下来的炸弹发出的疑似警报声打破了，这寂静被打破后炸弹接二连三地不停坠落。前一刻还一尘不染的天空此刻被密集的飞机所覆盖。我们好像身处一个马蜂窝当中。空袭飞机降低了飞行高度后对地面进行了地毯式的扫射，轻型炸弹四处坠落，双引擎飞机在头顶上持续发出着不祥的轰隆声。
苏州河上的飞机尽全力保卫着河岸，沿岸的居民们也在寻找着一切可能的庇护所。当时几乎没有时间供我们泊车，我们只好找到了一个外面飘着德国国旗的小广场附近把车泊了，然后爬上了屋顶。
松井将军发表的声明的影响现在开始显现出来。他希望通过空袭、中断中国右侧战线上通讯及切断储备的方式加速中国军队在此战线上的溃败。
在通向苏州河北岸的小路上，三枚重型炮弹刚刚被空投到河湾上的小桥附近，于是我们决定徒步前去查看爆炸是否造成了破坏。当重型发动机在我们头顶盘旋发出持续低沉的轰鸣声时，我们离桥边还有二百米的距离。在慌忙中我们瞥了一眼空中三架单翼飞机投下的六个炸弹。直到一枚迅速坠落的炸弹发出尖锐的呼啸声划过身旁的前一秒，我们还兴致勃勃地在分析那几枚炸弹击中我们的几率。我立刻扑到了身边的一个沟渠里，约翰也躲向另一个方向，以防备随后而来的爆炸引起的冲击波。
我小心翼翼地检查着周围的形势，看到约翰就在我前方几英尺外的地方后便安心了。
“他们又没击中这座桥。”约翰咧着嘴笑了。
幸运的是，刚才的几枚炸弹并没有击中任何目标，只是炸毁了在我们和那座桥之间的一段新修建的战壕。
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才得以回到汽车上。这感觉就像是才出虎口，又入狼窝，空袭还在继续着，我们只能慢慢挪回上海。我们一路上都在祈祷中国军队能够把阵亡的士兵就地埋葬，因为这些坟头旁的墓碑在空袭时偶尔能提供暂时的庇护。中国的士兵也有相同的想法，有时我们还会共同分享一个墓碑，绕着墓碑的两面来回移动以便躲避敌机。
这场空袭突然间结束了，正如它开始时那样突然，于是我们趁机回到了上海城。
三天后，中国政府疏散了闸北地区，并且把右侧战线延伸到苏州河的南岸。这一举动招致了国外租界的疑虑，致使目前这条战线只延伸到了西侧而非北侧。
撤军的另外一个典型特征是，第八十八师一个五百人的营拒绝疏散位于虞洽卿路附近的一个仓库。这是个需要极大勇气的决定，因为拒绝离开，敌军立刻将这个营包围并且当成了猛轰的目标。但这个行为毫无军事上的价值，四天后这些人就向公共租界的当权者投降并被拘禁关押起来了。
如果不是因为中方军队在杭州湾北岸巡夜时的疏忽，上海地区的战役可能只持续三个月就结束了。苏州湾右侧的防线全面收紧后仍处于中方的完全控制下，在青浦和苏州两个位置部署的强有力的防卫力量也可以在深入撤退时提供极为有效的利用价值。11月5日，有消息传来说日军已经在杭州湾北岸派遣了一个旅的驻军，与青浦防线隔湾相望。
不久，曾经指挥过此地区防御战的张发奎将军，被调去了上海前线。满洲里骑兵连接到命令要解散张将军在此的势力。但是在骑兵连还没到达之前，张将军及他的部队就已经出发了，整个计划以失败告终。见缝插针的日本智囊团将这个消息转告给了日军统帅部，登陆计划几乎没有任何异议就通过了。
目前，因为此刻敌军正威胁着中方的通讯线，中国的全线后撤要求很迫切。11月8日和9日两个晚上，中方的大部分军队悄悄地将他们在上海的几个据点的部队撤离到了苏州。
在这种骚乱冲突不断的情况下，撤军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三十万的步兵都挤在一个扬子江和黄浦江之间冲积形成的小岛上。中国的部队，在实战中善于整支军队整齐划一地移动，在必要时，处于队伍外围的士兵还能在行军的同时兼顾作战。青浦和苏州两个点都已经被舍弃，全部的作战准备都集中在保卫这个民族作为战时首都的南京。
海军武官奥弗里茨中将已经在战役结束的几天前从北平南下，与我一道在前线视察。军队上高涨的民族精神和他们事半功倍的杀敌效率给我们两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机关枪、迫击炮，二十毫米、三十七毫米和七十五毫米口径的枪使用频率很高，战略安排和设备水平也都相得益彰。中国非常缺乏质量上乘的武器，只能使用劣质武器这一情况非常令人焦心。精神力量、血肉之躯，这些在会战中都不足以应对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