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几年里，我有机会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更多涉及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亲共人士”（les communisants），即那些虽未入党，但对苏维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我决定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并动手写了一篇导言。这本文集后以《论战》为书名问世[1]，而那篇导言则发展成本书。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我在力图解释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了这些神圣的词语：“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对这些词语的批判促使我对“历史”的崇拜进行了反思，继而又对社会学家们本应关注，却尚未予以关注的一种社会类别——知识分子——进行了考察。
由此，本书一方面探讨了所谓的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探讨了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本书试图解答除了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经提出过的以下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反而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在1955年初，关于右派与左派、传统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再度流行。在不少地方，人们皆在思忖着是否应该把我归入传统右派或现代右派。对于这些范畴，我是否定的。在议会中，各种阵线会根据所讨论的问题的不同而划定不同的界线。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严格地区分右派和左派。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赞同与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的人是左派，而赞成予以镇压或维持现状的人则是右派。但是，如果说绝对的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是左派，那么，难道对赞同超国家组织的欧洲予以支持的人就是右派吗？人们完全能够以同样多的理由把这些术语颠倒过来使用。
面对苏联时的“慕尼黑精神”既存在于眷恋马克思主义的博爱的社会党人当中，同时又存在于心头萦绕着“德国的威胁”或未从正在失去的伟大中得到慰藉的民族主义者当中。戴高乐派分子与社会党人的联盟是围绕着“民族独立”这一口号进行的。那么，这一口号究竟是来自莫拉斯的“完整的民族主义”（le nationalisme intégral），还是来自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呢？
法国的现代化、经济的扩张是摆在整个民族面前的任务。有待实现的各种改革会遭遇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并非仅仅是由托拉斯或温和派选民造成的。那些紧紧抓住过时的生活形态或生产方式不放的人，并非统统都是“大领主”（des grands），他们亦经常投左派的票。雇用的方式更不会从属于某个阵营或某种意识形态。
就个人而言，我是个对自由主义有点惋惜的凯恩斯主义者；赞同与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确信大西洋联盟的巩固是和平的最好保证。但是，根据人们所涉及的问题的不同，如分别涉及的是经济政策、北非或东西方关系，我既可能被列为左派，又可能被列为右派。
只有抛弃这些模棱两可的概念，人们才可能在法国式论战的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只要人们对现实进行观察，只要人们坚持客观立场，他们就会看到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的荒谬，而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是由那些忠心耿耿但头脑浅薄的革命者以及急于成功的记者们玩弄的。
如果超越了关于形势的争论，如果超越了变化多端的联盟，人们或许会区别出一些精神家族。每一个精神家族，不管其拥有哪些成员，均会意识到他们的“有择亲和性”（les affinitésélectives）……但是，当写完这本献给我所出生的家族的书后，我倾向于与之一刀两断。这不是因为我热衷于孤独，而是为了在以下两种人中选择我的同伴：一种是那些知道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的人；一种是那些拒绝在“论坛”上展开的斗争中寻找人类命运的秘密的人。
1954年7月于圣西吉斯蒙德
1955年1月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