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少法西斯党等的情况下，关于观念的讨论往往与实际冲突联系在一起。例如，在社会层面上，在平等的要求与继承过去的社会等级之间出现了冲突；在经济方面，集体主义倾向（集体财产、充分就业、控制）与对市场经济的偏爱之间出现了冲突。一方面是平等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保守党希望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停止对收入的再分配，而工党，至少是新费边派的知识分子却希望走得更远。保守党废除了工党从大战时期接受过来的控制机构，而工党则希望，在重新上台执政时能够部分地恢复这些机构。
若不是两党政治而是三党政治，形势会显得更为明朗。托利党的自由主义会引起争执。在属于温和左派（这是我们在法国采用的称呼）的人当中，信奉理性和改革的人大多厌恶把选票投给倾向于国家干涉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信奉英国国教的左派的思想没有与社会主义左派的思想融合，它在议会中仍没有议席。
作为政治力量的自由党的消失，其原因部分归结于历史状况（劳合·乔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部分归结于选举体制无情地去除了第三党。但是，自由党仍然具有一种历史意义。基本的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与和平的统治方式——不再为某一党所垄断，因为它已成为所有人的财产。当人们不再质疑宗教异端或政治分歧的权利时，非英国国教主义也失去了其作用，因为它已赢得了胜利。源于一种世俗化基督教主义的英国左派的道德鼓动，从此之后以工党提出或负责的社会改良为目标和表现。在某种意义上，19世纪的左派已经取得了过于全面的胜利，以至自由主义不再为它所独占。在另一种意义上，19世纪的左派又被多种事件所超越，以至工党在今天似乎成了非特权者的要求的代言人。
工党在1945年赢得了一次连他们自己也感到震惊的胜利。在五年的时间里，工党自由地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制定法律，并广泛地使用了这一权利。由此，1950年时的英国一下子与1900年或1850年时的英国截然不同。英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半个世纪前在西方国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而今却变得比欧洲大陆国家还要轻微。曾作为个人首创精神之乡的英国，从此之后提供了社会立法方面的近乎完美的模式。如果免费医疗服务也被引入法国，那我们就可从中看到理论和制度上的思想证据。一些工业企业实行了国有化，农业市场得到了组织协调。但是，不管工党已取得的成就有多大，英国仍然还是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与劳动条件虽得到了改善，但并没有深刻的变化。在印度颇为幸运，而在近东却不太走运的工党外交，在本质上与保守党政府的外交并无不同。难道社会主义仅仅是如此吗？
对于上述两党，人们均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或进行思考。就工党而言，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当中，人们会对该做什么进行思忖。就保守党而言，人们已对它恢复了信心，相信古老的英国，如同在19世纪一样，不用流血，不用牺牲几百年已经取得的成果，就可引入欧洲大陆革命的基本成果。
《新编费边主义文丛》[7]表明，工党今后的斗争更多的是反对富裕，而不是反对贫困。人们希望消除那种使个人无需工作就可生活下去的财产集中，还希望扩大国营企业，以便使减少工资方面的差别成为可能。只要私营企业还在经济领域中占绝大多数的地位，私营企业就会保持高工资的水平。如果国家给国营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明显低于大型私营企业负责人的薪酬，那么国家就会失去其最优秀的仆人。如果人们已完成了对旧的统治阶级的消灭，那么，人们也只有在保留英国社会的情况下减少贵族的特征。
这种研究属于一种学说的正常发展。一旦实现了其纲领的绝大部分内容，工党就会思忖，现阶段究竟应当着眼于巩固还是着眼于新的前进。温和派虽没有公开地表态，但它会接受巩固现状的论点，并同意与开明的保守党人汇合，后者同样也提出了经济问题和历史意义的问题。当充分就业时期工会组织能自由地与雇主们进行谈判时，如何才能避免通货膨胀呢？如何才能维持经济的弹性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呢？如何才能限制或减少赋税呢？何处能够找到可投资于前景不明的企业的资本呢？简而言之，一个自由的社会如何才能成功地吸收某种社会主义的药方，并在既不会妨碍有才能者晋升又不会减缓整个集体发展的情况下，保障所有人的安全呢？
以下两类人之间的对话并非不可能：对工党改革的不足感到失望的人与害怕改革继续推进的人；要求减少不平等、扩大集体财产的人与关注如何激发干劲和奖赏劳动成果的人；信任“有形的控制”的人和希望恢复市场机制作用的人。统治阶级已经心甘情愿地同意牺牲自己的部分财富和权力。它虽保留了一种贵族风格，但却继续在寻求与那些体现“未来的一代”的人的协调。右派也许不怎么喜欢左派所承认的新英国。但出于明智或伴随着狂热，所有的人都会接受它。当温斯顿·丘吉尔在公共集会上阐释《通往奴役之路》时，把盖世太保与统制经济扯在一起。他的这一说法吓唬不了任何人，只能使许多他的选民发笑。不过，也许人们在几十年或几百年后会把他这番今日看上去是为竞选服务的话当成带有预言性的真理。在英国，政治思想是与现实同时代的。至于法国的政治思想，人们却不可能这样说。
在当今法国，意识形态的混乱与左右对立可能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含义的混淆有关，而这种混淆很大程度上又可归因于事实。在法国，前工业社会的结构比英国或斯堪的那维亚类型的国家保留得更好。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冲突也与自由主义和工党主义的冲突一样现实。但是，思想预先支用了未来，并在法国人远未享受到技术的好处时，就已经揭露了技术文明的各种危险。
法国西部各省仍然被保守主义与进步党之间的冲突所支配着。保守主义与宗教相联系，而进步党则是世俗的、理性主义的，同时具有平等倾向。右派多为天主教徒，并与特权密不可分，而左派的代表多为专业的政治家以及中小资产阶级。如同法国中部与南部某些地区的共产党一样，西部省份的社会党人似乎继承了激进党人。
法国其他省份的状况与不发达国家的状况极其相似。在卢瓦尔省南部，某些工业化程度极低、农业经营方式落后的地区还保留着一种个人主义的结构。那里的人往往把选票投给当地的显贵和中等资产阶级。在那里，有不少民主左翼联盟和独立派的候选人当选为议员，共产党候选人亦有不少人当选。之所以如此，既有左翼传统的因素，又有经济发展缓慢的因素。
工业省份与大都市构成了第三种类型。从1948年至1951年，法兰西人民联盟和共产党人在那里赢得了大多数登记选民。社会党人面对共产党人的竞争难以招架，而人民共和党却因为法兰西人民联盟或温和派而失去了绝大多数选民。
社会结构的异质性在党派的异质性中得到了反映。根据一次问卷调查的答复来判断，共产党选民大多数赞同英国由工党左派提出的主张。但是，如果许多共产党选民确实是连自己都未意识到的“贝文主义者”，那么，这一事实与其说需要一种解释，倒不如说它提供了一种解释。为什么法国的选民会陷入英国、德国或比利时的选民们避开的混乱中呢？西部、不发达地区和现代城市这三种结构的并列至少给这种解释开了个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