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海外华人写下的闲书，多多少少，近年或许常在大陆出版，照实说，我很疑心这类闲书会有多少读者。早先的留学生文学、晚近的移民写作，虽则多有可写可说者，甚或夹带不少传奇，然与中原产出的文学一比较，究竟是边缘而零落的经验，不易捉拿人心。换在二三十年前，有谁去了域外，写了什么，发回来，读者尚有一窥留洋生活的好奇心，现在呢？
现在是连纸本书的读者亦告零落而边缘了。就我所知，倒是越来越多活在异域的中国人，稍有闲暇，便即忙着搜寻网络，打探母国的种种八卦——“讯息”，如今比“阅历”更能传播生效，俘获读者，谁还果然在乎他人的阅历么？曾几何时，一个人的阅历（不管什么阅历）恐怕等于讯息，而讯息（不管什么讯息）将要替代人的阅历了。
论阅历，五〇后四〇末这茬人，可谓多矣。有如一组庞大过滤器的经过之物，我们集体穿越了红色年代、饥荒岁月、“文革”风云、上山下乡、高考回城等等大戏，最后，若干事主居然得了机票，飞出国门……在这大抵相似而角色各异的共和国剧情中，眼下，我们无可抵赖地老了，人人肚子里一长串记忆，一大堆故事，感触、感慨、感悟，更是说不完——谢女士，便是其中一位，不但身份典型，阅历也典型。
谢女士是红二代（因此她对政治运动的切肤之痛，其实有甚于平民），是下乡知青（因此她对穷乡与穷人的认知，或许有甚于她的革命父母），是军区文工团演员（因此她免除了那代人普遍的自哀自苦，成为蹉跎路中的骄子），她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文学兴起后的热情书写者之一（因此她发现自己除了表演，更热爱表达：十多年前，我曾有幸读到她的长篇小说的打印稿），经她坦然而生动的自述，出国后，她也曾出入于多数留洋者曾经出入的故事情节：做保姆、当雇员、求职、失业、创业……终于她渐渐地与夫婿相偕成为平心静气的成功者，在闲适而自尊的晚年生活中，坐下来，搅动记忆，写出这本书。
海外华人写作者（女性居多）大抵都有一种被海外经历所赋予的倾诉欲，加上无以安顿的前半生记忆，我们个个觉得仿佛做了两世人。人生一世，可记可述者已然太多，何况两世！这真是写作的财富，而也是写作的难：倾诉什么？怎样倾诉？倾诉给谁听？谢女士是练过长篇小说的写手，她会观察，而且存着太多的细节，她会将细节悄悄连接这代人多到近乎错位的身份与记忆，然后，在她自己的种种故事背后，读者或许能在谢女士的个人经历之外，读到些别的什么。
那是什么呢？这可要读了之后，才能感知。
而女性下笔不免有啰唆之弊，爱写作的女性一朝出国，尤有说不完的话——往好了讲，便是笔调的细腻、度人的体贴、处事的认真。我不敢说读了此书的每一个字，但谢女士记性之好，兴致之高，我是宁可当中短篇小说读。如今我已到了读不进小说的年龄，反而是讲述真人真事的散文、随笔、记述——我不知该怎样定义谢女士的体裁，也不在乎她是用的什么体裁——能使我读下去，并在谢女士亲历的异国琐碎中，读到些别的什么。
那是什么呢？这也要读了之后，才能感知的。
我期待谢女士或者可以走回小说的创作。多年前，我曾给自己杂乱的记忆写过数十篇短稿，题曰“多余的素材”，意思是说，我没有使这些素材成为小说的本领。现在，谢女士的私人故事使我无端觉得，她有可能走近，以致，几几乎进入小说的门槛——譬如纽约江湖的镇江老板仍然惦记深埋故里的金子；譬如死于骨癌的“小曹”，早先曾经是怎样一个人；再譬如谢女士对我描述“文革”抄家时闯进家门的红卫兵同学中，有一位是如何的英俊……那是小说呀，谢女士！虽然起步已经嫌迟，但我辈今世所能亲历或目击的往事，想起来，写下去，是都可以当作小说看待的。
不记得是谁的话了：“小说，是前世的记忆。”真有所谓“前世”么？当我们这些活了两世的人写下亲历的种种故事，搁笔复读，常在当世与隔世之间，恍然迷失，将信而将疑。不晓得谢女士成稿之后，是否有同样的感慨。
2016年6月30日写在乌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