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传统文学价值论的质疑
长期以来，围绕着文学价值，文学界的探讨是在两种貌似对立的观点之间展开的：一种从文学的自身精神特性出发，强调文学的艺术审美价值；另一种是从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出发，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在正常的社会环境里，这种探讨属于一种学术性的争辩，由于探讨者角度不同，着重点也就不同。例如，德国文学社会学家汉斯—诺贝特·菲根就说过：“文学社会学把文学作品看作是社会现象，而不是艺术现象，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审美价值。”[1]而在非正常的社会环境里，在意识形态成为权力话语的时代，这种探讨往往就会转化为后者对前者的否定、批判，如我国的极左文艺路线统治时期。文学进入新时期以后，两种观点逐渐得到统一、融合、互补，文学既具有审美价值，又具有社会价值，问题似乎得到圆满的解决了。尽管在创作实践中，作家各自的追求不同，但至少在理论上，这种文学价值二元论被认为是对文学价值的科学、全面的阐述。
然而，社会的巨大变革，时代的快速发展，向理论提出了挑战。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改变了我们包括精神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个生活，当商品经济的冲击使文学处于困境，当相当一部分所谓“纯文学”被拒之于文化市场之外，作家痛心地发现“读者正在不守信用地离开”[2]，当有的作家甚至担心“下一个世纪文学会不会消亡”时，很自然地，人们对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也产生了怀疑。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在社会中实现的功能就是所谓的文学价值。因此，谈论文学价值，不可能离开社会的需求，读者的接受以及文学对于社会产生的作用、影响，而在文学自身封闭的圈子里孤立地进行（社会价值论者实际上强调的也是文学自身的思想教化功能）。当人们起劲地在为某些作品的审美价值或社会价值争辩时，这些作品本身却受到读者冷落，甚至无人问津，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而不被读者阅读、接受的文学又如何去实现其审美价值或社会价值呢？事实上，文学依靠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对于社会可能产生的作用、影响，随着文学的多元化，人们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社会对文学的冷落、读者的日益减少而越来越微弱了。文学的“社会轰动效应”早已失却，文学的文化功能正在被以电子文化为中心的其他多种文化所替代。曾经有人认为文学可以“干预生活”，可是纵观近些年来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发展，有多少是由于文学的干预呢？而社会生活中种种丑恶现象，又有多少是由于文学而被扫除或得到改善呢？曾经有人认为文学可以“干预灵魂”，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仅仅由于文学作品确立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观念、信仰、情操、性格以及生活行为方式呢？人们所忧虑的国民素质又有多少仅仅是由于文学而提高的呢？难怪福柯说：“我们的文化给予文学的位置是非常有限的。多少人阅读文学？它在总体的话语中占据多大的地盘？”[3]他认为是大学的研究机构和意识形态权力将文学的功能、作用神圣化了：“文学是通过选择、神圣化和制度的合法化的交互作用来发挥功能的，大学在此过程中既是操作者，又是接受者。”[4]联想到当前许多在意识形态和学院派批评话语中很有价值而在社会上却受到读者冷落的文学作品，不正是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吗？
“文学无用论”粉碎了这种对于文学价值的神圣化理解。早在上世纪20年代，周作人就认为“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宣称自己是无业“游民”，决定“把文学家的招牌收藏起来”。[5]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以文学来改造国人，造成新的国民性格，到30年代公开宣扬“文学无用论”，周作人对文学价值功能认识上的变化，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的“消沉”、“颓废”，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是严峻的社会现实粉碎了他的蔷薇色的文学梦，使他对文学在社会上的位置、功能、作用，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以前我还以为我有着‘自己的园地’，去年便觉得有点可疑，现在则明明白白的知道并没有这一片园地了。”[6]类似的感慨在郁达夫等现代作家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即使是视文学为“引导国民精神前行的灯火”的鲁迅，后来不也发出了“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的悲叹吗？又有谁还相信梁启超所说的“小说救国”呢？从意识形态需要出发，将文学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必然片面强调、夸大文学的社会价值，即思想教化功能，而一旦面对社会现实，发现这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理论上的虚设。从系统论来看，社会是一个大的活动系统。这个系统根据各行各业的性质、特点、功能，又分为许多子系统。从组成系统的根本内容来看，它们可分为物质系统和观念系统，文学即属于观念系统里的一个层次。从系统产生的功能和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看，系统之间、系统内部各层次之间，又有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分，决定社会发展的、构成社会活动基本内容的首先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其次才是上层建筑。而在上层建筑领域，起作用的首先是政治、法律、哲学、科学知识体系，然后才是文学艺术。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影响，归根结底是作用于人，通过人体现出来的。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必然受社会各系统的制约。他首先受制于社会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法律力量，还有具体生活环境、人与人关系等方面的制约，然后才是文学艺术的影响、作用。诚然，文学是作用于人的情感的、精神的，但人的情感、思想、性格、观念的形成、发展、变化，正是上述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文学只不过是其中一种因素、一种力量而已。这种因素、力量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对某些特定的接受对象，作用也许很大，但这对于文学与社会来说，都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文学完成非文学的任务，社会需要借助文学为自己开辟道路。在正常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在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里，就整个社会的活动系统和群体结构而言，文学的作用、功能、影响实在是很小的。——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清醒、科学、理性的认识，“文学无用论”在当下文学界重新获得某种程度的认同。这里所谓的“无用”是相对的，主要是针对前述的片面强调、夸大文学参与、改造、影响社会的功能而言，而不是否认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文学不具有社会价值，但却具有自我价值。这一点为文学的存在、作家为何创作提供了理论的依据：既然文学不能干预生活，不能对社会经济、政治产生作用、影响，无补于人心世道，作家之所以仍然坚持创作，主要是出于一种艺术的、审美的冲动，一种倾诉、表达自我的需要。用贾平凹的活来说：“写书于我，是作用于社会、作用于时代，也同时是为了我自己的受用！鸡有蛋在肚子里，你能不让它生下来吗？”[7]当代一些作家提出“守护文学”的口号，就分明体现了他们不以社会对文学需要、态度为转移的立场，这种立场甚至“拒绝读者”。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文化图书市场业已形成的今天，在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中，文学作品如果不能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不能获得出版者与读者的某种认同，又何以能够发表、出版、传播？“没有发表，也就不能说有文学。”[8]而不经过传播，文学的社会心理交际功能便无法实现，所谓文学的审美价值与作家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而如前所述，由于社会的变化发展，脱离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力与体制庇护的文学已无法再实现过去的所谓社会价值，那么，它凭借什么样的价值功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获得社会的承认，从而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重新确立自己应有的位置呢？换句话说，在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中，文学仅仅凭据其自身的审美价值能够在社会上存在吗？如果不能，其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呢？
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是关于文学的第三种价值——消费价值的理论。
二、从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看文学的消费价值
对文学的消费价值的认定，是从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考察文学的结果。以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范畴来考察文学，既是作为文学社会学的一种研究方式，也是由文学本身的社会经济属性所决定的。文学创作属于社会的非物质生产劳动，即精神生产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肯定的。在生产劳动中，不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虽然不把对象物化在物质上，然而其产品同样有使用价值，能满足社会需要，同样能被消费，如果用它作为商品交换，也同样有价值。[9]马克思说：“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10]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它的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不能单纯以消费来衡量，但是，作为一种投入社会的产品，在商品经济的社会现实关系中，其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只有通过文学消费才能证实、实现。因此，文学社会学言说文学，不仅仅是指涉具有抽象美学意义的文学自身，而是要面对处于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构成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作为某种社会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文学事实。对此，罗贝尔·埃斯卡皮如是说：
在了解作家的时候，下面这一点不能等闲视之：写作，在今天是一种经济体制范围内的职业，或者至少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活动，而经济体制对创作的影响是不能不论的。在理解作品的时候，下面一点也是要考虑的：书籍是一种工业品，由商业部门分配，因此，受到供求法则的支配。总而言之，必须看到文学无可争辩地是图书出版业的“生产”部门，而阅读则是图书出版业的“消费”部门。[11]
所以，罗贝尔·埃斯卡皮认为，文学社会学应当“将作家作为某种职业的人来研究，将文学作品当作交流方式来研究，将读者当作文化商品的消费者来研究”。[12]这样，主要由作家、作品与读者构成的，原先只属于文艺美学范畴的文学创作与欣赏的关系，便成为现实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作家成为生产者，作品成为产品与消费品，读者成为消费者。这一文学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学事实，揭示了文学不仅具有认识、情感教育、审美的价值与功能，同时还具有非审美意义的经济和消费价值、功能。具体来说，文学的消费价值的性质、特征、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文学创作主体方面来看，作家既是艺术审美创造者，又是劳动生产者，既创造使用价值，又创造价值。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文学的两重属性即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是由作家的文学生产劳动的两重性决定的。马克思认为：“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13]物质产品的生产劳动是这样，精神产品的生产劳动也是这样。文学生产者的具体劳动即创作生产出使用价值即文学作品的认识、审美、情感教育功能，文学生产者的抽象劳动，形成文学产品的价值，即消费价值。前者形成文学的本质属性，即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后者产生非本质属性，即商品属性。这表明了，作家的创作与生产物质商品一样，都花费了一定的劳动，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某种消费需要而生产，需要一定的生产环境、手段和物质保障，需要从生产中获取一定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以保证再生产，生产者不仅要考虑产品的使用价值，还要考虑产品的交换价值，即消费价值。尤其是“当历史上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过程时，生产的经济中枢就从作家移到印刷者，然后移到书商，最后稳定在出版商上”。[14]文化图书市场的价值与价格规律，包括与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体制相联系的作家机构、编制、出版发行体制、稿酬制度、作家收入来源以及文化设施、企业赞助、读者消费状况等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甚至制约着作家的生产劳动。其中最直接体现文学消费价值对作家文学生产影响的就是稿酬。对此，鲁湘元的《稿酬怎样搅动文坛》一书作了精辟的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