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其为“电视病”。一些学者对其表示忧虑：电视行将摧毁的大部分正是书本文化所造就的成果，人们在电视面前变得越来越懒，电视降低了人们的文化水准、艺术品位。美国学者大卫·库克说：“电视的危险不仅在于人们将少看读物，少上影院剧院（因为电视——这是更为方便、更为通俗、更为灵活多样的文化服务形式），同时还由于人们习惯于观看小屏幕上的演出，这就有可能削弱艺术鉴赏力，从而降低了文化应有的品格。”[73]文学界更有一些人预测、惊呼：电视文化将取代文学，新世纪将是印刷文化消亡，因而也是文学消亡的时代。
如德国作家弗利德里希·基特勒在《记录系统》一书中说道：“在未来以书的形式为主要存在形态的文学文化将彻底消失。文学将仅仅成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普通人将成为真正的‘文盲’，不会阅读和书写。未来教育的最主要目标也仅仅是让人学会电脑的使用技能而已。”[74]
果真如此吗？
一种事物如果已经失去存在的价值，其消亡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文学的功能与价值真的可以被新兴的电视文化所代替，如同收割机代替镰刀，纺织机代替纺车，那么，文学便会连同镰刀、纺车一道被送进历史博物馆，但文学不是工具，也不是商品，她的性质、功能、特征使其具有一种不可替代性。正是这种不可替代性，使文学在电视文化时代也许不能成为中心，但却保持永久的魅力。
诚然，电视艺术的直观性、娱乐性、趣味性、通俗性、感官享乐性远胜于文学，但正如《大趋势》的作者托夫勒所言：“电视能做到的许多事情书是没法做到的，反过来说也是这样。”文学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没有其他文化形态能像文学那样给予人那么多：美的体验，深邃的思想，情感的慰藉、补充、交流，想像的无限空间，有限对于无限的巨大超越，生活的启悟，哲理的思考，语言形象所创造的意境美，韵律节奏所创造的音乐美……观看电视艺术，也不能像阅读文学那样，使人变得深刻、丰富、充实、高尚、文明，更加人性化和富有人情味。看电视、录像，更多的是一种直观的享受、一种消遣、一种放松；而阅读文学，会使你进入一种境界、一种氛围，你的情感将得到宣泄、补偿、升华，你的灵魂将与对象展开对话，你会体悟到宇宙与人生最伟大的和最微妙的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你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精神主体性，充分感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你会充满再创造的激情和超越现实的巨大力量。而看电视、录像、卡拉Ok等纯粹娱乐享受性文化生活方式，则往往使人变得肤浅、懒惰、自我丧失、情感麻木，灵魂一片空白。当国人热衷电视、录像，冷淡文学，发明电视的西方人却对文学情有独钟。1988年，“美孚”南方公司总裁麦高乐先生来中国时热情洋溢地说：“我曾4次访问中国，每次来访，都加深了我对贵国丰富的文化和彬彬有礼的人民的了解，但是，中国仍有许多东西是难以从表面上理解到的。因为我不懂汉语，而且中国灿烂丰富的优秀文学的当代作品译本很少。而我需要的正是文学最能奉献的东西，即人生的微妙、人的情感和打动人们心弦的东西。”[75]麦高乐先生的话再次表明：文学所能奉献给人与社会的是其他任何文化形态所不能代替的，而标志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特征和所能达到的文明水准的文化形态也将首推文学。正是如此，从事几十年电视文化工作的著名电视主持人赵忠祥在他出版的《岁月随想》一书“后记”中如是说：“我一直认为，迄今为止在各种文化载体中，仍只有印刷文化，才是最正宗、最到位、最隽永的诸多形式中的上品。惟有读书高，当然也惟有写作高。”“电视是制造明星的工厂”（托夫勒语），但只有文学才能体现人的文化价值。近年来，以赵忠祥等为代表的“明星出书”现象就表明了这一点。明星出书固然有着各自的动机、目的、需求，而且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甚至粗制滥造，但就出书这件事本身来看，或多或少也体现了植根于人类悠久的文化和人性深处的“文学情结”。
这种强有力的“文学情结”，首先来源于文学创作本身。“文学，多么神圣和激动人心的字眼儿！我不相信你能找到任何一个领域、职业或者专业能像文学这样，既能尽力创造，又能诉说内心；既能有益于人，又使自己日趋美好；既能最大限度地摆脱干扰、束缚和限制，并满足自己的事业心、责任感，又能最大限度地以个人之力摧枯拉朽、赞美颂新了。”[76]正是文学创作具有如此的魅力，在不同的时代里，都有那么一群被称为作家的人们执著于语言艺术的写作，在他们身上有着一种C·荣格称之的“对于创作的残酷的激情”。文学创作之于他们，主要的不是一种谋生手段和职业，而是一种使命，一种信念，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一种精神家园的寄托。请听：“对我来说，写作就像呼吸一样，不呼吸我就活不成；同样，不写作我也活不下去。”（聂鲁达）“除了写作，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使我更加喜爱。”（马尔克斯）“我必须写作，我要是不写点东西，我就不能享受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旦写作变成你的主要毛病和极大快乐，那么只有死亡才能止住它。”（海明威）“不创作小说，我就不会快活，这些书人们不读，我是全然不顾的。有那么些不幸的人，若不是正在写作，或已经写完，或即将去写一部小说，就会觉得浑身不那么自在，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赛珍珠）[77]……对于具有类似“情结”的当代作家来说，在现代传媒发达的社会里，他们可能会改变自己某些写作手段和方式，比如用电脑写作，创作通俗文学，但决不会由于电视文化的冲击而停止写作。
这种强有力的“文学情结”还来源于人们对文学的崇敬、热爱、欣赏和迷恋。它来源于人类祖先对艺术的图腾，来源于现代人对物化生活的反抗，对感情补偿的需要，来源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对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托尔斯泰小说、《红楼梦》、唐诗、宋词的迷恋。时代不同了，社会发生了巨变，但科学技术与商品经济并不能改变或代替一切，我们现时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非人人只要衣食不愁、袋中有钱，看看电视、唱唱卡拉OK便感到心满意足。生活本身与人的精神情感世界仍有许多追求需要文学延续，许多缺陷、空白需要文学弥补。只要人与社会是走向全面进步、发展，文学就不会被进步、发展了的人与社会所抛弃。至少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文学仍然是他们寄托灵魂的精神家园，阅读文学仍然是他们人生最主要的精神生活方式之一，文学家仍然是他们心中的偶像。
而只要有人写，有人读，文学便会永远存在，文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便是电视文化所无法替代的。电视，作为一种现代传播媒体，只是改变了文学的传播方式，而不可能取代文学本身。当然，在电视文化中心时代，文学无意也无力去与电视争雄。事实上，两者的关系不仅仅是互相对立、排挤的，还有互补、融合的一面，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探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