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传媒发达的社会。
在《未来之路》一书中，比尔·盖茨这样写道：“宣称信息将界定未来，这使我想起了1967年的电影《毕业生》中的著名舞会场面。一个商人硬拉住本杰明（达斯廷·霍夫曼主演这位大学毕业生），并主动赠送他只有一个词的职业忠告：‘塑料’。我不知道几十年后，如果重写这场戏，这个商人的建议是否会变成这样：‘就一个词儿，本杰明，“信息”。’”[66]
这就是“信息时代”的开始，而其又是以大众传媒的发达为前提的。现代的传播方式、多样的传播途径、快捷的传播速度、广泛的传播层面，导致信息密集、知识爆炸，一切充满了新奇，又是那样的短暂。打开报纸、电视、因特网，各种各样的新事件、新消息、新人物、新观点、新产品……扑面而来，各种各样的动态、时尚、热点包围着我们，塑造着我们的思想，调整着我们的感情，指导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着我们的人生道路。只要我们无法超越现实，我们就无法拒绝接受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大众传媒正如弗罗姆所形容的是现代社会的“匿名权威”，以其君临一切的姿态和无所不在的方式影响甚至控制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
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消费现象，同样被纳入大众传媒视野之内，因此同样受其影响而改变自身；但作为本体的文学的性质、特征又在努力排斥、拒绝这种影响，由此构成了社会转型期文学消费与大众传媒对立统一的复杂关系。
一、大众消费文化与文学的新闻化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说：“媒体会改变一切。不管你是否愿意，它会消灭一种文化，引进另一种文化。”当代社会大众传媒的发达直接导致了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文化。
室内电视剧、综艺电视节目、MTV、摇滚乐、广告装潢设计、时装模特表演、娱乐休闲类杂志、报纸周末副刊、纪实文学、影视明星自传、武侠言情小说、生活随笔、文化散文、网上文学、卡通、波普绘画、由书商举办的“读书沙龙”、“电视知识分子”的访谈录……这一以电子文化为中心、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由官方、商家、传媒、文化人与大众共同建构的大众文化，成为我们今日无所逃逸的文化存在，从根本上改写了社会的文化精神特征与人们的生活面貌。它是一个巨大的网络，用全新的话语、全新的时尚和文化生活方式将人们一网打尽，人们的生活空间和心灵空间被大众文化的符码填满，仿佛是在一个集体仪式咒语的驱使下，人们身不由己地加入了大众文化的合唱；它是一个温馨的乌托邦，编织着现代社会的种种神话，作出满足人们消费享乐欲望的种种许诺，抚慰着现代人残缺的情感，掩盖、粉饰着畸形化的社会与人生的痛苦。它是一堆碎片，一堆文化的、艺术的、情感的、生活的、信息的碎片，被大众文化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们拼凑着、复制着、包装着、传播着，在迅速地闪光之后，立即被置于文化的瓦砾之中；它又是一个巨大的容器，一个官方与大众、政治与经济、物质与精神、商业与艺术、东方与西方、生产与消费、精英与平民、公共空间与私人生活、需要与欲望、历史与时尚、雅与俗、传统与现代巧妙组合的整体，充分显示了大众文化多元、庞杂、折衷、模糊的特征，——而制造这一文化奇迹的就是大众传媒这只“看得见的手”。
这从文学与新闻传媒的关系中就可以见出。
大众文化不仅仅是文学，但如上所述，当代文学已构成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理论家们习惯于从理论上将当代文学划分为严雅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两大块，但是事实上它们都已被纳入或主动融入大众文化的总体格局中，这从近年来以通俗小说、文化散文、生活随笔等为主体的“畅销书”就可见出。而在文学走向融入大众消费文化的过程中，传媒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直接标志就是文学的新闻化，具体表现为：
文学越来越注重借助媒体宣传、传播、推销自身。在新闻传媒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里，没有哪一种文化的传播不依赖新闻媒体，文学也是如此。尤其是文学要走向市场、走向大众，要赢得更多的读者，在文化市场、图书市场业已形成的今日，不借助媒体的力量简直是不可能的。“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不仅对于商品的流通已经过时，就是对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文学作品的传播也已落后。“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于是，我们看到：文学界通过制造一个个事件、官司、纠葛、风波、内幕，而向新闻界频送秋波，发布信息，力图成为新闻传媒热点，引起社会关注。作家通过频频接受采访、在电视上亮相、签名售书、向新闻界发表讲话、出席各种被媒体报道的集会等方式，使自己成为“新闻人物”、“公众人物”、“电视知识分子”。文学作品从选题酝酿、内容构思到发表、出版，各个阶段都有新闻传媒的参与。一位作家，特别是知名作家，他（她）的新作甚至还只是在计划之中，便被传媒作为信息公之于众，而许多已经发表、出版的作品正是在传媒沸沸扬扬的炒作中引起众多读者注意，甚至成为“畅销书”，由此而走向大众文化市场。总而言之，文学在从社会中心走向边缘，日益被大众所冷落的今日，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新闻传媒。
文学要宣传、传播、推销自己，除了直接借助新闻传媒外，另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新闻式的评论，由此导致文学评论的新闻化。新闻式的文学评论与文学意义上的评论在出发点、评论对象、评论方式、效果上都大相径庭。它不是对文学作品的审美鉴赏和价值判断，而是为了宣传、介绍作品；它关注的是那些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不一定高，但具有新闻效应，能引起公众注意的作家作品，如对所谓“另类作家”的评论和“酷评”；它的评论方式可以概括：（一）论题大都涉及当前文学领域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包括引起争议的、敏感的人和事；（二）论题的时效性很强，其迅捷的程度，有的简直可以和新闻本身媲美；（三）这些文章在写法上、文风上也具有新闻的某些特点，大多篇幅短小，开门见山，线索清楚，语言晓畅平实，绝少学者评论那种高头讲章式的引经据典、铺张修饰、夸夸其谈，自然也少了文学意义上的评论的文采和内涵。这样具有新闻性的文学评论大多直接产生于新闻界的编辑、记者之手，其既具有新闻的宣传效应，又比新闻报道宣传多了几分“权威性”、“专业性”，因此，在宣传、传播、推销文学方面发挥了走向大众的独特的作用。事实上，近年来新闻传媒对文学界一些作家作品的“炒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这种新闻性的文学评论来完成的。
还有一种出自“职业批评家”之手的，多发表在报纸上或网络上，发挥媒体“短平快”宣传效应的文学评论，实际上是一种软性的新闻式的评论。对此，笔者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职业评论家的尴尬》的短文，现抄录于下：
只要打开时下各种与文学评论有关的报刊，你就会发现：评论文章虽然众多，作者却都是你已经熟悉的那些人。几乎每一篇（部）著名和不著名的作家新作问世，都能第一时间在报刊上看到他们写的评论，或听到他们在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有的甚至同时在几家报刊上发表评论和参加多场讨论会，而且他们评论、讨论的大多是动辄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他们大多供职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省文联、省作协等专职机构，以及高等学校中一些已进入所谓文联、作协“圈子”的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教师。撰写各种当代文学评论，及时推介作品，已成为他们的一种日常工作，而文学体制内的各种报刊和各种研讨会又为他们的评论发表与交流提供了充裕的条件，所以他们才写（说）得这样多、这样快。我听到一位当今十分活跃的评论家亲口对我说：他平均三天要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周要写一篇评论。这些人就是我所说的“职业评论家”。
我在敬佩“职业评论家”们的敬业精神以及他们旺盛的精力和倚马可待的才气的同时，也不免存在困惑。作为同是文学评论道中人，笔者虽然不才，但毕竟也甘苦自知了几十年。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评论一部作品，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在一般的文学阅读欣赏中对某部作品情有所钟，有所发现，产生评论的冲动和意向；然后带着这种意向再去仔细地、有目的地去解读作品，并结合阅读有关理论文章或著作，进入到评论酝酿、构思阶段；最后开始动笔，进入到评论写作阶段。写好以后，还要修改一番。如此一来，就算你别的什么事情也不做，写一篇数千字的关于长篇小说的评论，至少也要个十天半月，更何况那种对作品的情有独钟和评论冲动并不是随时都能发生的。故此，我虽然也是研究当代文学的高校教师，虽然平时主要也在阅读当代文学作品，但一年至多也只能写个四五篇评论文章。与职业评论家们相比，我的确自叹弗如，甘拜下风，最多只能算个“业余评论家”。
不过，我倒乐于当个“业余评论家”。因为，在我看来，文学阅读的乐趣首先就在于它是一种无目的、无功利的，根据个人旨趣、爱好自由选择对象的“我要读”的活动，而不是“要我读”。在被各种泡沫信息和文化垃圾包围的今天，当一个“业余评论家”，可以果断地拒绝各种垃圾，从容地选择那些最符合自己旨趣的，与自己本性契合的，心灵能产生共鸣的作品来阅读。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描写了一个叫永泽的法学院大学生，原则上他只读那些作者死后满三十年以上的作品。我辈固然做不到如此，但也正因为是“业余评论家”，所以可以在“其中至少有不下于一半的所谓长篇是地地道道的垃圾”（吴义勤语）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沙里淘金，从容地选择那些真正优秀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都为上乘的作品作为阅读欣赏对象，在阅读欣赏中自然地产生评论的冲动和意向。然而，职业评论家却很少有这种对阅读欣赏对象选择的自由和从容。他们是为评论写作而阅读，而且这种评论写作又大多是与工作安排、文化（商业？）宣传需要、人情关系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有任务的、赶时间的，是被指派的。那些指定评论的对象，其中可能有一些好作品，但大量的在我看来是平庸的甚至糟糕的作品，但是他们无法拒绝，必须硬着头皮读下去。职业评论家的阅读对象始终处于“被选择”状态。文学阅读欣赏本来是一件审美愉悦的事，是一种精神情感的寄托和慰藉，是一个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有所惊喜，有所发现，情动于中，探幽访胜的过程。然而，对职业评论家来说，被选择的阅读对象本身已经很难使他们产生这一切体验，更何况那种“三天读一部长篇小说”跑马式的、赶任务式的阅读，即使面对的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使阅读的美感快感丧失殆尽，他们感觉的恐怕只是累和厌倦。而作为一个“业余评论家”，却可以悠然地、尽兴地流连忘返于文学的美与超验中。
问题的关键显然还不在这里。从表面上来看，是当一个职业评论家还是业余评论家，那主要是个人的事，既包括个人职业的规定性，也包括个人的价值追求。凡事有所得必有所失，鱼和熊掌不可兼，既要获得职业的报酬，就很难有业余的从容和乐趣。但是，文学评论发表面世，作为向社会的作品推介、宣传，作为对读者的阅读引领和指导，就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一旦如此，不难发现，职业评论弊端大矣。首先，文学评论担负着向社会和读者推荐好作品、引领阅读趋势的任务，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代替读者挑选好作品，这在文化垃圾成堆，读者时间有限的今天，尤其重要。吴亮二十多年前就提出，批评是一种选择。而如前所述，职业评论很难做到这一点。许多作品他们自己都是处于种种人情关系和商业利益，为了写评论硬着头皮看下去的，却信誓旦旦地地向读者推荐，这不是有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之道吗？难怪有的读者在读了他们的评论后去阅读某部作品，阅读后大呼“上当”。其次，文学评论要真正地担负帮助读者阅读、破解、欣赏作品，提升读者审美水准的功能，评论者首先必须对作品认真细读，深入钻研，在个人真实感受、体验基础上，运用一定的理论，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挖掘出作品中那些一般读者难以觉察的价值和缺陷。如前所述，这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更从容的心态，这一点，职业评论家更是做不到。“三天看一部长篇小说，一周写一篇评论”式评论，只能是赶任务式的、完成指标式的、应付式的、交账式的评论，只能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大而化之的评论，甚至是媒体宣传、商业广告式的评论。由此看来，当前的文学评论之所以对文学创作和阅读欣赏都难以起到真正推动作用，作家和读者之所以对文学评论都不满意，职业评论的泛滥难辞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