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是一个与奖项有着各种亲密关系的名字。香港、台湾文学奖项先后开花后，在内地终于结出果实。这果实暂时未必是如港台那种奖项的果实，但在一系列出版、热议的劲风鼓吹之下，占据各大奖项应该也是早晚的事吧。
作为内地出发、港台发迹的作家，葛亮这种“出口转内销”的身份受到欢迎，与进行时中的港台作家备受关注和赞美的局面是一致的，内地人包括出版商和读者，特别容易对这种操持汉语写作从“异域”而来的作家发出啧啧称羡，大家总以为我们的制度或者某个历史时期会扼杀天才作家，而其他地区则会完整地将华语文学里优质的血脉保存下来，期待有一天再次重现天上掉下个张爱玲、唐德刚。这种对海外华人作家的挖掘和欣赏是这些年来华语文学表现出来的特征之一，也是出版商市场营销上的一道主打品种，但事实是，这种期待接近妄想。这世上的困境有无数种，并非都是环境造人，真正天赋异禀之人自然也会突破环境和时代的束缚。从董桥、梁文道、张大春等原本二三流的文人作家受到超乎寻常的热捧就能看出来，内地人的自卑深深地藏在骨子里，然后会将情感寄托在与自己存在一定距离的人物之上。对葛亮这种“出去”再“归来”的作家，我们不可否认地存在着一种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惯性，如果将之横向对比，与之并肩甚至远远超越其才华的作家大有人在，可得到葛亮今天之被重视的待遇，却很难找到第二个，此时，我们只能同样依靠惯性地说葛亮的运气实在太好了。
综观葛亮近些年的经历，他是在香港、台湾获奖后，才开始在内地发表小说的。从2004年获得第三十一届“香港青年文学奖”之后的次年开始，在《收获》、《芙蓉》、《天涯》等内地文学期刊上全面开花。以2008年为最，除了继续在期刊上发表作品外，光是《阿霞》一篇就入选至少四种“年度小说选”。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罗列一名作者的获奖与作品经历呢，这与我们历史已久的“文学制度”有关。从时间上来看不难发现，内地的文学期刊没有散发发现文学新人的功能，只是起到了鼓吹、帮衬的作用。我们不妨在评介葛亮两部短篇小说集前先理清一下文学期刊所演绎出来的“文学制度”。暂且假定葛亮名下的作品都是好的，他是一位不错的作家，那么我们的文学期刊所做的也只是“追捧”、锦上添花。作为文学期刊当然可以光顾那些已知的、好的、著名的作家，但唯此是从就显得不够敬业了。事实是，我们的文学期刊长期在做的正是这样的勾当，“追捧”是某种意义上的安全；那如果葛亮并不是一位多么出色甚至连及格才刚刚勉强的作家，这么多应该以“眼光”见长的文学期刊相继推出其作品，除了将之看成是一种起哄行为，我们当然还可以视为文学审美的丧失和职业道德的沦落。
那葛亮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作家呢？他的品质几何？不妨先从让诸多评论家、作家“大惊失色”惊为神作的《阿霞》说起。对《阿霞》的评论太多，此处只抄一个《七声》“推荐序”里韩少功的——“这个作品对一般政治和道德立场的超越性在于，它昭示了一个人对艺术的忠诚，对任何生命律动的尊崇和敬畏，对观察、描写以及小说美学的忘我投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这个时代感觉僵死症的疗治者之一。”超越性、昭示、尊崇、忘我、疗治者等空洞而浩大的词汇的连续使用，称之为“大惊失色”已经是打了折扣的吧。《阿霞》是“我”假期里长辈安排社会实践期间接触到的一个打工妹，脑子不灵光，但人性善良，对于刚接触社会的“我”来说，从形式到心灵产生了震动。围绕着“阿霞”的经历，坚强、苦难、美丽等关键词呼之欲出。这样的故事没有任何问题，我反感或者说觉得小说出问题的是，整篇下来作者那副公子哥时时都要充满怜悯的语气。本质上，人类是同等的，你出身好、处境佳，这些并不是你可以凌驾于人获得怜悯别人权利的理由。如果一个人偏要这么做，我只能理解成这是一种典范的庸俗、一种廉价而轻薄的滥情。滥用同情，是如今各种媒体上常见的语气和句式，大大方方表现在微博等新型媒体上的滥情更是常见，可是你知道，瞬间的同情心其实并未触动释放滥情者的心灵，那只是随手并轻浮的感情发泄。葛亮所洋溢出来的公子哥语气，在同情之时也会泄露自己原本“高人一等”的秘密。
如果一篇沾上点底层生活状态的小说，就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冠上“底层文学”，那么还有什么比这种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意淫更恶心的呢？“这个群体浮现出了它低俗的实质，这是我所陌生的，却似乎并无困难地接受了它。”“我”的划类区分做得很到家，“我”同情你但并非要与你站在一起，甚至“我”还会以站在一起为耻。“我”对底层始终都是观察、观望，至多是评估一下这段生活对“我”的社会实践能起到多大实践作用，并非是要对底层做什么，所谓动容也是短暂而廉价的情感。“我”拉“阿霞”看电影，“我是个很少冲动的人，然而冲动起来，也很少考虑后果。我拉着阿霞走出门去，甚至忘记和同事调班。”这种少爷与丫鬟特定时期里短暂的暧昧，最大的作用就是令前者长大了，通过冲动这种一次次的无伤大雅的行为上的冒犯，进而令自己在人生道路上多上了一课。如果剔除掉我对作者这种滥情和居高临下的天然“成见”，《阿霞》也不至于多糟糕，删删减减也应该是一篇及格的中学生作文，可以题为“记一个朋友”。
回过头再来看为这篇小说惊声尖叫的行为我们该做出怎样的理解呢，是没见过世面呢，还是对出版商的一次“绑架”之后的刻意反讽呢？
估计葛亮是下了决心要写“小人物”的，但作品里流露出来的是作者极其庸俗和虚妄的态度。另外《洪才》一篇里，因为同学太“野”，母亲反对他们来往，随后一直对“我”很好的这位同学的奶奶来到家中，用一种离奇的责任感对母亲说：“你和爸爸工作很忙，你要放心，交给我带，要是带成野孩子，你就开罪我。”不说现实中难以遇到这种心地善良又喜欢多管闲事的人，就说作者安排的这种毫无技术的大团圆情节，就已经在写作这件事上摆出了十足的庸俗腔。“欲扬先抑”这是中学生作文的常用手段。当美好易如反掌和逻辑如孩童般直截了当时，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这一切形如虚设，都是作者的生搬硬套。如果不是让你任意想象，这般大团圆的美好会诞生吗？至少它与生活的内在逻辑没有让读者发现。
读小说，试着从中找到蛛丝马迹的线索，这线索是连接故事情节与小说作者之间的某种关系。但凡这线索不存在或者是在发现不到时，我们便可能武断地觉得——这小说不真实。所谓“不真实”当然包含着对作者的极度不信任，称其靠臆想、揣度、猜测来推动叙事，或者靠着没有根基浮在水面上的情节展开叙事，等等，都是即时所下的结论。其实说到底，这种线索是否彰显得足够明显、作者笔下的“真实”是否足够充分，并不是跟所谓的亲身经历有关的东西，那么多华语作家曾经最爱的词儿——“体验生活”，不也多少都成了笑柄吗。这层“真实”应该是叙事才华和想象力。当我读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那些显而易见的骗人把戏时，会跟着走，会跟着作者一起神思游荡，因为那些即便脱离了唯物主义的情节在某种情境下却都是充满了可怕的可信度的。
所以在读到葛亮的某篇小说时，见到大段的人物小传时，我也跟着作者一样进入不信任段落——你强调的，也许恰恰是你心虚的。这种不信任正是因为没有见到情节与作者之间的那条线索。当然这种“不见”也有可能是读者的蠢钝。如果抛开我自己的这层先天不可抗拒的蠢钝原因，那么作者流露出来的对笔下人物的不自信，当然可以作为我们找不到线索的又一条证据。葛亮的另外一部短篇小说集《德律风》中的《离岛》、《退潮》均表现出这样的不可信性。《离岛》记录一个少年成长、陨落的荒诞故事，七年成长，绕不过去的尴尬，但尴尬人生是否是人之生命毁灭的绝对推动力？我以为作者没有写出这里面的内在逻辑。如果仅仅是一种面对个体生命自言自语式的抒情，大可不必用一篇小说来完成。小说家在这里的所有笔墨无非应该是为了告诉读者生命如何脆弱、际遇如何糟糕、世界如何荒诞，用故事让人以体味……但显然葛亮只找到了一个故事的外壳，而没有用货真价实、逻辑精美的硬料填充进去。
不知道头顶“当代最具大师潜力的年轻小说家”封号的葛亮会不会很累，至少有时你也能看出他的努力，臆想地猜测一下，他一定读了很多“大师”的作品，为自己的封号时刻准备着。在《泥人尹》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晚上，女人大出血。妇产科的实习医生慌了神。问起主任医生，在牛棚里。抢救到半夜。”余华或者张艺谋若是看到会不会笑了呢？说句好为人师的话，与其这么在情节上学华语作家，还不如像张大春那样干脆在句子上向马尔克斯那种级别的作家“致敬”。在这篇小说的作者与小人物“对话”中，还表现出来粗鄙的表情，如果人有人格、字有字格的话，只能说这样玩弄笔下人物的做法，作者的字格不高。
葛亮作为一个对文字本身很有功底的作家，也常有精彩描写。正如我们对港台作家的一贯印象，他们更好地继承了传统里汉语的美和诗意。比如《安的故事》里，“……还长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可是，由于她在安跟前长期像个忍气吞声的小媳妇，大眼睛就总是有些黯然”。这样写，是很美，但终归是花拳绣腿。因为在这一篇里，作者使足了力气又是拿出一篇庸俗的故事。并非生搬硬套，但一切放在一起便轻浮无比。情感不好说廉价，但经过作者叙事的结果，却是产生了无数可见不可见的陈词滥调。作者身上的所谓的汉语之美和语感细腻在此处，倒像是一位手持精美汤勺刀叉的园丁在野草丛生的田野里奋力劳作。
《七声》这部短篇小说集，小人物串联起来的众生态小说，章章独立，又篇篇之间有着类似的精神指向（即大城市里的小人物不可挽回式的悲剧命运），不用说，读者会想到《米格尔大街》之类的小镇图景小说。但这只是形式上的趋同，而非精神内涵上的相似。葛亮对以小人物为主体的小说有着一股“奇异”的表情，忽而高高在上，忽而摆出融入其中的架势（这也可以从他执意要站在反对“小人物”的对立面上看出来），但终究还是与笔下人物保持了以十万八千里不可逾越的距离。作者一面善意亲近，又一面决意要与自己笔下人物撇清关系，这种事就比较奇怪。当然，这是善意的说法，不那么善意的说法就是，用一个你在意但非认同的人物来显摆自己牛×的写作态度，见证的是轻浮的骄傲和莫须有的才华。
最后应该负责任地多说一句，葛亮也许没那么糟，换句话说，他的糟糕是建立在过于猛烈的吹捧基础之上的。那么多人愿意在吹捧“当代最具大师潜力的年轻小说家”事件上填上自己的名字，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事情——大家的审美真的有这么大的区别和伸缩度吗？说葛亮没有那么糟、不至于多差，是建立在这个整体堕落已久的华语文学的基础之上的，他是于“文学弱时代”里的一个不能拯救时代的普通人，他的凡庸并不比你我更加严重，他只是如此一盘已注定沦为败局的大棋中的一粒微不足道的棋子，本质上的过客而已。（原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6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