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链接】
嘉靖年间，倭寇蜂起，大股流寇侵犯安徽地界。当时各地纷纷筑城御倭时，歙县却不做任何防备。鉴于此，许谷拜谒守令，提出13条建议，其中有应急三策：一、筑歙城；二、置监司；三、练材官。这3条建议确是抗倭寇、保家乡的当务之急。然而“守令心壮之”，却不予采纳。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潜入歙县界内，守令惊慌失措。竟然下令“亟夷版屋，毋延火攻”，要求百姓一把火烧掉家园，然后撤退。许谷和众百姓坚决反对，他自告奋勇要求坚守城门。
这时，守令丢下战败的官兵，携带老母亲狼狈不堪地逃到城门下，让许谷等人放他们进城。许谷闭门不让，说战事危殆，虽君命亦有所不受。守令急得捶胸顿足。许谷质问他：“当初不肯修筑护城的工事，事到如今，有多少民众的母亲无处逃生？早先修筑好抵御工事，也不至于现在带着老母亲一起逃命。”守令羞愧难当，答应进城后筑城，许谷于是开门让他们进来。
许谷率领民众守城，倭寇久攻不下，只好撤退。守令全权委托许谷主持修筑防御工事。修筑完毕后，严阵以待倭寇来犯。倭寇自知无法得逞，只得败逃。
在守歙期间，许谷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最终击退了倭寇。人们都说：“城议兴，始谷策，终谷功也。”
【延伸阅读】
徽商与粤商和晋商不同，徽商“出仕”情结很重。民间有个说法，一流的徽商做官，二三流才做生意。根据统计，清代乾嘉70年徽商当中总共有260多人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相比之下，晋商就只有20多人，而粤商就更少了。徽商的兴趣和志向在于读书做官成名、光宗耀祖，而晋商和粤商的兴趣是单一的，主要在于商场，而不在读书做官。因此，徽商历来都十分重视培养后代考取功名，而有功名之人则不愿经商。这与当时社会的体制有关，也与徽州的社会习俗和文化教育有关。在徽商的子孙中形成了读书、做官、经商“三位一体”的局面，仅黟县西递村胡氏一族，明清以来实授官职者就有115人，贡生、廪生、监生多至近300人。徽商依靠读书为中心，或由儒入商，或由商入儒，或由儒而官，或由商而官，或亦商亦儒，商、儒、官互济，可进可退，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商帮。
【原文】
古人云：“非关因果方为善，不为科名始读书。”吾家世明经，苟不能上承家学，虽得科名不贵也。
【译注】
“非关因果方为善；不计科名始读书。”为清梁章钜之父资政公（梁赞图）所书。明经：汉朝出现之选举官员的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至宋神宗时期废除。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它为儒生进入仕途提供了渠道。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谓之“进士”，以经义取士谓之“明经”。到明清，明经便作为贡生的别称。清代贡生别称“明经”。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苟：如果，假使。家学：包括以血缘家庭为单位的全部文化、技能及价值体系。
古人说：“非关因果方为善，不为科名始读书。”我们家贡生出生，如果不能师承家学，秉持这种不计功名的信念，即使考取功名也不值得崇尚。
清代黟县胡际瑶平生以不读书习儒为终身遗憾。他有三子，业商有成后，就命长子和三子习儒，令次子随他习商。这是他告诫儿子们的话。
辑自同治《黟县三志》卷15《艺文·人物·胡君春帆传》。
【感悟】
人们常说“善有善报”，但是为善应该是出于善念不图报偿的自觉举动。做学问与做善事的道理是相通的，不能掺杂功利性。古代读书人多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始终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修养身心成为君子作为学习的动机，而不是单纯地为入仕做官而读书。
【故事链接】
一次，胡雪岩到苏州办事，拿着阜康银票临时到永兴盛钱庄兑换20个元宝急用，谁知这家钱庄不仅不给他及时兑换，还平白无故地指责他手里的阜康银票没有信用。胡雪岩在这家钱庄无端受气，自然想狠狠整它一下。
胡雪岩完全有这样的机会，他发现永兴盛在经营上有问题。永兴盛钱庄贪图重利，它虽然只有10万银子的本钱，可是却放出20多万的银票，这导致它在经营上存在很大的隐患。浙江与江苏有公款往来，胡雪岩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影响，将海运局分摊的公款、湖州联防的军需款项、浙江解缴江苏的协饷等几笔款子合起来，换成永兴盛的银票，直接交江苏藩司和粮台，由官府直接找永兴盛兑现，这样一来，永兴盛不倒也得倒了，而且一点痕迹都不留。
不过，胡雪岩最终还是决定放了永兴盛一马，没有去实施他的报复计划。他之所以放弃报复，主要有两个考虑：一个考虑是这一手实在过于决绝，一招既出，永兴盛绝对没有一点生路；另一个考虑则是这样做很可能只是徒然搞垮永兴盛，自己却劳而无功。这样一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胡雪岩也不愿意做。
胡雪岩下不得手，足见他所说的“将来总有见面的日子，要留下余地，为人不可太绝”，并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确确实实是这样去做的。
【延伸阅读】
明清徽州商人，有文化素养，有经济基础。他们能够认识到文化资源的价值，能够自觉用文化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品位和素养。在对待子弟门人方面，他们的文化意识更为强烈。在徽商看来，无论是儒是贾，学问都是不能够废弃的。黟县名医李声远，其家世代业商百年有余，他秉承先业昌明所学为义务终竟，名噪一时，尝训子培芳云：“医之精义尽在书，不达书理而欲成名医未之有也。”其子培芳于是发愤力学。黟县胡在乾教其子说：“读书非徒以取科名，当知作人为本。”这些文化观念无论对自身发展还是对后人的培养，无疑起了极其积极的作用。更为可贵的是，不少徽商开始自觉地对后辈进行实学（如数学、医学、天文、地理等）教育，这些都有利于多方面人才的培养，在理学教育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些教育无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原文】
丈夫生而志四方，若终其身为田舍翁，将何日出人头地耶！
【译注】
志：志向。田舍翁：年老的庄稼汉。出人头地：高人一等。形容德才超众或成就突出。
男子汉大丈夫生就应当志在四方，如果一辈子只甘心做个庄稼汉，那什么时候才能出人头地呢！
清初歙县程胜恩祖上终日辛勤耕作，省吃俭用。一次，遇上连年灾荒，家里一贫如洗。程胜恩发此感言，决定弃农就商。
辑自歙县《褒嘉里程氏世谱·歙邑恒之程公传赞》。
【感悟】
从平凡到平庸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要心中懈怠，就滑向了平庸的边缘。人的能力有高低差别，平凡的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人尽其才，发挥自己的才能，人生价值一样可以得到体现。而平庸的人，没有远大志向，整日碌碌无为，毫无主动精神，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工作马马虎虎、懒懒散散，让青春美好的时光在蹉跎岁月中流过，在消极等待和徘徊观望中失去了很多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
【故事链接】
李嘉诚早年跟随父亲逃亡到香港。14岁那年，父亲病倒了，李嘉诚作为长子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被迫辍学后，李嘉诚进了一间茶楼做事。一年后，他进入舅舅的钟表公司。几年后，又跑到一家很小的五金公司当推销员，不久再次跳槽到一家塑料制品公司。频繁的跳槽完全是出于生活所迫。
李嘉诚没有安全感，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压力和无奈。一无所有的他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他认为，一个人只有依靠自己，具备相当的实力，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种自立精神，为他日后创立自己的商业帝国发挥了关键作用。和许多创业者的经历类似，李嘉诚的从商动力首先来自于现实的生活压力。因为贫困，所以渴望财富；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希望做生意改变命运。这种纯粹的想法，让他从一开始就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而不是依附于他人。
有了自己创业的志向，李嘉诚就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从商的知识，积累从商的经验。无论是与人打交道，还是学习书本知识，李嘉诚横下一条心，把心中远大的理想化为实际的行动，一步步接近成功。
后来，谈到自己从商的经历，李嘉诚深有感触地说：“创业之初，你是否有资金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有梦想，并且不会轻易改变这种创业的信念，它是你迎战艰难、屡败屡战的精神动力。而后在实践中学习知识、总结经验，并把这种热情持续下去，离成功就不远了。”
【延伸阅读】
徽州地处安徽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抱，层峦叠嶂，河流交叉，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这里根本不宜耕种，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大批中原人口迁入，使地少人多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徽州人意识到：“上天关闭了农耕之门，却打开了经商的大门。”
徽州并非没有优势。这里水上交通极为便利，境内有新安江直通杭州，徽州的茶叶、木材、山货、野味和土特产品也极为丰富。聪明的徽州人很快发现了一条商业规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导致了中国各省的物产是此歉彼丰，各省的物价也是此贵彼贱。根据这一规律，徽州人作出了“从事长途贩运”的经营定位。他们把苏浙的棉布、丝绸和徽州的茶叶、竹木运销到四面八方，又把长江中上游的木材、粮食运至长江下游销售，还利用运河航道，把北方的棉花、大豆运至江南，再把江南的特产运往北方。徽商崛起的初期，他们就是在这种从东到西、由南至北大规模的双向商品交流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徽州人经商，一般先是经营本地出产的茶叶、木材和文房四宝，而后贩卖外地的粮食、棉布、丝绸、瓷器等，再往后是“奇货无所不居”，也就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原文】
大丈夫即不扬镳皇路，一展生平之志，胡郁郁久居田舍为？
【译注】
扬镳：提起马嚼子驱马奔跑，比喻显扬才华。皇路：君道，国运，比喻仕途。生平：人的整个生活过程或者是有生以来的意思。胡：通“何”，文言疑问词，为什么，何故。郁郁：郁闷，不高兴。
男子汉大丈夫如果不能显扬才华跻身仕途，实现平生的远大抱负，还神情颓丧地守在乡间蹉跎岁月干什么？
清代婺源洪友云年轻时在家辛勤耕种，过着贫穷的生活。后来他发此感慨，并外出经商。不几年，家境开始宽裕。
辑自婺源《碴煌洪氏统宗谱》卷59《福溪雅轩先生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