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视野里的风景之三
忙碌的作家们不可能每所大学都去亮相，他们只能有选择地去，我敢说，北大是他们的首选之地。
许多高校（尤其是外地高校）有兴趣“瞻仰”文学界名人的学子们恐怕不会有这么多机会吧。我觉得自己应该留心，把见闻写下来，就像电视转播一样，通过《大学生》这个“电视台”，把作家们在北大的活动转播开去，那样或许就能看到更多人放光的眼神。
1993年5月4日，是北大95周年校庆日，中文系也举办了庆祝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邀请了几位系友作家来校畅谈创作体会。
汪曾祺
5月10日晚7点，应邀而来的老作家出现在会议室门口。中文系主任、现代诗研究专家孙玉石教授与汪老手拉手，在众人的掌声里，像兄弟一样步入会场。
老作家汪曾祺七十三岁了，作品以中篇小说《大淖纪事》、《受戒》最为著名。1939年到1943年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算来该是抗战时期的北大人。
“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汪老开始说这个话题，“我有一个特点：上课不做笔记，愿意看什么就看什么，不愿意看就不看。搞理论的必须系统地学习，当作家不一定要按部就班。”汪老顿了一会儿，“看和自己的气质接近的作家的作品比较容易形成自己的风格。”他说到自己，“《离骚》伟大，但我读《九歌》。”（《离骚》整篇情感炽烈、文采绚烂、结构宏丽，《九歌》诸篇主要是风格清新优美的抒情诗，汪老喜读与自己性情相投的作品）汪老还说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作家，比如都德。他设问：“好好的一个人怎么成作家了？”汪老说自己，“爱东张西望，看各种事物，小时候的街巷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看得细呀，别人用竹子做耙、银匠做银器，我都很有兴致地细心地看。”老作家说了句题外话，“现在记忆力不行了，比如今天的会，差点就记成是明天了。”众人庆幸地笑。
汪老说自己写的小说很多是十九岁以前记忆中的题材。他说，“对生活要观察、感受，但更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思考。作品很重要的是要有思想，一些青年作家认为思想性就是政治性，我不同意。思想性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收获，要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思索过程。一部作品最为重要的是思想，其次是语言。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一个作家的作品里语言的质量反映了一个作家全部的文化积淀或者说是文化素养。所以作家必须读书，要下笔有神，就要破万卷。”
老作家谈到作品的具体作法时说：“第一句很重要。要处理好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句与句之间的顾盼之情。”他对作品的结构持随便态度，主张有意不重视结构或不太看重结构。汪老崇尚散淡人生，谈话间也是一派散散淡淡的风味。他说自己，“以一千至一万字的小说为长，长篇没写过，长篇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我还不熟悉。苏童很有名吧，说实话，他的小说我还没读过。”好坦率！
他表白：“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不赞成现在年轻人的孤独感、失落感。”汪老最后说到王朔，“与王朔在一起并没有觉得他是有些人说的那么糟糕，尽管有时说些狂妄的话。年轻时不说什么时候说？狂妄是年轻人的特权！”“今晚就到这里吧。”他没忘了幽默一下，“家住12楼，回家晚了电梯会停电，爬楼我是不能胜任了。”
陈建功
5月17日，中文系的这位故人应邀返校，照例是孙主任接待。听众们看见作家棱角方刚，头发又黑又直，又听见作家说起“北京市民与小说”这个话题。陈建功是77级的学生，毕业12年了，代表作有《飘逝的花头巾》、《辘轳把儿胡同九号》、《找乐》等。
陈建功说起自己的经历：第一首诗歌《欢乐》发表于1973年，很不像样；曾被推荐为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但终没去成。那些世事给作家带来了内心痛苦，甚至感到了人格的扭曲，往事使他感到沧桑。在上北大前他曾经挖了十年煤，他说，“北大是我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机”，他对北大一往情深，“北大所给予我的，终生难忘”“北大使我的文学创作有所突破”。
陈建功说到了小说，“现在，小说这么失落、凄清，我以为有多种原因，比如文化消费的多样化、经济的发展等等。但有没有小说家自己的原因、小说自身的原因呢？为什么我们的通俗小说通俗作品有市场，而严肃文学却失去了大群读者呢？”作家说到了自己的作品，“《皇城根》是通俗的，顺着老百姓的思路走、价值观走，悬念也牵着人走，但电视拍坏了，玩深沉，表现人性恶，这不是由通俗作品表现的。不过，电视也有一部分拍得比小说高明。非通俗类作品恰恰是要为读者重新筑造一个世界，比如《红楼梦》。贾宝玉并不是个好少年，不好好读书，吃胭脂，其实这个人物凝聚着作家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他重新塑造的一个世界。”（陈建功与赵大年合作写有长篇小说《皇城根》，还拍成了电视）
陈建功说到作家情感的敏感带的问题时，举了些例子：“张洁写《爱是不能忘记的》，这正是张洁，写别的爱情就不是张洁了。张弦写爱情的苦果，也因此成了张弦。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情感的敏感带。王蒙的敏感带是痛苦，他是真正经过了很多痛苦的。”“每一个人的气质、性格、经历不同，都有自己的独特世界。比如刘震云的《官人》，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写得惊心动魄，这就是刘震云的世界。”“纯文学一定要有颠覆力，在审美上给读者以颠覆力。日本人屠杀中国人，杀了就完了，莫言就不，耳朵割下来了还蹦蹦跳跳，强调感觉。有一些作家没把握好这个度，颠覆力过大……”
陈建功说：“写作得注意挖掘汉语言的潜力，比如莫言、刘恒、苏童等等，都有很好的小说主题、立意和很好的语言。”他认为，“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民间艺术中充满了许多可以借鉴的形式，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研究平民北京这个问题。”陈建功说到北京市民的特点：四合院的温情、封闭式的思维方式、中庸平和的哲学、爱面子的心理、自嘲中的优越感。作家在最后亮出了他的思考，又加上一个论据：“在莎士比亚的身后，有整整一个民族合唱队在合唱。”
刘震云
北大中文系邀请的第三位作家是八十年代初毕业于本系的刘震云，这位新写实小说最为中坚的人物目前名气很大，代表作有《新兵连》、《一地鸡毛》、《官人》、《官场》、《故乡天下黄花》等。我盼望已久，但那天既没在三角地见到广告，也没听人说起，预约了来但终于没有来，刘震云这家伙忙什么去了？我本打算让汪、陈、刘三位北大毕业的作家占满一篇题为《北大把硕果摆在文坛》的文章，但刘震云没有来，他打乱了我的“部署”，这个设想就变成了读者您正在读的这篇文章的这个模样。
刘震云没见到，不过照片早见到了：《青年文学》（1993.1）封面上有刘震云16开的半身像，气质凝静深沉，一种洞察人情世态的睿智感融合在坚毅的神色里，风骨不凡。见了这封面，就算见到他本人了吧。
但是后来，刘震云还是来了，尽管姗姗来迟，毕竟消解了这一遗憾，也许，这是注定了的面缘。
他是6月24日来的。刘震云轻松自若，谈笑风生，回忆了当年在北大的生活，说自己那时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孩子，不大爱说话。作家还回忆了故乡的人与事、四年部队生活的逸闻趣事，笑料不少。当年的刘震云并不打眼，这一次回到母校，他已是名满文坛的著名作家了。他的演讲幽默机智，近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溢满了听众们舒爽的笑声，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刘毅然
刘毅然是1993年5月24日来的北大，这位作家近年以小说创作渐渐出名，主要作品有《摇滚青年》、《金属灵魂》、《欲念军规》等，自己也上了《青年文学》封面。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见过他一回，那么这回是第二次见到他了。
他是一个面孔白皙、相貌英俊的作家，这次的感觉与上回不一样，我觉得他有明显的书生味。他的讲座分为四个标题：一、欲望与想象；二、虚构与真实；三、痛苦与孤独；四、偏颇与极致。刘毅然对“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个观点不以为然，还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说自己小说里的不是自己的真实生活，而是完全虚构的。他强调虚构的重要性，因此想象、虚构等也是创作的源泉。另外，我还记住了作家的一句感叹：“我始终认为，我们这一代作家还是没出息的一代。”
王朔
原以为有些作家无缘见面了，比如王朔，不料在5月19日见到了。
中文系的计老师开了门《城市文学专题》的课，我跑去旁听了几次，于是有缘见到了王朔。
教室里人很多，坐不下了，于是换了一个大教室。进门时，我看见讲台边站着一个30多岁的人，脸上带着微笑。
王朔不知说什么主题好，他问大家，大家并没有给他出主意。说实话，现场的反响不是太热烈。于是王朔就自个说了，谈自己怎么写小说：“刚在道上混时，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好的全给别人占了，剩下的没什么好的了，心里恨恨的，只好写小说。当然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仇恨，我希望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王朔说，“空虚是一种高尚的感情，人的感觉在空虚中变得非常敏锐。”王朔对知识分子的印象不好，在小说里总是施之以挖苦调侃。他说：“知识分子给了我一种不好的感觉，中学的老师都没有什么魅力，印象不大好。”他回忆起当兵的生活，“我们那部队特松散，像民团，没怎么出海，船都在海港里趴着，士兵们整天吃饱了饭上青岛市玩去。我是卫生员，每天擦擦药打打针、站个队走走步就完了。”
王朔是在漫谈，谈话没有中心，也没有线索，只是很随意地想到哪就说到哪。王朔又谈到写作体会，“快乐只是在写作过程中和刚写完时，接受者的反馈过来时，已没什么好高兴的了，早在关心下一件事了。”王朔表示要少写点剧本，专心写小说，他表示了向言情小说发展的想法。他还认为写作不能当终身职业，过几年要做商人去。尽管王朔想法很多，但他觉得，“我最成功的事情还是写作。如果没有作品、至少是表面上有一定魅力的作品，光在街上空嚷嚷恐怕也不行。”王朔认为，“小说的操作方式是一种比较沉闷的操作方式。”他说：“写长篇小说时，产生了很多想法、灵感，但不可能一天写完，一天只能写一天的量，这样就难免会流失不少灵感。”他觉得，“任何一个作品的影响跟当时读者的情绪很有关系”，又说，“农村小说作为鉴赏品，挺好，但读者并不多，小说读者大都为城市青年。像莫言、贾平凹都是挺好的农村小说的代表作家，我想以后的趋势是城市题材小说，将来我也是比较重要的城市小说作家了。”王朔有他自己对文学前景的预测，看上去还挺自信的。
王朔的漫谈进行了两个小时，各种各样的问题错落不羁，各种各样的观点随意而出，自自然然的。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认为一个聪明人能以较少的代价换得较大的名誉。”
报上有人倡议，采访名人写的稿子发表以后，作者应付给名人一笔采访费。我不怕。首先，我没采访过任何一位作家，这都是他们自己“送货上门”来北大，让我给撞上了。其次，我若不在这些文章里写一写，诸名人在北大的光辉言行恐怕就不会广为人知了。
你是不是看到许多名人一个接一个，风度十足地向你的瞳孔走来？这就是我试图制造的效果。
本文刊于《大学生》杂志1993年第8期，该杂志现名为《中国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