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监督，主要是营造舆论监督环境，形成良好的民主监督风气，把党的干部和党员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全心全意、主动诚恳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监督，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解放后的一段时期中，中共皖北、皖南地区各级组织善于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在各种会议上、在各种场合中，都可以听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善意的建议和批评的声音。而党的各级组织也在吸收人民群众的智慧、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后，更加努力搞好各项工作。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议》，要求报纸刊物对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共皖北、皖南区委机关报《皖北日报》和《皖南日报》以及复省以后出版的《安徽日报》，担负起对执政党实施舆论监督的责任。如1950年8月22日的《皖南日报》，刊登了出席皖南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人代表郝桐生的讲话，郝桐生在讲话中对工会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包办代替和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提出了批评。1952年8月5日《安徽日报》以《成果没有巩固运动停滞不前》为标题，对淮南田家庵镇的卫生工作提出了批评。1952年8月6日《安徽日报》以《对爱国卫生运动采取抗拒态度》的显著标题，对安徽公安总队后勤处的卫生工作提出批评；以《濉溪新华书店卫生工作做得很坏》为标题，对濉溪县新华书店进行了批评。这些表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自觉运用民主力量加强对自身监督，这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精神的追求是一致的。
二、各民主党派参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解放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以下分别简称民革、民盟、农工党）一直在安徽建有组织、开展活动。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3个民主党派与中共地方组织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并在斗争中自觉接受中共地方组织的指导。如在国统区，民主党派成员和共产党人一道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在国民党军队溃逃时，组织群众护厂、护校，维护治安，进行反对迁移、反对破坏的斗争；在隐蔽战线上，配合中共地下工作者以策反方式分化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力量，以收集情报的方式与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相呼应，策动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率部起义、投诚，使皖北、皖南很多重要城市避免战火，得以和平解放；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时，民主党派成员积极行动，做了大量的策应工作，为皖北、皖南的解放，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民革方面。1948年8月，余亚农等民革合肥小组主要成员，聚集在芜湖，商议如何策反国民党九十六军军长兼蚌埠警备司令于兆农、安徽省保安第五旅旅长王汉昭、全椒县县长潘禹三、桐城自卫队的起义等事宜。此后，经过民革成员的多次接触，策反工作收到了效果，除于兆农率残部逃跑外，其余均先后起义。1949年1月，余亚农、朱子帆等在中共地下组织成员石原皋的指挥下，成功地策动了驻芜湖的国民党海军“安东舰”借故退出江防序列，前往南京笆斗山起义。朱子帆等在中共地下组织皖南地委的指挥下，成功地策反了时任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保安副司令刘格非、芜湖县长谢汝昌，在渡江战役开始之前，刘格非、谢汝昌签发过江通行证，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往来长江南北，递送情报。[58]
在民盟方面。解放战争后期，为迎接解放军和安徽的解放，民盟积极配合。1948年夏，盟员龚衡军根据中共皖西四地委书记唐晓光的建议，活动到肥西官亭任国民党官亭联防区主任，控制所辖武装后，积极策划起义。年底，起义时机成熟，龚衡军按皖西军区的指示，率部在官亭召开大会宣布立即起义，皖西军区三分区司令员曾庆梅、政委唐晓光参加起义大会。起义部队千余人被命名为“合肥支队”，龚衡军任支队长，唐晓光兼任政委。1948年冬，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加速做南逃准备。为迎接合肥解放，经皖西军区同意，合肥民盟组织动员地方实力派，让盟员龚兆庆当上了合肥县长，接着龚兆庆安排一些盟员进入县政府工作。解放军兵临城下时，国民党守军撤退，县政府一面派人向解放军送信，一面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各类物资。人民解放军进入合肥时，龚兆庆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命令，把县政府掌控的600多万斤粮食、可装备4个连的武器弹药、万余件公用家具及县政府印鉴、文书档案，全部完整地移交给人民解放军。
在农工党方面。1948年10月成立的农工民主党芜湖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会），是在人民解放军皖西军区四分区联络部程效安指导下成立的。工委会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国民党军事情报及调查江防工事，策反国民党在芜湖的军政人员，迎接解放军渡江。工委会领导之一吕祖杰，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六专区军事科长。吕祖杰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收集到的情报既准确又很具体，连国民党军队封锁长江时的口令、国民党江防部队的番号、装备、所属派系、作战能力、江防工事中炮兵阵地、机关枪阵地的位置，都搞得清清楚楚。情报及时交由程效安转给皖西军区四分区联络部。当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入芜湖市区时，工委会派吕祖杰邀程效安一道，前往芜湖县长谢汝昌家中，帮助谢汝昌做维持治安、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工作。4月23日晨，在芜湖国民党军政机关全部撤走、人民解放军还没有进城的情况下，工委会成员在程效安的指挥下，利用谢汝昌掌握的芜湖县自卫武装，加强对银行、水电设施、商业区、军火库等地的巡逻警戒，有效地维护了芜湖的治安。当人民解放军4月24日开进芜湖时，一个完整的芜湖回到了人民手中。
解放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形成。安排民主党派人士到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体现。
1949年11月召开的皖北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民主党派、文化教育界、工商界代表共计66人，约占代表总数413人中的16%。民盟代表姚佐元被安排作大会发言。1950年8月召开的皖南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民主党派、文化教育界、工商界代表共计59人，除去其中的中共党员10人，约占293位代表中的20%。[59]民革代表朱子帆、民盟代表李则纲、农工民主党代表李湘若在大会上发言。在各县、市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民主党派、文化教育界、工商界代表也大体保持着这样一个比例。
对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和业务专长的民主党派人士则给予实职安排。余亚农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皖北行署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8月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戴戟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许杰任皖南行署副主任、中苏友好协会皖南区分会主席。朱子帆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及行政委员会委员、皖南行署委员、皖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8月担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李则纲任皖南行署委员、皖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常委。沈子修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皖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皖北行署副主任、皖北文教委员会委员、安庆市救灾委员会副主任。陈荫南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皖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皖北行署委员、皖北人民法院院长、皖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对一些无党派人士、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共产党也用其所长，给予职务安排，并让他们在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淮南解放后，懂技术、有能力，在护厂斗争中深得工人信赖、时任机务科长的李荣宝出任解放后的淮南电厂第一任厂长。担任厂长后的李荣宝积极工作，带领工人、技术人员克服困难，很快恢复了电厂的生产，为淮南电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民主党派也积极参政议政，参加、支持人民政府开展各项工作，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中，都能看到民主党派成员活跃的身影。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仅皖北、皖南两区的民主党派派员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亲身参与土地改革，连上海、浙江的民主党派也积极派出人员参加皖北、皖南的土地改革工作，1951年2月19日，仅赴皖北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上海民革成员就有44人。
民主党派成员亲身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不仅支持了中共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亲身感受到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体会到农民在废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
民主党派的积极参政议政，既有利于中共开展各项工作，也显示出共产党的气度与胸怀，因而赢得了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拥戴。
第二节 皖北、皖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
一、军事管制
1949年4月，皖北、皖南只有合肥、蚌埠、安庆、芜湖、淮南等几个城市获得解放。此时，这些城市都面临着维持治安和恢复生产两大问题。由于国民党败退时的破坏，城市已满目疮痍。国民党潜伏特务、散兵游勇、流氓盗匪肆无忌惮地流窜街头巷尾，趁机行凶作恶，破坏社会秩序，损坏公共物资，盗窃国家财产。一些奸商、金融投机分子，也囤积物资，暗中猖獗地进行金融投机活动，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停水、停电、停工、交通中断、供应困难等时有发生，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有时还危及他们的生命安全，因此，人心惶惶，社会局面难以安定。如何比较顺利地接管城市，使城市恢复生机，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在社会秩序较为混乱，新旧社会交替急剧变化的特殊时期，人民解放军对城市实行军事管制势所必然。早在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明确要求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的城市实行军事管制。1949年，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布《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草案）》，明确提出：对新收复的人口在5万以上的城市或工业区，均应实行一个时期的军事管理制度；解放一个城市就接管一个城市，城市接管工作均由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在占领城市初期，应指定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军政负责同志与地方党政若干负责人，组成该城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城最高权力机关，凡入城部队及党政军民机关与各接管工作人员均须接受军管会的统一领导指挥。
从1949年1月20日蚌埠解放开始，人民解放军在中共皖北、皖南各级组织的支持、参与、配合下，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全面接管皖北、皖南各城市、县城。接管程序是有组织有系统地逐级接管国民党的一切公共机关，包括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属的厅、处、科室，出版机构、金融机构，邮电、交通部门以及国民党各市、县行政机构等。在接管过程中，对旧职人员采取慎重态度，凡有一技之长而又愿意为新政权服务的，都尽力设法留用。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避免了新旧政权交替时可能产生的震荡和破坏。
人民解放军是唯一能给敌人以巨大威慑的武装力量。军事管制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既担负着实施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同时又为发扬人民民主创造条件，成为全国解放初期大中城市打碎反动统治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新的国家机器最可行的组织形式。
解放战争中，先后回到人民怀抱的皖北、皖南两区的各个城市和绝大多数县城，都实行过短暂时间的军事管制，军事管制对稳定城市秩序、恢复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蚌埠解放时，由于电厂停产，市区夜间一片漆黑，流氓盗匪乘机滋事扰民，影响群众正常生活，军管会派军代表进驻电厂，仅仅3天时间，电厂就恢复生产、正常供电，稳定了社会秩序和市民情绪。
在实行一定时间的军事管制之后，城市治安状况逐渐好转，社会秩序得以稳定，军事管制委员会便将城市的管理权逐渐移交给相继成立的各市、县人民政府，由各市、县人民政府来行使对城市的管理权，同时也表明战时状态结束，和平建设时期到来。
二、皖北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把普遍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作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一环来抓，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各个地方民主建政工作的主要形式。
1949年10月28日，由61人组成的皖北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鉴于举行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条件还不具备，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先行召开皖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选出以曾希圣为主任，黄岩、宋日昌为副主任共25人组成的筹委会，着手筹备皖北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