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迎接全国解放，支援新解放区政权建设，中共中央未雨绸缪，早在1948年12月就作出了从冀南、冀中、山西等老解放区抽调一批干部组建南下干部工作队，准备随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支援新区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精神，1949年1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冀中区委决定，从驻河北省安国县的第九地委、行署所辖13个县和3个市抽调一批干部，搭建中共皖南区委和地、县委级干部架构，开赴即将解放的皖南各地，充实、加强皖南的干部队伍，为在皖南迅速建立人民政权创造条件。
1949年2月初，华北南下干部纵队在河北安国县组建完毕，中共察哈尔省委书记兼张家口市委书记、市军管会主任牛树才任纵队长，中共冀察晋五分区地委书记马天水任政治委员。纵队下辖3个支队，每个支队500人，共约1500名干部。每个支队又分若干个大队，全部按军事组织形式建制，并配备武装弹药。这些干部平均年龄27岁，大多数都经过枪林弹雨的洗礼，有些还是从儿童团、少先队、武工队逐步锻炼成长起来的，多数有一定文化水平，有政治、军事斗争能力。2月25日，华北南下干部纵队从安国县出发，一路向南，经石家庄、德州、济南、蚌埠，于3月初到达合肥，并在合肥驻下休整，集中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4月12日，纵队所有成员在合肥听取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报告。
渡江战役打响后，华北南下干部纵队从合肥出发，到达安庆，并于4月23日从安庆乘船过江，到达贵池，与人民解放军皖南沿江支队领导机关会师。随即，纵队长牛树才、政委马天水等率领部分干部到达屯溪，各支队及所属大队按照事先安排，奔赴皖南各县。5月上中旬，在中共皖南区委、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和皖南军区成立前后，皖南各地、县、区的党政军组织机构相继成立。华北南下干部纵队成员与坚持皖南的地下党及游击队干部相互组合，统一调配，共同进入党、政、军各级领导机构。按照上级党组织规定，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的纵队一级干部进入中共皖南区委、皖南行署和皖南军区的领导班子，支队一级干部参加皖南区所辖4个专区的领导机构，大队一级干部进入各县级的领导机构，其余干部主要是在县辖区的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由此，从河北老解放区抽调组建4个月的华北南下干部纵队，正式融入皖南各级干部队伍，投身于新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建设之中。[25]
由于南下干部大多是华北地区人，对皖南地区的实际情况相对陌生，在开展工作时还往往遇到语言不通、风俗不懂等情况。有鉴于此，1949年5月，皖南各级新政权刚成立时，中共皖南区委就发出指示，要求南下干部与皖南地方干部相互介绍各自情况，要求皖南地方干部介绍当地的政治、经济及社会习俗等情况，并将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合并组成近千支工作组，深入区、乡，从调查研究入手，执行征粮任务，宣传党的政策。以后，随着工作的进展，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在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人民武装、剿匪、巩固人民政权等方面，相互配合，共同促进，从思想、学习、工作甚至生活上都逐渐互通相融，建立了不分彼此也难分彼此的同志关系。1950年前后，在中共皖南地委、皖南行署的领导下，华北南下干部扎根于皖南，与皖南地方干部并肩战斗，带领人民群众投入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此后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恢复和发展皖南城乡经济等一系列工作实践中，皖南的所有干部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在皖南实现恢复时期的任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3年以后，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展和中国共产党逐步实施干部地方化，华北南下干部陆续从皖南调往全国各地，尚有一部分干部仍留在皖南，继续为皖南的社会主义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四、中共皖南区委和皖南人民行政公署的成立
中共中央华东局于1949年4月3日决定成立中共皖南区委时，渡江战役还未进行，皖南也还未解放。因此，直至皖南全境解放后的5月13日，中国共产党皖南区委员会（简称中共皖南区委或皖南区委）发出第一号通知，皖南区委才正式宣告成立。
中共皖南区委由9人组成，书记谢富治，第一副书记牛树才，第二副书记胡明，第三副书记马天水，委员有牛树才、胡明、马天水、黄庆熙、刘平、熊兆仁、魏明、苏毅然。皖南区委隶属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下辖屯溪市委和芜当、宣城、池州、徽州地委。1949年8月前，皖南区委由华东局委托中共南京市委代管。
芜湖是长江安徽段沿岸最大的城市，又靠近南京，地理位置和商业作用颇为重要。芜湖解放后，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成立中共芜湖市委员会，隶属华东局领导，由中共南京市委代管。中共芜湖市委书记由李步新担任，石坚为副书记，加上杜义德、朱辉、江靖宇，共5人组成中共芜湖市委常务委员会。中共芜湖市委与皖南区委处于同等级别。
与中共皖北区委成立后领导机构负责人基本未变动的情况不同，中共皖南区委领导人曾经有较大的变动。1949年7月，牛树才任中共皖南区委书记，李步新调任副书记；同时将中共屯溪市委划归徽州地委领导，中共皖南区委机关也从屯溪迁至芜湖。8月6日，中共南京市委指示，芜湖市委改属皖南区委。1950年2月，中共皖南区委领导人又进行调整，牛树才调任皖北区委第二书记，马天水担任皖南区委第一书记，胡明任第二书记，加上刘飞、魏明两人，组成皖南区委常务委员会。同年5月，中共芜当地委撤销。此后，中共皖南区委未作大的调整，下辖芜湖市委和宣城、池州、徽州3个地委。
在中共皖南区委成立的同日，皖南行政区的最高行政机构皖南人民行政公署（简称皖南行署）亦宣告正式成立。皖南行署行政范围为原安徽省的长江以南地区，行署主任由魏明担任，暂未设副主任。行署驻屯溪市，下辖芜当、宣城、池州、徽州4个专区及屯溪市，分辖皖南22个县。芜湖市在5月10日正式成立人民政府，由南京市代管。这样，在皖南行政区内，皖南行署行政范围不包括芜湖市，而由芜湖市人民政府在本市行使权力；在行政级别上，芜湖市人民政府与皖南行署相同。
1949年7月，皖南行署机关迁至芜湖，8月6日，中共南京市委通知：皖北、皖南行署改为华东军政委员会直辖，芜湖市改为皖南行署直辖市。至此，皖南行政区内的所有县市都统一归入皖南行署的行政管辖之内。
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军区于1949年5月6日成立。胡明任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26]，牛树才任政委，熊兆仁任副司令员，马天水任副政委，杨建新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矾山任参谋长。刚成立的皖南军区下辖1个警卫团和宣城、徽州、池州、芜当4个军分区，每个军分区都设有独立营或独立团，每个县都建有1个县大队。到10月，皖南军区总兵力为2.1万余人。1950年10月，皖南军区又在皖南22县设立人民武装部。皖南军区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并迅速剿灭皖南山区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
中共皖南区委、皖南行署的成立，结束了国民党在皖南的统治，标志着皖南地区从此进入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
皖南地区有22个县市，600多万人口，是新解放区。为使中国共产党在皖南地区的工作有效地开展起来，使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并巩固起来，中共皖南区委和皖南行署在依靠原有的皖南地下党和游击队干部及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的同时，着力培养本地干部。1949年5月，皖南区委、行署刚成立，立即创办皖南革命干部学校，先后设点于屯溪、歙县和泾县，招收年龄在30岁以下、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原公教人员、学生和社会青年。学校以政治教育为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并参加正在开展的农村减租减息等运动。到1950年初，学校共培养了近2000名干部，除470多人被调派到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等单位外，其余1500人全部分配到皖南行署和各专区、县的机关工作，有力地充实了干部队伍。[27]
中共皖南区委和行署在大力创办干部学校的同时，还积极从军队转业干部和大中专毕业生中吸收干部；从剿匪、反霸、修堤和土地改革运动的工农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从复员退伍军人、初高中毕业生、社会失业知识青年中招收录用干部。[28]这些未及进入学校系统培训的干部，直接分配到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跟随参加革命工作较早的干部，边学习、边工作，在社会实践中逐步提高政治觉悟和知识水平，成长为皖南地区干部队伍的重要力量。
针对军事干部较少、知识水平偏低的状况，皖南军区于1949年5月创办了军政干部学校、医务学校等，主要培训从士兵中提拔的连、排干部，从部队卫生员中挑选的初级医护人员，还招收了部分社会青年学生。经过军政干部学校和医务学校短期培训的干部，全部分配到军区各部队工作，对提高部队文化水平和医务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节 剿灭残余土匪
一、清剿皖西大别山土匪武装
淮海战役后短短3个月左右的时间，随着皖北诸县市陆续解放，政治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开始参与建立各级政权。但是，社会治安、社会秩序并未好转。由于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的破坏活动日趋猖獗，治安形势十分严峻。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成为中共皖北区委、皖北行署和人民解放军驻皖北各部队的中心任务之一。
皖北的土匪武装分布地域较广。皖西北的阜阳地区、皖东北的宿县地区、江淮之间的巢湖和安庆地区，尤其是皖西大别山区，都有土匪武装。他们或盘踞于城镇，或流窜于乡野。土匪武装之所以蔓延，一是因为这些地区大多是新解放地区，解放之前少有甚至没有建立中共领导的人民政权，新成立的人民政权还未能站稳脚跟；二是由于大别山区山林茂密、层峦叠嶂、山高路险、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易于土匪武装流窜活动；三是土匪武装的迅速扩充、蔓延，与已经崩溃的国民党政权有计划、有目的地企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有关。1949年3月，驻武汉的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为在大别山区部署所谓“第二战场”，将原来活动于金家寨一带的土匪改组为“立煌游击支队”，并委任立煌县县长袁成英为司令。5月，人民解放军已胜利渡过长江，继续向南挺进。南逃的白崇禧仍不甘心失败，下令扩充立煌游击支队，将其改编为“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任命溃败于大别山区的原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师中将师长汪宪为司令，袁成英、樊迅为副司令，并很快将大别山区大小土匪统一整编到“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的旗下，组成14个支队和8个独立团，在皖北境内有第一、二、四、五、六、十支队和淮河挺进支队等7个支队，约8500人，其余支队均在大别山区的河南、湖北境内。在霍邱的淮河沿岸有岳歧山等土匪，在肥西境内有张纯等土匪。在阜阳、巢湖、舒城、安庆、宿县等地，土匪武装打出所谓“青年联合军”、“皖西人民自卫军”、“中国青年反共同盟会”、“华中剿匪义勇纵队”、“九路军”等形形色色的旗号，与新生政权对抗。据统计，至1949年4月，皖北地区共有土匪武装2.13万人，[29]其中绝大多数得到南逃的国民党政权和国民党军队的支持、纵容。在土匪的人员构成上，主要有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当地惯匪、反动道会门分子、地方上的流氓恶霸等，而潜藏下来的国民党地方官员和国民党军官大都出任土匪武装的头目。土匪的武器弹药，也多由国民党军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