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
尼古拉·雷尼耶
弗雷德里克·昂泰尔姆
在诺弗勒堡别墅的蓝色壁橱里，我又找到了这两本日记。
我根本不记得写过这些东西了。
我知道这是我的作品，是我把它写出来的。我认出了我的笔迹，认出了我所叙述的细节。我眼前又出现了事情发生的地点、奥赛火车站，又看到那些往返奔波，但我回想不出我写这本日记时的情景了。那是什么时候、哪一年、什么时辰、在哪所房子里？我一概不记得了。
显然，很难想象这些文字是在我等待罗贝尔·L的时候写的。
我怎么会写出这些东西来呢？我至今也不知道该如何为之定性，而重读之后又让我惊骇异常。我又怎会将这篇手稿长期地遗弃在冬季常常被水淹没的乡间别墅中呢？
《女巫》杂志向我要一篇青年时期的作品，这才使我第一次想到它。
《痛苦》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说它是“写作”未免不太合适。当时我看到的，是整页整页极其规范静谧的细小字体，也是我不敢再触碰的极度紊乱的思想和情感。在它面前，文学令我羞愧。
四月。
壁炉前面有电话机，它就在我身边。右侧是客厅的门和走廊，走廊的尽头是大门。他大概会直接回来，会按门铃：“谁呀？”“是我。”他也许会一回来就在接待站打电话：“我回来了，我正在吕特西亚旅馆办手续。”事先不会有预兆。他会打电话的，他会回来的，这种事是可能的。他还是会死里逃生的。他不属于特殊情况，他没有什么特殊理由不回来，也没有什么理由一定回来。他可能会回来。他会按门铃：“谁呀？”“是我。”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他们终于渡过了莱茵河。阿夫朗什[1]的防御工事终于被攻克了。他们终于撤退了。我终于活到了战争结束。我应该心里有数：他要是回来的话，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这很正常。应该注意别把这件事看得异乎寻常。我应该理性面对：我在等着应该回来的罗贝尔·L。
电话响了：“喂，有消息吗？”我需要对自己说电话也可作此用途。不要挂断，应该接听。不要喊叫别打扰我。“毫无消息。”“一点儿都没有？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你知道贝尔森[2]已经被解放了？是的，昨天下午……”“我知道。”沉默。我还要再问一次吗？是的，我问她：“你是怎么看的？我开始感到不安了。”沉默。“别泄气，坚持下去，不仅仅你一个人，我认识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我知道，很抱歉，我该出去了，再见。”我放下电话，原地不动，不该活动太多，那是浪费精力，还是积蓄力量应对磨难吧。
她说了：“你知道贝尔森解放了吗？”其实，我并不知道。又一个集中营被解放了。她说了：“昨天下午。”人员名单明天一早就到，这点她没有说，但我知道。应该下楼，买报，阅读名单。不行，我感到太阳穴跳动得越来越厉害。不行，我不能去读名单。首先，读名单的方法我试用了三个星期，这方法不合适。另外，名单越多，公布的名单越多，上面出现的名字也就越来越少。名单会一直公布下去的。如果是我读名单，他的名字就永远不会在上面。该动一动了。站起身来，走两步挪到窗前。医学院在那儿，一如既往。过路的行人也一如既往，当我得知他永远也回不来的时候，他们还会在那里行走，一如既往。死亡通知书。最近已经开始通知了。有人按门铃：“谁？”“区政府社会福利员。”太阳穴不停地跳动，我应该让它停下来。他已经死去的念头缠绕着我，敲击着我的太阳穴。不会错的。让太阳穴停止跳动，让心脏也停止跳动，让心平静下来，它是不会自行平静的，应该帮助它平静下来。理智在逃遁，在逃离大脑，必须制止理智的越轨行为。我穿上外套，下楼。女门房在那里：“您好，L太太。”她今天神情毫无异常。街道也一如既往。外面是四月天气。
我在街上走着，犹如梦游。双手规矩地插在兜里，双腿向前迈步。绕过报亭。绕过接待站。盟军在各条战线上挺进，几天前这还是很了不起的事，现在却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不再看战报了。一点儿用也没有，反正他们将一直挺进下去。神秘**的真相将大白于世。四月，这将发生在四月。盟军在德国境内挺进，柏林在燃烧。苏联红军在南线势不可挡，德累斯顿[3]被攻下。每一条战线都在向前推进。德国缩小到原来的版图。莱茵河防线崩溃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之后是这场战争的重要时刻：雷马根[4]。事情是在这天之后发生的：在一个壕沟里，他头俯在地上，双腿扭曲，两臂平伸，正在死去。他死了。布痕瓦尔德[5]集中营的尸骨中也有他的尸骨。整个欧洲天气炎热。在大道上，盟军从他身旁走过，一路向前。他死在那里三个星期了。就是这样，这就是发生的事情，我对此深信不疑。我走得更快了。他的嘴大张着。那是夜晚。他死前曾想到我。痛苦如此剧烈，令人窒息，透不过气来。它需要发泄的空间。街上行人太多，我真想走在广阔的原野上，独自一人。在临死之前，他大概呼唤了我的名字。在德国所有的大道两旁都有像他那样横卧的尸体。成千上万，还有他。他既是这成千上万人中的一员，对我来说，又与这成千上万人有所不同，与他们完全不同，他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在杳无音讯的情况下所能经历的一切，我都正在经历着。德国人最初让这些人疏散，但到最后时刻还是杀了他们。战争是一个普遍事实，战争的必然结果——死亡也是普遍事实。他是念着我的名字死去的，他怎会念着别的名字呢？那些以普遍事实为生的人与我毫无共同之处。没有任何人和我有共同之处。巴黎的街道上此刻有人在笑，主要是年轻人。我如今只有敌人。天晚了，我该回去等电话。他那边现在也是晚上。壕沟里越来越暗，他的嘴现在隐入黑暗之中了。红色的太阳在巴黎上空缓缓落下。六年的战争结束了。这是本世纪的大事件。**德国被摧毁了。他也被摧毁了，是在壕沟里。一切都结束了。我无法停下脚步。我像石头一样，又瘦又干。壕沟的一侧是艺术桥上的栏杆、塞纳河。确切地说，它们是在壕沟的右侧。一片黑暗将它们与壕沟相隔。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再属于我，除了壕沟里的这具死尸。夜晚是红色的。这是世界的末日。我无依无靠而死。简单自然地死亡。我将结束生命。这对我无所谓，什么时候死我都无所谓。了此一生，我再见不到他，再不用等他了。我会事先通知D：“最好是一死了之，你能指望我怎样。”我会巧妙地使D认为我虽生犹死，以后，当死亡真正降临时，对他就是一种解脱。我心里就这样盘算着。该回去了。D在等我。“没有消息？”“没有。”他不再问我身体如何，不再说你好。他只说：“没有消息？”我说：“没有。”我走过去坐在电话机旁边，坐在长沙发上。我沉默着。D坐立不安。他不注视我的时候，显得忧心忡忡。一个星期来他就在撒谎。我对他说：“给我说点什么吧。”他不再说我精神失常，不再说我不该让大家心神不安。现在他很勉强地说：“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像别人那样回来。”他笑笑，他也很瘦，笑的时候面部绷得很紧。要不是D在我身旁，我想我会支持不住的。他每天都来，有时一天来两次。他就待在那里。他打开了客厅的灯，他待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小时了。现在大概是晚上九点多钟，我们还没有吃饭。
D坐得离我远远的。我望着黑色窗子外面的某一点。D看看我。我也看看他。他冲我笑笑，但这不是真的。上个星期他还靠近我，拉着我的手说：“罗贝尔会回来的，我向你发誓。”现在我知道他在考虑也许不抱希望为好。有时我说：“对不起。”一个小时以后，我说：“怎么会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他说：“集中营里还有成千上万的犯人，盟军还没有到那里，你怎么能指望有消息呢？”过了很久，我让D向我发誓罗贝尔一定会回来。于是，D发誓说罗贝尔一定会从集中营回来。
我去厨房，去煮土豆。我待在那里，前额靠着桌沿，闭上眼睛。D在房间里没有一点儿动静，只有煤气的响声。大概是深夜了。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消息是这样的：两个星期前，他死了。十五个夜晚，十五个白昼，尸体抛在壕沟里，脚掌朝天，身上是雨水、阳光和胜利的队伍扬起的灰尘。他的手是张开的，他的每一只手都比我的生命更宝贵。我熟悉这双手。只有我如此熟悉它们。我叫了起来。客厅里响起了缓缓的脚步声。D走过来。我肩上感到有一双温柔而镇静的手，它们把我的头从桌上扶起来。我靠在D身上，说道：“真可怕。”“我知道，”D说。“不，你不可能知道。”“我知道，”D说，“振作起来，我们能挺住。”我可挺不住了。拥抱给人以宽慰，有时会让人感到好受些。片刻之内，空气不再令人窒息。我们坐下来吃饭。马上我就想吐。这是他吃不到的面包，他因吃不到而饿死。我希望D离开。我需要空间来承受磨难。D走了。我脚下的房间摇摇晃晃。我关了灯，走进卧室。我走得很慢，为的是争取时间，别让脑子里的东西翻腾。如果不加注意，我就会失眠。如果我彻夜不眠，第二天情况会更糟。每晚我都睡在他身边，在阴暗的壕沟里，挨着死去的他。
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