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我不愿意经常回家，是因为我不敢面对我的弟弟陈蔚洲。直说吧，我弟弟陈蔚洲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他精神失常，在无边的妄想中，树立了无数的仇敌，也经历了无数场战争。他没有想到，他所有的胜利，都是在家人身上割开伤口，都是往伤口上猛烈地撒盐，都是撒盐后不间断地蹂躏。我若想不去面对他那张癫狂的脸，唯一的选择，是能不回去的时候，坚决不回去。我知道这样的逃避过于软弱，过于不负责任，但我真的不愿相信，那个向来聪明，被周围村人看作我们家族里自曾祖父后最出色的一个人，沦为一个疯子。
事情发生在大半年前。
在那之前，爷爷坚决让我回县内的一个叫福山镇的中学当美术老师，本来我对老师这工作也挺中意的，悠闲、散漫。多出的时间，我能画自己的画，做自己喜欢的事，慢慢地，找个同校地女老师谈恋爱，结婚生子，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但因为爷爷的过于坚决，坚决中带着不可反驳的命令，我不知怎么的顿生反感，抄下几个北京朋友的电话后，把手机一扔，拎起背包就北上投奔了那几个朋友。
到火车站接我的朋友嘿嘿一笑，扔下一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再把自己当人了。”起先我满怀豪气，以为朋友过于骇人听闻，渐渐地，我觉得他太过于谦虚保守了。我确实不再把自己当人，而是当成了低等动物，再后来，我完全超越理性思维，变成植物，再向后，有向化石发展的趋势。那段时间的事，后来我一直不愿多回想。在北京待了几个月，入冬后，阵阵干冷在深夜侵蚀入骨，和朋友挤在阴森森的地下室里，我觉得天只要再冷一点点，我的呼吸只要再弱一点点，便是一具尸体了。有时夜里冻得醒来，摸到身边朋友，满手冰凉，赶紧喊他起来烧热水暖身。我比尸体多一点的东西是呼吸，多很多的东西是伤感。那几个朋友早已习惯了这种天气和生活，并不觉得多难熬，笑话我娇气，给我起个外号叫“向阳性植物”，大概是说天一阴，我就蔫了。
有一天，在网上碰到陈可樱，她一句接一句地扔话过来。我看那时间，有一个多月前的，有二十多天前的，有十几天前的，有两三天前的，也有两三分钟前的。她的话如下：
“小哥，看到留言，赶紧回家，或者给我打电话。”
“为什么没有消息？你死到哪去了？为什么联系不上？”
“回家，急！”
“给我电话，老号码！13×××××××××！”
“陈蔚然，你可以去死了！”
“你个软蛋，你是不是男人？”
“13×××××××××！”
……
几十条消息，都是这种类型的话，焦急而愤怒，怨气弥漫。她在话中时而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时而又用哭丧的语气求我给她电话。
最后的消息是这样的：
“我知道你在，现在打电话，现在，不然……”
“我知道你在，现在打电话，现在，不然……”
“我知道你在，现在打电话，现在，不然……”
……
一条接一条，都是此时在线才发来的，她就在电脑的那头。我借朋友的手机拨了长途。陈可樱的声音也冷得像北京的天气，我握手机的手都抖了抖，感觉握的是一节结了冰霜的水管。
她说：“你该回家了，家里有事。”
“说！”
“你想听？”
“是你想说。我不想听，也要听。”
“嘻嘻。好，是我想说，你一点都不想听。你弟弟疯了，你弟弟陈蔚洲已经疯了，三个多月了。嘻嘻。”她说着说着，笑得我毛骨悚然，她说，“你爸托我告诉你的消息，我一直到现在才转达给你，回不回来，随你便，反正，就那样了。其实，你回来看，也帮不上什么，也好不起来。还不如在那边多赚点钱，给家里寄钱买药上医院就是，你自己看着办……”她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得我听不见，只好挂了。
赶回海南，是一个不断脱衣的过程。我之前认识一个人，他老家是东北的，高考报了海南大学，结果他在吃升学酒时获誉“第一色狼”“盖世淫魔”等等，理由是：海南四季炎热，女的穿得少，身材难免暴露，他报考来海南，肯定是为满足淫欲来的。而我从飞机下来后，把身上的厚衣服脱下，并没有化身淫魔的兴奋，只感觉很奇异，三个来小时内，从冰冷的冬天一下跨回夏秋之交，时光错乱，那种天寒地冻好像并没有存在过。北京地下室的阴森诡异，远在数千里外，也远在另一个世纪。
赶回家里，已经傍晚，天一暗，还是有一些凉风的，并没有预想的闷热。
3
弟弟陈蔚洲在厨房里，正吃着饭。他闷着头，我看不清他的脸。母亲说：“蔚洲，你哥回来了，快，叫你哥吃饭。”他头都没抬，衣服穿得很多，显然，这个以往一到冬天就跳进南渡江游泳，夏天就挂着条内裤睡楼顶的家伙已经抵不住凉气了，衣服是他的保护罩。他抬头，看着我，冷冷地，但还是笑了笑：“哥，你回来了。你是回来看我的吧？我告诉你哦，我走神了，人家都说我走神了，你说，我是不是呢？我也觉得我走神了，我还打坏了电视机，还往李老爹家扔了一块石头，砸了他们家的瓦！嘿嘿，隔壁阿姨的鸡，被我打死了几只，他们全家都说我走神了。嘻嘻！”父亲喝道：“叫你哥吃饭，谁说你走神了？叫你哥吃饭！你好好的人，别乱说。”陈蔚洲说：“哥，吃饭。”我没有把背包和行李箱放下，对比心中的沉重，背包太轻了。
陈蔚洲时不时自顾自地嘻嘻一笑，时不时地挥动筷子在空中乱捅，口中喃喃说着：“捅死你，捅死你个鬼，我哥都回来了，你还想来害我，告诉你，我哥比你厉害多了，你别想再掐我脖子。”我从父亲和母亲木然的脸上看出，他们对这一切已经渐渐习惯，甚至麻木，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嫌弃、难受或异样。
——对于疯子，我是熟悉的，哪个村子没有一两个呢？我们村早前有一个疯子，在和人家打架时伤到脑袋，前额露了一个洞，你甚至能看到洞里面有一动一动的神经和脑髓，让你担心一不留神，脑壳里的东西就要破洞而出。他身上的这个伤口，使得他成为全村小孩的噩梦。我自称胆子大，和他闲聊过，可他只蹲坐在家门口，傻傻地笑，并没有说一句话。远远走过的小孩，都指着他，笑骂：“走神的，走神的！”走神的，走神的，神都走了，当然就变得傻呵呵——村里的这个疯子，在一次南渡江大水时被裹挟而去。我弟弟陈蔚洲变成这样一个“走神的”，过于突然，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了这样，没有过渡，没有中间的缓和地带让家里人慢慢接受。
陈蔚洲夜里三点左右开始闹腾，他的哭声在房内回响，凄厉悲伤。吃完晚饭，看了一会电视，他便要求父亲拿药给他吃，然后睡去，睡到三点时，他用号哭来证明自己走神并非浪得虚名。自从患精神病后，曾夜闯坟地的陈蔚洲觉得夜色中鬼气森森，要父亲陪着才能睡去，父亲便睡在他身边。母亲在自己房内睡着，并没起来，她白天下田太累，也已经习惯了陈蔚洲的闹腾——当然，她有没有在蔚洲抓狂时，在枕头上洇出湿漉漉的好几团水迹，我不清楚。父亲在安慰他，说：“蔚洲，你好好睡咯！你哥都回来了，别哭，你哥回来了。不会有人有胆子掐你脖子的。”陈蔚洲哭：“快点把鬼赶出去，赶出去。我让你给我买护脖，你不买，给我买一个戴上，就不会掐我啦！啊！啊！好疼，我要断气了，鬼在掐我，在掐我。”爷爷也在拍着陈蔚洲的后背，帮他捋着擦着，淡淡地说：“不会有人敢来这掐你的。我们家，怎么会有鬼敢来？要知道，我们家出过将军的，鬼敢进门来吗？”
我走进蔚洲的房间：“蔚洲，好好睡吧，没事的，爷爷、爸，还有你哥，都在。”……
他没停止哭泣，闹了接近一个小时，实在累得动不了，才又睡去。而只有入睡的时候，他的脸才是平静的，才是那张我熟悉的脸，舒展、自然。我倒愿意他就这样长睡不醒。爷爷也站起来回自己房间，他的语气还是淡淡的：“每天这时候都这样。”我想和他多说几句，可听他的语气，对我义无反顾前去北京的事他好像没有任何态度。他老是这么一副冰冷的表情，我并不知这冰冷下掩藏着怎样的心事，但我知道，他原来并非如此的，他当了几十年老师，有和蔼过头的谦和，有笑脸迎人的平实，还有出手大方的热情。他是从哪一年开始戴上这么一副冰冷的面具的呢？是从叔叔陈可文被挑断脚筋开始的吗？还是从我初中那年反抗他的安排，擅自学画开始？反正，渐渐地，他把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陈蔚洲身上。陈蔚洲也确实比我要争气得多，开朗、随和、自信，是家中的希望。我和爷爷关系越闹越僵后，他更是所有人的焦点，在学校的成绩一直是年级前十。可现在，爷爷把蔚洲培养成大人物的希望犹如肥皂泡，闪着七彩亮光，却一触即破。
在家住了几天，我慢慢了解了蔚洲的情况。这些年，我都在外，读书、工作，除了春节等节假日偶尔回来，对这个家发生的种种事情并不了解。蔚洲在上高三后，就表现出了些许异常，沉闷、不爱说话、失眠严重、梦话很多……但因为家人都把这些当成高三学生的通病，是阶段性的，也不注意。没有料到事情急转直下、一日千里，等反应过来，已没法挽回。他在一个夜里开始号哭，第二天脸相已不正常，家人去开了些镇定药，没有效果，再后来，问了医生后，送到海南省一八七医院关了半个月。再回家，闹倒是不怎么闹了，但整个人愈加沉闷，萎靡不已，那是吃镇定药过多的后果——而他从一八七医院回来后，并没有好转，反而在药效消失后，出现了极大的反弹，如挣脱绳索的牛，闹腾得不休不止。
家里曾按照乡村间流传的“捋魂法”试过，希望能把陈蔚洲的魂给捋回来。家人端着簸箕，在里面撒些米，搁两件蔚洲的旧衣服，点三支香插在簸箕上，沿着祖屋，边摇着簸箕边念：“洲仔啊，鸡做侬不怕，狗做侬不吓，鬼做侬不吓，快回来，快快回来，和父、和母、和公、和兄咯！和父、和母、和公、和兄吃饭咯！”一直念到走完祖屋的四周。父亲摇着簸箕走在前，蔚洲嘻嘻笑着，跟在后面，老是蹦来蹦去，母亲要摁着他。爷爷当过教师，不信鬼神，觉得这法子太过荒谬，不愿参与，又没法拒绝我父亲的病急乱投医，远远望着我父亲、母亲和蔚洲，觉得滑稽又茫然。“捋魂”日出时一次，日落时一次，连捋三天，便可收到奇效。果然有“奇效”，父母亲第四天不再“捋魂”后，陈蔚洲自己端着簸箕笑嘻嘻地跑回祖屋，围着房子转，引来村人的指指点点和摇头叹息。爷爷愤怒地把他拉回来，母亲抢过簸箕，失声痛哭。
再后来，听了村中老人的劝告，去找了附近法力高强的神汉来看过封建，往家里各个角落撒了些米粒，贴了镇邪符，也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缘由——据经不离口的师傅公说，蔚洲走路不慎，惹了野鬼，那是一个上吊在村中大榕树的老野鬼，需得在大榕树下念斋驱邪才行。爷爷年轻时大多当老师在外乡，对村事不了解，向村中一些同龄人求证，那榕树果然有人吊死过，以前也有过鬼祸，即使不信，也只得死马当活马医，爷爷同意了让师傅公念斋。斋事搞了整整一天，师傅公收功而去时，拍拍我爷爷的肩膀：“放心吧！会好起来的。”这一拍让爷爷激动不已，可激动很快转化成激怒。二十多天后，我爷爷在一个茶馆揪出师傅公责问他为什么没有效果时，师傅公叹气摇头：“我本事有限，你另找别人吧！”说着要退钱，爷爷又哪里敢从师傅公手上把钱要回来。
蔚洲的病随着天气在变化，晴日还好，还能镇定地露出些许笑容，还能云淡风轻地闲谈好一会，看不出什么不正常；一到阴天，他就开始无端地号哭，破坏面前的一切。他开始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不见日光，身上永远都弥漫着风油精的刺鼻味，永远弥漫着风油精发酵后让人鼻抖的怪气。走近他的房间，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阴气，让人觉得他房内有某个角落能直抵地府。家人千方百计让他出来活动，他听则听了，却不迈步子。若是强行拉出，他便失控抓狂——家人只能松开手，眼看着他躲进阴森潮湿里，躲进一个我们无法涉足的世界。
我想，弟弟超越了叔叔陈可文，超越了我，甚至也超越了多少年前的曾祖父，他比我们离这个家都要遥远。我们至少还在尘世中呼吸、吃饭、拉屎、痛哭和欢笑，他却离得如此之远，直接跨进未知，活在另一个世界。
他果然是我们家最出色的那一个！
4
北京回来一个多星期后，爷爷问起我的打算。
我说：“没想好。”
他口气坚决：“那当老师吧！”又是那不容商量、不容质疑与反驳的命令口吻，眼睛还是不看人，高高斜着，又是那惹人发火的不屑。
我想了好一阵，服输了：“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