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绮玉中午一般不回寓所，随便在外边买点吃的，然后在编辑室里看看书报作为休息。此刻，她刚刚用餐回来，电话铃就响了。拿起听筒，耳机里送来了楚湘漓的声音：“绮玉吗？矢村事件关系重大，目前已经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你再写一篇文章，将这几天来政府竭力隐瞒矢村事件真相和压制舆论的作为公之于众。要揭露他们害怕得罪日方、害怕引起群众强烈的抗日情绪的卑怯。我给你两个钟头时间，可以吗？”宋绮玉心头一热，连日来的紧张和疲劳一扫而光。
宋绮玉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边，摊开稿纸，略加思索便写了起来。
要是一年以前她刚到周刊社任记者时，接到这样一个紧迫的任务，还真不一定能按时交卷呢，即使勉强写出来，也不一定能用得上。如今她已经学会了急就章的职业本领了，一篇三四千字的短稿，有这么两三个钟头也就足够了。能有这点进步，还得感谢作为社长的楚湘漓不断地给她压重担。
宋绮玉到周刊社工作之前，对楚湘漓这个名字就已经熟悉，那是因为她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念书时，有一次听一位教授的课，他提到了中国新闻界的两位资深前辈杜仲毅和楚湘漓。宋绮玉回到系里一查资料，才知道杜、楚二人原来是夫妇俩，都是老同盟会员。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就协助孙中山先生从事宣传活动，在东京办《民报》。后来孙先生派他们到美国做爱国华侨的工作，他们在旧金山办起了《新侨声》报。几年后又由美国到南洋诸岛国为革命事业筹集经费，在印尼创办了《侨声》半月刊。这些经历当时在宋绮玉的脑海里串成了一个富于罗曼蒂克情调的故事，留下深刻印象。
一九三五年冬，就在宋绮玉临近毕业前夕，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搞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她激于爱国热情投身到游行的行列中。十二月九日那天，北平所有的城门被国民党军警封锁，燕大和清华大学校址都在城外，大队同学未能冲进城去。到了十二月十六日，学生又示威，宋绮玉终于和本校以及清华的同学一道突破军警的封锁，到北平城里与全市六千多名爱国学生会合，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活动。军政当局采取了残酷手段镇压，不少同学受伤、被捕。她在遭逮捕后坐了半年牢，连学籍也被开除了。幸亏得到那位新闻系教授的帮助，把她从牢中保释出来，介绍给正在上海办《热血》的楚湘漓。
宋绮玉一边写稿，一边还得分出一部分精力来对付那些不时走到身边来恭维几句的同事。
“密斯宋，你在机场的出色辩论，已成了今天本埠的头条新闻！你为我们刊物争了个大面子，可敬可贺！”说话的小白脸记者，是个“宋绮玉崇拜者”。
宋绮玉笔不停挥，连正眼望他一下的工夫也没有，只是漫不经心地一笑，说：“那么，你将用什么来贺我呢？”
小白脸记者受宠若惊，连忙回答：“今晚请你到百老汇去跳舞！”
“对不起，今晚我已另有约会了。”
“哦？请问那是谁相约的呢？”
“当然是好朋友啰！”
小白脸记者心里不是滋味，颓然退下。
过了一会，走来一个风度潇洒的版面编辑，他素有“美术家”的雅号，也是个对宋绮玉觊觎已久的角色。他站在宋绮玉身旁看了一会，说：“行云流水，文不加点。宋女士真乃捷才也！我一定给你设计一个美丽的边框，还给你配上最时髦的题花，如何？”
“谢谢！不过，这篇短文还不必劳你的大驾，因为不在我们的刊物上发！”
“美术家”讨个没趣，怏怏走开。宋绮玉说的是实话。为了争取时间，等不及下期周刊出版，楚湘漓已决定待这篇文章写好后，即交通讯社用电讯稿发出去，这是她刚才在电话里说到的。
稿子写好后，宋绮玉看了看表，刚好用了两个钟头。她骑上自己那辆克佳露牌英国女式自行车，蹬着往巨泼莱斯路漓园公馆而去。
巨泼莱斯路是位于法租界内的一条街道。楚湘漓的住处是一幢叫“漓园”的公馆。漓园附近一带为中上层人家住宅区，这里的街道清洁而安静。栽种在两旁人行道上的法国梧桐，树干的下半部一律刷成白色，树冠修剪得整整齐齐，像一把把撑开的阳伞。往来的车辆不多，可以看到那头戴黄卡其面通帽的安南巡捕在街上巡行。
漓园是幢两层楼的法国式别墅，有一道用红砖砌成的围墙把它与大街人行道隔开来。大门外侧有一排漆成绿色的铁栅栏，那两扇大门总是关着的。楼房前面有一块护养得很好的草坪，草坪中间是个用花岗石砌成的花坛，坛里种着扁柏、南洋杉和各式鲜花。一条白色的洋灰路呈龟背形，绕过花坛直通到楼房的台阶前。
宋绮玉在大门外揿动电铃，女仆银嫂出来开了铁栅门。银嫂是个苗族妇女，楚湘漓在丈夫逝世后从广东老家把她带出来和自己做伴。她年纪约三十岁，身材高大健壮，皮肤黧黑，一头浓密的黑发成个大髻盘在脑后。一双凤眼大而有神，嘴唇略厚，说起话嗓门挺大。由于她除了苗话外，只会说家乡的方言，所以平时只是默默地埋头干家务活。遇上来访的客人，如果是熟悉的，她就笑笑，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
宋绮玉是这里的常客。当下银嫂对她一笑，把她领进客厅，献上茶，便上楼报知女主人去了。
不一会，楚湘漓从楼梯上走下来，宋绮玉连忙起身相迎。楚湘漓慈祥地拉着她的手，两人一同坐到一张长沙发上。楚湘漓说：
“自从我们率先报道了矢村事件后，连日来塔斯社、路透社、法新社等欧美通讯社都先后转发了，有的还发了评论。这对揭露日寇下一步对华侵略的图谋，争取国际对我抗战的同情和援助，都是有作用的。”楚湘漓改用鼓励的口吻说，“时局越来越严峻、复杂，我们的担子更重了！”
宋绮玉点头称是，说：“这几天，国际舆论关注中日战争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上海；而上海在虚假的繁荣之下，气氛也一天紧似一天。”
“不错。从经济上说这里是全国中心；从军事上说，却是个易攻难守的软腹部。继卢沟桥事变之后，战争台风的第二个风眼如今已经转到这里来了。”
“从这段时间中外报纸预测战局的文章看，上海发生战事的可能性不大。不少论者认为上海是英、美、法等殖民国家在华利益之所在，日本不敢得罪列强。因此，上海可以确保无虑。这种分析是否正确呢？”
“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蓄谋已久，犹如箭在弦上，上海战事已是迫在眉睫！令人忧虑的倒是当局直到目前为止，还迟迟下不了抗日的决心，把希望寄托在欧美列强出面调解上。就以这次处理矢村事件来说，处处显出在为妥协留下余地。凡此种种，实在令人忧心！”说到这里，楚湘漓突然停了下来，似乎想到了什么问题，心情显得沉重。她向宋绮玉要过快讯稿子，戴上老花镜，仔细阅读起来。
宋绮玉初到周刊社时，对这位声望卓著的杜夫人，固然十分敬重，但对她作为一个周刊负责人的能力还估计不足，以为她之所以为社长，或是因为她筹资兴办了刊物，或是为让刊物借重一下她的名望。后来自己写的稿子到了她手里之后，竟被剔出许多失当的字句来。经过她修改刊出后，宋绮玉再拿原稿对照，才不得不服膺她作为一个老报人的知识修养和笔底功夫。作为社长，她对周刊倾注满腔心血，事必躬亲，每期刊物上发表的重要消息、评论，甚至文艺作品，她都亲自审稿，字斟句酌。思维的缜密，文笔的敏捷，不减当年。遇有记者或编辑的意思与自己看法相左，必充分与对方商讨，耐心说服。这种长者风度，令同事们十分钦佩。
这时楚湘漓从衣襟上拔下自来水笔，就着沙发的扶手，开始修改起宋绮玉的稿件。她逐句往下念，念到认为要改动的地方就停下，与宋绮玉一起斟酌妥当之后才写定下来。一篇稿子改好，花去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宋绮玉觉得大有收获，就像个中学生得到老师的面授那样很是高兴；对这位不苟言笑、严肃认真的杜夫人，更增加了一份亲近之感。
宋绮玉自顾高兴，没有意识到楚湘漓已头靠着沙发睡去了。她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只好呆呆地端详着这位处于自然休息状态的老人。她身材较高，在年轻的时候一定也很窈窕；如今已年过六旬，开始发胖了，但身体仍不失匀称。头发已花白，流逝的岁月在她双眼角处留下了两簇细密的皱纹，双眼因长期晚间伏案工作的辛劳略显浮肿；但尽管如此，整个面容仍然能够让人想象出它昔日所焕发的神采和美丽来。
银嫂拿来一床薄毯盖在女主人身上，楚湘漓却醒过来了。她见宋绮玉站在那里准备告辞，便抱歉地说：“中午没有休息。早几年还可以挺过去，如今不行了。你不忙走，在这儿吃了晚饭再去。还有位客人，他希望和你见见面。你可以趁此机会向他请教许多问题。”
宋绮玉便不再急着走，见楚湘漓这么尊重这位客人，问：“是谁？”
楚湘漓指指楼上，说：“他在书房里。别急，等会见了面就认识了。”
说话间门铃响了，银嫂连忙去开门。不一会银嫂又回到客厅，手里拿着一封信。她操着家乡方言对女主人说：“我出到大门，没见有客人，从门外丢进来的。”
楚湘漓把信拿在手里，略感诧异地想：“每天送信总在一早一晚，而且也都是投进信箱里，为什么扔在地上？”她把信放在掌上掂了掂，觉得有点儿沉，便有了几分警觉。等到她把封口剪开，抽出信笺，突然“嗒”一声，一件硬物从信封里滑落在地板上。
银嫂反应很快，一弯腰便把这物件拾了起来。宋绮玉一看，心头不由得怦然一跳，原来是颗黄澄澄的手枪子弹。
“啊，恐吓信！”
银嫂听不懂，只用眼睛瞅着楚湘漓。楚湘漓瞥了子弹一眼，没把它当一回事。她展开手中的信笺，戴上老花镜读了起来。信中写道：“《热血》社长杜夫人大鉴：贵刊近受共党利用，肆意宣传抗日，挑起中日冲突，恶化友邻邦交，实为识者所不齿也。近日宣传所谓矢村事件，以无中生有之词诋毁我帝国军人，不胜令人愤慨。今特寄赠响丸一粒，初示警诫。如再坏我伟业，天地难容，届时勿谓言之不预也！”信末落款是“南进”。
宋绮玉也把信看了一遍。她联想到几天前日本浪人火烧周刊社的事，说：“在日本军人中，有所谓北进与南进两派之分：北进派主张进攻苏联，南进派主张进攻中国。由此可以断定这事是日本浪人或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中的极端分子所为。”
楚湘漓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她和银嫂说了几句，银嫂便走了出去。楚湘漓把信和子弹装回信封里。她对这种卑劣手段既愤慨又鄙视。她想起追随国父孙先生从事革命的那些岁月，她和她丈夫没少接过这样的信件。有一次在香港，一天之内竟至于接到三封之多。今天这粒子弹在她眼里其实算不了什么事，只不过它不迟不早恰好在家里有客人的时候投了进来，其意图何在却颇费思索。是因为周刊披露了矢村事件而施以的压力呢，还是另外嗅出了什么？如果是出于后者，那么消息是怎样走漏的呢？
正当楚湘漓反复思考而一时得不出一个解答时，宋绮玉神色不安地从大门跑回客厅。原来她刚才因放心不下，跟着银嫂一起走到大门外察看。她原以为投恐吓信的人十有八九溜走了，可是出乎意料。当她在大门外待了不到几分钟时，竟有几个日本浪人从附近巷口踅了出来，有意无意地在公馆门口走过来又走过去，行动十分鬼祟。她看这势头不对，连忙返身进了公馆，将铁栅门关牢，留银嫂在那里照看，回到客厅向楚湘漓报告。
楚湘漓倏然站起，走到开向花园左侧的客厅窗户跟前，把一角窗帘轻轻撩起。从这里可以看得见大门的铁栅栏和门外的情景。她悄悄朝大门外注视了一会，果然看到有几个穿着和服的身影在那里徘徊，其中有一两个还把头靠在栏栅门上，从铁栅空隙处朝花园里张望。
银嫂这时已做好预防万一的准备。只见她换了一套紧身的苗装，站在花园的一座假山背后，手中握着一把锃亮的铁叉，叉尖齐她耳根。宋绮玉曾在公馆厨房里见过这把铁叉，连叉头带柄都是铁的，少说也有三四十斤重。当时她以为这是不知哪一朝留下的古董，多半是银嫂从乡下带来，当烧火的叉子用，未免太可惜了。现在才明白它原来是银嫂使用的一件防身之物。
银嫂从假山后可以看得见门外的动静，而门外的人要是不特别留神是见不着她的。
楚湘漓离开窗户，坐回到沙发上。她本想上楼去和那位客人商量一下，但一转念又觉得还是暂时不要打扰他。她吩咐宋绮玉：“给租界巡捕房打个电话，请他们注意保护漓园的安全。”
楼上书房里的这位客人不是别人，而是五年前把袁晨推荐给楚湘漓的李元龙。在袁晨辍学靠卖荷叶糕为生的那些年月，李元龙则以开设旧书店为掩护从事进步文化工作。他是中共上海党组织在文化界几个领导之一。后来他的身份暴露了，组织上把他从上海转移到北平，从事学生运动，公开身份则是受聘于燕京大学文学院新闻系的客座教授。
卢沟桥事变不久，后北平沦陷。尽管燕京大学宣布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李元龙还是离开了那里。组织上根据战局的迅速发展情况和今后坚持长期抗战的需要，把他派回到上海来，仍在文化界从事团结进步文化力量的工作。
李元龙是三天以前抵达上海的。征得楚湘漓的同意后，他到这座位于租界内的阔绰别墅里暂住，以便于隐蔽。尽管当前的政治形势与数年前李元龙秘密离开上海时已然不同，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建立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已日益成熟；但合作毕竟还未成为事实，而许多主张抗日的爱国志士如今仍蹲在监牢里尚未释放，因此他返回上海后身份是不公开的。
这几天来，他足不出户，每天除了用一定时间听楚湘漓介绍上海文化界的情况，共同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外，其余的时间都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翻阅这几年来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出版的报纸、刊物。
杜夫人的书房窗明几净。临窗的一株白兰树比几年前高了许多，如今的兰花正缀满枝头，书房里流溢着清新爽人的芬芳。这香味甚至渗透进书架上的每一册书页里，它与书籍固有的油墨的气味混合在一起，使整间书房生出一种特殊的雅致的气氛和诱人的魅力。
当年，他以一个旧书店老板的身份不止一次地造访漓园公馆，进过这间书房。杜夫人爱藏书，而他当时又确实是个既有眼力、要价又公道的旧书商人。如今站在书架前，他还能认出哪些书是他费心为杜夫人罗致到之后送来的。他高兴地看到在他离去之后的这段时间，杜夫人的书架上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收藏。他也是个爱书成癖的人，如今置身于书林之间，又怎能不见猎心喜，把这一册册人类智慧和情感的结晶做一番自由自在的浏览与赏鉴呢？可是考虑到当前任务的紧迫，又不得不把这种一头扎进书海中的强烈愿望克制住，仍然回到书桌前坐了下来。桌上有一大摞由楚湘漓托人收集来的各种近年出版的报刊。
他首先翻看近几期的《热血》。《热血》这个刊物由于办刊时间较长，业务基础和政治素质都很好，影响也较大。通过它可以开展一系列团结、组织在沪革命文化人的工作。
翻着翻着，他很自然地读起袁晨和宋绮玉的文章来。
李元龙看到袁晨在《热血》上所发的文章多是随笔和政论之类，这些都是为配合每一期刊物而写的。文章虽短，但几年累计，总数也达到三四十万字。袁晨是勤奋的，他每天要为周刊的编务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文章的写作只能放到公余时间来完成；即便如此，成绩也很可观。
李元龙一直关注着袁晨的成长，他曾为袁晨的文集《市缠的尘雾》写过序。不过他对袁晨近年写的读得不多，所以现在特意从《热血》上挑出一些近作来读。读过几篇以后，李元龙感到比较满意。无论文章的立意、构思或行文，都已能初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尤其是那些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旨的政论，更是慷慨激昂，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在李元龙看来，袁晨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文化新秀，他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思考着人生和社会的问题。在他早期作品中，由于他还没有找到一条能把民众领出这苦难生活的光明道路，所以仍不免时时感到悲哀与孤寂，在深沉的暗夜中发出沉痛的叹息。这叹息有时又激发为悲愤的呐喊，有时又变化成对世态的辛辣的嘲讽。这一切均出自真情真性，无论悲也好，愤也好，嬉笑怒骂也好，都有一股真挚的力量，见出作者本真。
也许是由于自觉到自己对革命文化事业负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者是由于长期从事文化研究而深感到人才的难得和写作的艰辛吧，总之，李元龙习惯于爱护和尊重文化人的创作劳动，尤其是对那些刚刚起步的青年，更是扶持爱护，循循善诱，把他们推荐给办刊物的老朋友，帮助他们与书店老板联系出书。所以这些年在京沪文化界，他先后结识了不少有作为的年轻人。
他接着翻阅宋绮玉的作品。当宋绮玉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这位思想活跃的青年。宋绮玉文字功底很好，她每周都去听李元龙开的课，学得很认真。自工作以来，作为一名记者，发表的作品以通讯和特写为多，集中登在《热血》上。这些文章质朴无华，简洁流畅，表现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驾驭文字的能力。但李元龙总感到作者似乎还未能尽其才。从过去接触宋绮玉留给他的印象来推断，她的文笔应该更活泼恣肆，情感也应该更充沛热烈一些才对。而所有这些通讯、特写都比较平稳，明白流畅有余，意蕴文采不足。
李元龙把已经翻阅过的报刊放到书桌的另一头，把一摞尚未来得及翻阅的移到面前来。令他高兴的是在这一摞期刊中他找到一本两年前的《文学》，那上面登载着宋绮玉的一篇报告文学作品。
这篇东西也许是她的处女作吧？它以北平的“一二·九”运动为题材，写的是真人真事，但在写法上却不同于一般的新闻通讯。它的文学性较强，描写的视野开阔，内容也比一般的新闻通讯要丰富充实得多。更重要的是容纳了许多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和场面，作者还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刻画了人物。李元龙饶有兴味地把它读了两遍，十分欣赏这篇尽管比较稚拙但却充满生活气息和艺术上的探索精神的作品。
现在，李元龙感到有些倦意了。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背着手在书房里踱步。书房被一排排书架占满了，能供走动的余地很少，他便在书架之间的小巷道里来回走。尽管不大方便，倒也达到了调剂精神的目的。他今天给自己安排下的一个主要工作内容已经完成，心里感到愉快。为了进一步培养、引导这两个活跃在新闻战线上的青年，他曾从楚湘漓那里了解他们的近况，现在又直接从他们的作品中做了进一步的了解。
李元龙看了看表，时间剩下不多了。刚才在翻阅各种期刊时，有一个陌生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个刊物上，它叫“梦莹”。出于职业的敏感，他认为这个作者是颇有自己的创作个性的，因而想利用余下的这点时间把她的作品仔细读一读。
梦莹写的主要是诗歌，大多发表在《现代》《新诗》等新月派诗人主办的刊物上。此外也写抒情散文、旅欧游记之类。从游记中可以看出她是个正在法国念书的洋学生，逢寒暑假期则去欧洲风景名胜之地旅游。她的文笔充满了女性的细腻感情。作者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花花世界以及异域风光，作品中充满了惊奇、幻想、慨叹和种种新鲜的感受。
李元龙从分析作品进而到分析作者，脑子里涌现出许许多多互不连续的想法。他感到这是一种很愉快的劳动，从中往往还能迸发出一些对艺术的精辟的见解。他的许多评论文章，就是在经过这样的一番酝酿后写成的。
他今年四十多岁，但头顶的黑发已开始脱落，显示出衰老的迹象来了。他出身于江南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养成对艺术的多方面的爱好。在学生时代，他也是一个在文场中夺魁的好手、名重乡城的少年才子。但是由于在他日渐懂事的那些年月里，国内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他无法继续心安理得地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去和艺术打交道。他怀着一腔热血投身到改造社会、挽救祖国危亡和拯救人民于水火的斗争中。从此他成了一名职业革命者，但却并未放弃对学术的爱好和研究，相反他努力把两者结合起来，而客观上也确实需要这种结合，可以做到这种结合。他时而以书店老板，时而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出现在社会上，以此作为他干革命工作的掩护。他也深信伟大的革命不仅是一场伟大的破坏，而且是一场伟大的创造，其中包括文化的创造在内。他的这种想法在革命组织内部曾遭到过反对，但他并不介意，也不妥协，继续努力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自己是对的。
就在李元龙独自在书房里阅读和思索的时候，漓园公馆却遭到了一群不明身份的暴徒袭击，发生了一场令人不安的骚乱。开始只是在大门外徘徊和窥视，继而也许是由于摸清了公馆的虚实，便得寸进尺地向花园里扔起石块、臭蛋之类的东西。那些扔得较远的甚至打到了公馆的墙上，砰然有声。
宋绮玉气极了。她看见这些恶徒都穿着和服，便自然地联想起数日前日本浪人焚烧周刊社的事，断定现在同样是那些浪人所为。她刚才给租界巡捕房打了电话之后，本以为法国巡捕会很快出现在大门外，将浪人赶走。可是到现在一个多钟头过去了，不仅看不到巡捕来，原来在街上巡逻的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眼看这伙恶徒越来越放肆，宋绮玉愤然拿起话筒，再次给租界当局打电话。谁知这一次拨通了以后居然没有人接。宋绮玉不甘心，又连连拨了几次，才听到了回答。
“喂，巡捕房吗？我是巨泼莱斯路的漓园公馆。我们正遭到一群日本浪人的袭击，请你们给予保护。”
“我们已经接到了报告。很抱歉，小姐！日本浪人闹事请你打电话到日本领事馆去好了。”
“租界内居民的人身自由和私人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是吗？”
“是的，小姐！不过，中国有句俗话‘各人自扫门前雪’。很遗憾！法国的巡捕管不了日本侨民。再说，现在已经过了办公的时间。”
“可是这不是一般的日侨，而是一群暴徒！他们是不会只在你们的办公时间内才捣乱的！”
“也许吧，但我们现在这儿已空无一人，非常遗憾！再见！”
宋绮玉放下听筒，气得直跺脚：“这些浑蛋！就会撵街头摆卖的小贩和露宿的穷人！”
宋绮玉打电话时，楚湘漓站在她身旁听得很清楚。她想：“这伙暴徒如此猖狂，巡捕居然退避三舍，看来双方很可能有默契。”
宋绮玉说：“连法国人也害怕得罪日本人，可悲可耻！”
楚湘漓若有所思地说：“这些恶棍真的是日本浪人吗？”
这时李元龙已被楼下花园里传来的异常响声所惊动，他走下楼来。宋绮玉看到他，不禁惊喜地迎上去：“李老师，原来是你呀！”李元龙对她颔首微笑，说：“一别经年，我为你的进步而高兴。不过现在先别忙叙阔别，商量一下如何打发门外这伙无赖。”
李元龙转过脸来对楚湘漓说：“我在楼上都看见了。你是不是暂时找个地方避一避，以免出什么意外。这里由我来对付。家里有地下室吗？”
“后园有个防空袭的地下室。不过，目前还不必。倒是你……我在考虑他们究竟企图达到什么目的。”
李元龙沉吟了一会，说：“目的嘛，不外这么三个：一个是骚扰加恫吓，二是附带发一点横财，至于第三个目的嘛……”李元龙欲言又止。
“看来这几天他们已嗅出点什么味儿来。所以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你还是不要轻易露面为好。”
李元龙点点头。说话间，外边的骚乱又起来了，一个浪人居然翻墙而入，门外的同伙发出鼓噪声以助其威。
一直警惕地守候着的银嫂，这时把铁叉一提便迎了上去。不待这个浪人双脚站稳，叉尖便向他刺了过来。浪人忙拔出匕首相迎。
银嫂的祖父原是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帐下的一名将领，太平天国失败后避难逃入湘桂交界的大苗山。他有一身很好的武功，银嫂得到了乃祖的真传，一把铁叉舞动起来变幻莫测，十来个壮汉是近不了她的身的。如今对付一个只有把匕首的浪人，她简直不费什么力。交手不到两个回合浪人手中的凶器便被叉飞了，铁叉柄顺势一个横扫，浪人腰腹挨了一下重的，立即瘫倒在地。
这一幕客厅里的人都看到了。李元龙果断地说：“就从这家伙身上找答案！”他交代了宋绮玉几句，宋绮玉跑出客厅协助银嫂去了。
不一会，宋绮玉回转，递上一个从浪人身上搜到的蓝皮面证件。李元龙和楚湘漓看到这个盖有上海市党部印鉴的证件后，心里全明白了。
三人商量了一会，楚湘漓便拿起了电话，拨了吴人哲的号码。
吴人哲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二处处长。由于他早年曾追随杜仲毅，做过杜的秘书，所以楚湘漓对他用不着客气。
“你是人哲吗？嗯，我就是要找你。你们也未免太放肆了！怎么，是不是请你也到我公馆里来搜查搜查呀？”对方连称误会，推说自己丝毫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好吧，不知者不罪。你马上叫他们滚蛋。我这里还留下了一个受伤的，你要不要？不要我就叫人把他扔到黄浦江里喂鱼虾去！”
对方顿了一下，然后连连道歉，并叫楚湘漓放心，他马上着人查处这件事，查明后他一定严加惩办。
一个小时以后，这场风波才算是平息了下来。这时已经是五时多了。银嫂把那个擒拿到的家伙推出了大门，由他的同伙架持着，一瘸一拐地走了。
宋绮玉帮着银嫂把晚饭端了出来。大家颇有兴致地吃着。忽然，宋绮玉有所悟地说：“这些家伙表面是撤走了，不过谁能说得准他们是不是另行隐蔽了起来，在公馆周围继续捣乱呢？”
楚湘漓和李元龙互相对望一眼，脸上露出会意的微笑。楚湘漓说：“看来绮玉是吃一堑长一智了。不过有这些人在守卫着我们，小偷就不敢来光顾，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好处嘛！”
宋绮玉大笑。坐在她身边的银嫂听不懂，经楚湘漓用方言向她解释后，也抿着嘴笑了起来。在刚才那场骚乱中，她是个独胆英雄，如今随着换回平时的装束，她的神情、举止也回复到了原状，仍然是那样勤谨、沉静，略带着羞涩之态。众人吃完饭，她便收拾起碗筷，进厨房洗涮去了。宋绮玉望着她的背影，忽然感到自己不懂银嫂家乡的方言真是太遗憾。
李元龙经过一番考虑，已决定离开漓园公馆；不过不能马上就走，所以暂不提这事。他趁这个机会和宋绮玉谈论她的作品和今后的创作设想，鼓励她说：“在中国，才女太少了，我寄希望于你身上！”
宋绮玉受到鼓舞。
“对了，我在刊物上看到一个叫梦莹的女作者的名字，你是否了解她的情况？”
楚湘漓含笑插言道：“要了解她的情况，最好去问袁晨。”
宋绮玉解释说：“她是袁晨的未婚妻，三年前去法国留学。发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她在巴黎写好后寄回来的。现在她已回国，袁晨今天上午去码头接她了。”
李元龙这才明白，便没再问下去。他对楚湘漓说：“如今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枪口对内是不得人心的。像刚才那样的捣乱，以后也许还会发生，但我相信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共赴国难的局面迟早会实现。杜夫人，上海文化界抗日爱国力量的团结，还得仰仗你的努力呢。”
楚湘漓摆动着双手，颇为感慨地说：“李先生不必客气。回想十多年前，我与先夫追随孙先生、廖先生，参与组织革命政府，以后又一同参加北伐。当时和我们在一起共事的就有许多是贵党的同志。我们曾经融洽相处，患难与共。回想起来，这真是我平生最为奋发，也最难忘的一段日子。后来，国共分裂，十年内战，民众生灵涂炭，先夫也未能幸免于难。算起来，今年正好是他蒙难十周年。回首往事，令人有肝肠寸断之痛啊！”
“杜夫人所言极是！今天只有团结一致，枪口对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杜先生之英灵才会含笑于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