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农历还在七月尾上，克俭跟着娘在屋后的菜园子里压南瓜藤。
听房东薛先生说，这块地从前是他们薛家祠堂的马棚，族里的公产，祠堂主事专门雇着人养马，最多时养过七八匹，马棚前走一趟，老远就能闻到马臊味。这些马在冬闲时节被拉到海边盐场贩私盐，赚了钱用作祠堂祭祖的开销。后来盐税管得紧了，衙门里抓到一个贩盐的就打死一个，薛姓人再不敢顶风作案，马卖了，马棚也拆了。养过马的这块地，地气自然是肥厚，种什么都是见风长。这不，立秋刚过，地里的南瓜已经结出拳头大的瓜妞儿，嫩生生的，绿莹莹的，头上的那朵金黄色的花，要谢不谢，半开半闭，像婴儿满月时戴的一顶花边帽。
娘说，瓜妞儿结得多，就要压藤，打花，掐妞儿，一根藤上至多留两个，这样结出来的瓜，个儿大，也面实，能顶饱。要是由着它们长，长到最后满地都是青疙瘩，小得不成样子不说，一煮一锅水，不好吃。
娘在地里种南瓜，还是听了驻扎在此地的保安旅沈沉旅长的劝。有一年娘在地里撒菜种，沈沉带人骑着马从地头过，看见娘把种子撒得东一簇西一簇，笨手笨脚不像个种地的人，起了疑，下马盘问，才知道娘本是大户人家的太太，带着孩子从城里逃难过来，临时落脚在此地。沈沉拿脚尖踏踏地里的土坷垃，好心劝娘说，地里的土都没耙碎，也别种菜了，种几窝南瓜吧，那东西好侍弄，长出瓜来既能当饭又能当菜。沈沉说，战争打到今天，还不知道往下是什么形势，粮食只会越来越紧张，到断顿的时候，能有几个南瓜吃，就是大福气。
从那时起，娘听沈沉旅长的话，年年都在屋后种南瓜。娘总是等南瓜长到锅盖那么大，长到金黄的瓜皮上罩一层粉白的霜，才招呼克俭几个孩子帮忙摘瓜，帮忙抬到通风的柴棚里，一个个地摞着，从秋天吃到冬天，吃到青黄不接的春天。
算起来，从一九三八年日本人打到青阳城，娘带着绮玉、思玉和克俭下乡逃难，已经有六个年头了。逃难的时候克俭才两岁，是抱在娘的怀里的，如今他八岁，站着齐到娘的肩头高。他的大姐绮玉，下乡那年是小学生，去年离家参加了新四军。娘猜绮玉是共产党，否则的话，她要抗日，就近入沈沉的保安旅就行了，何必舍近求远去入新四军呢？
这样的想法，娘不敢对外人说。娘也嘱咐思玉和克俭不能说出去。保安旅和新四军，说起来都是抗日打鬼子的，可是两支队伍时不时地有摩擦，你打我一下子，我捅你一下子，总没个心平气和坐着谈事情的时候。再有，十里外的石庄镇上驻扎有日本兵，日本兵周围还有为虎作伥的“皇协军”。方圆几十里的地盘上，国民党、共产党、日伪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眼小眼虎视眈眈，大仗小仗一触即发，娘带着小女儿思玉和儿子克俭在三种势力的夹缝里过日子，自然要小心翼翼求平安。娘对人解释长女绮玉离家的事情，编了个谎，说是投奔了通州舅舅家，念高中去了。至于听者信不信，娘不管。这年头，彼此都是心照不宣吧。
娘是个做事利索的人，几年的乡村日子过下来，侍弄园地已经学成一把好手。她一只手里掂着一把小铁锹，脚跨着满地游荡的瓜秧子走，打谎花，压瓜藤，掐掉多余的枝蔓，就手清除杂草，眼到手到，遥遥地走到了地头。三伏天刚过，日头很晒，娘像很多乡村农妇一样，头上盖了一块湿毛巾，两边垂下来，耷拉在耳边上，既遮阳，又擦汗。她穿的那件洗得发白的紫花布褂子，背后有一块颜色特别深，是汗湿了。
“克俭，小心别碰着瓜妞儿！”娘直了腰，手伸到背后去，把汗湿之后黏在皮肤上的衣服拎起来，扇一扇风，回身嘱咐着。
克俭的动作慢，娘的一垄地已经做完到头，他的才做了小半垄。因为他贪玩。南瓜地里有各种小虫子，蚯蚓和地鳖虫什么的就不说了，光是蚱蜢，长相各异的就有好几种。深褐色的一种个头小，但是灵活，猛然一蹦，弹到克俭的额头上，“噗”的一声，又痒又疼。粉红色的，新娘子一样羞答答的，总是藏在南瓜叶子底下，一掀叶子，它慌忙往藤蔓深处躲，死活都不肯出来见世面。绿色的个头最大，飞起来的时候最漂亮：浅绿色翅膀下面，还有一层极薄的玫红色的蝉翼，阳光下闪出粉亮粉亮的光。捉蚱蜢很容易，看准一个，手一捂就成。蚱蜢这东西很蠢，不懂得避开人。但是蚱蜢的两条长腿有力气，会蹬人，它一蹬，克俭的手心一痒，一激灵，手抬起来，蚱蜢就趁机弹开，远远地逃命。
克俭其实并不想真的捉它们。乡下这玩意儿太多了，不稀罕。他只是跟它们逗着玩。
虫子玩腻了，直个腰，抬头看天。天上也好玩。有句谚语说：七月看巧云，说的就是立秋后的这个季节。碧蓝碧蓝的天空上，也不知道从哪儿生出来那么多雪白雪白的云，每一朵云彩都是魔术师，它们不声不响地，把自己变成咆哮的狗，变成奔驰的马，变成高低错落的树林，变成飞檐高耸的宫殿，又变成长胡子的老头儿的脸，变成摇篮里啼哭的小婴儿。它们一大团一大团的，在天空中缓慢地聚集，排列，翻滚，而后又迅速地分手，裂变，重叠。它们自己跟自己较着劲儿，比赛谁变出的花样最多，谁的造型最叫人惊叹。
如果没有日本人，没有战争，七月的乡村该是一幅多美的画。
娘也在抬头看天。她站在田埂上，湿毛巾抓在手里，打个眼罩，脑袋斜着往后仰，从后面看，她的身子绷得很紧张。
“克俭！”她看了一会儿，回头喊他，“你耳朵尖，帮娘听听，是什么声音？”
娘一提醒，克俭就听到了，是天边滚过来的轰隆隆的打雷声。怪事啊，太阳灼灼的，蓝天透亮透亮的，云朵里怎么会打雷？
“克俭！”娘忽然一声撕心裂肺地叫，也不管脚底下的瓜藤瓜妞儿了，高一脚低一脚地蹚着田垄奔过来，一把抱住克俭，没头没脑地摁到地上。
“是飞机！飞机要扔炸弹了！”娘趴在克俭身边，喘着粗气，慌张得脸都变了颜色。
果真，从云朵里钻出一架飞机，很低很低，像银色的大鸟一样，摇摇晃晃地朝着地面冲下来。奇怪的是，大鸟的屁股后面着了火，拖出一股黑红黑红的烟。那股烟，就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天上弯弯曲曲画着符，忽而左，忽而右，没有章法，不受控制，刹那间，小半个天空被它弄得乌烟瘴气。
“飞机喝醉了酒！”克俭的身子被娘压着，脑袋别过去，努力地往天上看。
“炸弹要下来了，阿弥陀佛……”娘惊恐地闭上了眼睛。
逃难出城的那一年，娘被日本人的飞机吓破了胆。娘说，最早飞机过来时，谁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没有见识过，全城老老小小都涌到空地上看热闹。飞机飞得最低时，能清清楚楚看见翅膀上的日本国旗，看见戴皮帽子的日本飞行员的脸。胆大的年轻人爬到房顶上，对着飞机吆喝，咒骂，挥拳头，吐唾沫。飞机先不理不睬，忽然从屁股里挤出一个黑乎乎的大铁蛋，直直地往人堆里砸，轰的一声炸开，火光冲天，血肉横飞。炸死的没个囫囵尸首；没炸死的震聋了耳朵，震破了苦胆。娘说，那种阵势，经过一回，魂就没了。
不是为了躲飞机，娘当年或许下不了决心带三个孩子逃难。
也因此，娘一听到飞机的轰隆声，止不住地腿抖，心颤。
克俭被娘压在地上，透不过气，很难受。鼻子下面的泥土被太阳晒得滚烫，热气灼人，土层里还带着草根的腐烂味，埋进南瓜根里的粪肥的恶臭味。一片南瓜叶子伸到了他的脸颊下，毛茸茸的小刺刮挲着他的鼻尖和嘴唇，痒得他直想打喷嚏。一只背壳油亮的地鳖虫从叶片下爬出来，在克俭眼睛上方停住，跟他对视，琢磨着应该继续前进还是转身退却。
“娘！”克俭抗议道，“飞机还在河对岸呢。”
娘更紧地按住他：“别动！等它看见你了，就晚了！”
可是飞机不可能看见克俭，因为它看上去已经自顾不暇，它的屁股后面拖着可怕的浓烟，在半空里连续地翻着跟斗，陀螺一样地直坠下来。一阵耀眼的火光之后，是轰隆的一声巨响，河对岸的杂树林里冲出一团裹挟了黑烟的火球，火球被风赶着，呼啦啦地燃烧，腾起的烟雾炙烤着周围的树木，像是从火中伸出无数条舌头，只一舔一卷，青葱碧绿的树干和树叶就成了枯木，没了踪影。
“天爷啊，吓死人啦！”娘遥遥地望着河对岸的大火，手拍着胸口，不住声地念叨。
克俭忽然跳起来，手指着远处的天空：“娘！娘你快看啊！”
白云翻卷的天边，火光闪过的地方，有一朵雪白的棉花飘飘荡荡。起先，棉花只有拳头那么大，被太阳照着，镶了一圈漂亮的金边。慢慢地它在长大，有锅盖那么大了，又有桌面那么大了，很神奇地挂在天和地的中间，悠悠地飘，悠悠地落，离天越来越远，离地越来越近，最后，趔趄着翻个跟头，在地面上弹了两弹，消失不见了。
“那是什么怪东西啊？”克俭惊讶不止。
“阿弥陀佛！”娘这时也站了起来，合十拜天。
克俭说：“我去看看。”说完他拔腿就跑。
娘在后面惊慌失措地喊他，唤他回头，克俭怎么能听？一眨眼的工夫，他已经兔子般地窜出老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