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士兵素质低劣外，黔军的装备也很难上得了台面。红六团在侦察过程中了解到，遵义城20里外有一个山口，驻有黔军的“九响团”。所谓“九响”乃是九响连发枪的简称，为赤水兵工厂生产的一种土造步枪，这种步枪可装填九发子弹，但质量却令人不敢恭维。
实际情况是，黔军所使用的其他步枪大多还不及九响枪，这让九响枪俨然成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当地人提供的说法是“山口子由‘九响团’把守着，鸟都飞不过去”。老百姓对红军不知道“九响团”的“大名”感到很是惊讶：“你连‘九响团’都不知道啊？嘿，全团上下一式的‘九连珠’（九响枪的另一种称呼），厉害着呢，在贵州谁也打不过它！”
不说是九响枪，大家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武器，一说，全都笑了——红军初期也用过“九连珠”，不过早就淘汰了。
王集成找到了一个当地小伙子做向导。这个小伙子曾被黔军抓了一年多兵，刚刚跑回家半个月，对山口的守备情况有所了解，王集成便根据他提供的情况制订了一个作战方案。
听完王集成所汇报的方案，刘伯承思考了一阵，点头同意，随后又进一步叮咛道：“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所以不仅要求仗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同时又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用点智慧啰！”
计议已定，刘伯承亲率红六团向遵义疾进。午后，他指示作战部队，要求一旦发起攻击，必须全歼“九响团”，不能让一个敌兵漏网，以免走漏风声，影响攻打遵义的作战行动。
下午3点，部队接近山口。这时突然下起大雨，众人个个被淋得像个落汤鸡，但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也为突袭提供了掩护：当敌兵听到枪声仓皇应战时，早已成为瓮中之鳖了。
“九响团”所守卫的山头有百十米高，上面各有一左一右两座碉堡，对山下形成俯瞰之势。红六团以轻重机枪对碉堡进行封锁，以压制敌人的火力，其余战士为节省子弹，则均持刺刀进行冲锋。
十几挺轻重机枪一开腔，使得“九连珠”只吭哧了几声就变成了哑巴。红军的刺刀冲锋更让守军心惊胆战，因为黔军最怕的就是拼刺刀，打仗时只敢远远地放枪。
在红军出其不意的猛击下，“九响团”很快就全线崩溃，而红六团只有几名战士负轻伤。这一结果基本符合刘伯承所提出的“打好仗”标准：既攻取了目标，又减少了伤亡，还节省了子弹。
突袭战的前敌指挥官是一营营长曾保堂。看到刘伯承和王集成等人牵着马上了山，曾保堂急忙三步并作两步地上前敬礼。刘伯承看到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哈哈大笑，其他团领导也看着他直乐。
曾保堂莫名其妙，左看右看，谁知刘伯承笑得更厉害了。正在他不知所措之际，通信员指了指他的脸，曾保堂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由于急于作战，雨水、泥水和汗水已经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大花脸。
得知“九响团”已被消灭一多半，尚有余敌在逃跑，刘伯承把手一挥：“不要管它了，赶快集合部队，遵义有一个师的敌人，听说我们过了天险乌江，动摇得很厉害，要赶快抓住时机占领遵义！”
刘伯承准备只动用曾保堂的一营攻打遵义，他沉吟着对曾保堂说：“你们一个营去打敌人一个师，力量是有点儿悬殊哇，但敌人是惊弓之鸟，一轰就跑。你们一定要有胜利的信心，同时还要动动脑筋，多用一点儿智慧。”
打仗要用智慧，是刘伯承在指挥作战中经常说的一句话。按照他的要求，红六团指挥员对俘虏进行了详细询问，在大致摸清遵义城防情况的基础上，终于想出了一个计策。
这是一个“诈城计”，即让曾保堂率一部分战士打扮成敌军，同十几个经过教育已争取过来的俘虏一道去诱骗遵义的守军打开城门。
刘伯承听后表示赞许：“很好，这就是智慧。”他决定把红一军团侦察连临时配属给一营，并嘱咐参与诈城的指战员：“装敌人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叫敌人看出来。”
水马渡乌江
晚上9点，部队冒着大雨出发。四周围一片漆黑，路滑得像泼上了油，队列里不时响起“扑通”、“啪唧”的声音，差不多每个人都着着实实摔了几跤。
急行两个多小时后，雨停了。透过夜幕，曾保堂看见一星灯光吊在半空，俘虏们悄声告诉他，说这就是遵义城，灯光是城门哨楼上发出来的。
曾保堂率领着俘虏军官，冒充败退的“九响团”前去南门诈城。其他部队跟在后面，准备诈城不成即行强攻。
因为时间紧促，红军只有靠前的几个侦察员穿着黔军的衣服，其他人都没有化装。不过幸亏在泥水里泡了一天，瞧在守军眼里全是泥人，早就分不出谁是谁了。在磨了二十多分钟嘴皮子后，守军给“自己人”开了门，红军蜂拥而入，分头从两侧占领了城楼。与此同时，军团侦察连也迅速攻占了城左翼的制高点红花岗，开始从侧面对攻城部队予以支援。
防守遵义城的黔军教导师确如刘伯承所言，“惊弓之鸟，一轰就跑”，红军入城后没费什么劲就占领了其师部，控制了全城。曾保堂率部到敌师部休息，精神一松懈下来，这才感到又累又饿，腰酸腿疼，草草吃了点饭，倒头便睡。
正睡得香呢，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和高亢的冲锋号声。曾保堂惊醒过来，急忙提枪奔出屋外。一问，才知道遵义城原来有新城、老城两个不同的城池，一营刚刚占领的城池只是新城。
老城敌军发现新城被占后一直默不作声，等到凌晨才逃往娄山关。枪声和冲锋号声是坚守红花岗的军团侦察连在进行阻击，但因敌军人数较多，并没有能够将其完全阻住。
红六团夜间占领的遵义，第二天云开雨歇，老百姓开门一看，满街都是红军，不由惊讶万分，不知道红军是如何一夜之间渡过乌江，杀到遵义来的。
贵州古有以“夜郎自大”闻名的夜郎国，地域上较为偏僻封闭，自然迷信思想也会多一些，人们便纷纷传说红军有神人相助，有“水马”作为坐骑。一时间，红军“水马渡乌江”且藏有盔甲的神话在城内传得沸沸扬扬。
为了借民间舆论迷惑敌军，红六团的通信主任就故意在部队驻地门口挂了“第一水马司令部驻此”的门牌。老百姓见到后更加信以为真，围着曾保堂等人要看水马和盔甲。
曾保堂拿出一顶钢盔给他们看，可人家不满足，曾保堂只好跟他们逗乐：“水马盔甲是军事秘密，不能看！”
老百姓依旧不信，一再声明“莫要保密啦，我们都是干人（穷人）”。曾保堂走到哪里，后面的人就围到哪里，他们说曾保堂是“水军司令”，能“飞檐走壁”，要不然的话，那么高的遵义城墙，怎么能一蹦就上来呢？
曾保堂和红六团的官兵可以暂时休息一下了，但其他部队还不能——有三个团的老城敌军通过军团侦察连的火力拦阻，已经逃到娄山关。
娄山关距离遵义90里，是黔北大山中的一道著名险隘，扼守着遵义通往桐梓、川南的出路。若优势敌军从川南到黔北，只要控制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城便成囊中之物。这一后患一定要赶紧除掉，但考虑到红六团刚刚经历激战，人困马乏，刘伯承决定另调红四团进攻娄山关。1月7日晚，他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匆匆赶往红四团在遵义城的临时团部。
红四团自强渡乌江以来，一路星夜行军，官兵们也十分辛苦。耿飚和团政委杨成武正在布置宿营，准备让部队在城内过年，他们没想到刘伯承和聂荣臻会来到团部，而且一进门就说：“不行不行，四团不能休息，有任务！”
耿飚刚刚解开皮带扣，随身的武器和图袋都还没解掉，立即又扎紧了。
刘伯承从挎包里取出地图，指点着说：“你们立即出发，迅速占领娄山关、桐梓。”
虽然感到突然，耿飚、杨成武仍然不约而同地点头应命。
刘伯承用铅笔在空中点了一点：“要快，越快越好！”聂荣臻对此进行了补充：“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粮。”
刘伯承随后又对战斗做了具体指示，要求红四团“夺关快，伤亡少”，最后还特地叮嘱道：“记住，要利用公路旁边的第一根电话线与你们师部联络。我随时等你们的消息！”
怪事
红四团匆匆赶往娄山关。到达娄山关附近的板桥镇后，耿飚、杨成武登上一座山峰看了看地形。只见娄山关雄踞群山之上，四周山峰环立，中间两座山峰犹如两把利剑直插云霄，从而形成了一道狭窄的隘口，其地势之险峻真是名不虚传。
二人分析，守关的黔军早已是惊弓之鸟，要打垮他们并不困难，难的是地形不利——如果单纯从正面沿公路仰攻，部队伤亡会很大，不符合刘伯承提出的“夺关快，伤亡少”要求。
最后，决定采取正面佯攻、侧翼抄袭的战术。要抄袭就必须有路，根据通信排从山坳里带回来的一位老猎人介绍，娄山关除了正面有一条公路外，其实还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条小道过去曾是从板桥镇通往桐梓的唯一路径，只是后来修通了公路，才无人再走。
耿飚又找来十几个当地居民，向他们详细了解了小道的情况，但是无论这些居民还是老猎人，都没有能够提供出小道的准确位置。
耿飚和参谋们用地图对照着实际地形进行研究：娄山关左面的悬崖峭壁肯定上不去，右面的山岭倒是可以一试。
1月8日晨，部队到娄山关山脚下集结待命。提前大部队三个小时，侦察队和迂回部队已在右侧高山上觅路攀登。
这时耿飚按照刘伯承的指示，已利用公路旁边的第一根电话线接通了与师部的电话联系。他正准备向师部报告情况，忽然听到电话员们一个劲地嘟囔：“怪事！”
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电话员报告说：“我们还没摇铃呢，电话里就有人叽叽喳喳乱嚷嚷。”
耿飚拿起话筒一听，发现居然是驻桐梓的黔军师长侯之担在与王家烈的军部通话。原来通讯班在接通师部电话之前，虽然事先剪断了通往敌方的线路，但由于雨后地上积水，两个断头掉在积水中，经雨水传导，又重新接通了敌军的电话。
一个阴差阳错的误会，却为截获敌方情报提供了方便。耿飚注意到，敌人在对话中也提到了神秘的小道，并且害怕红军借此偷袭桐梓：“你们千万要注意东边的那条小道，加强警戒。”
想不到小道还真是对方的空虚缺口，耿飚于是命令侧翼抄袭部队改隐蔽前进为虚张声势的行军，以造成破袭桐梓之势，动摇敌军的防御决心。
一个小时后，总攻部署按计划完成。耿飚正要发令，敌人的电话铃又响了，里面传来一阵紧张得几乎发抖的声音。这是王家烈在向侯之担报警，说发现有红军主力在向桐梓运动，让其立即撤退。
耿飚立即下令展开总攻。正面部队冲锋号一响，抄袭部队即沿找到的那条残弃小道绕至敌军左翼，并从其后方斜插了过去。
在红军的前后夹击下，守关之敌溃不成军，红四团成功登上了娄山关。接着，他们又沿十步一变、八步一拐的汽车路继续追击，一口气追了三十多里路。
当天上午，红四团占领了敌军已撤退一空的桐梓城，后者是王家烈和侯之担的老家，也是传说中夜郎国的都城所在地。刘伯承亲自部署的这一军事行动，既解除了遵义的后顾之忧，也为红军总部入川打开了通道。
同一天，朱德下令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负责警备南北两个方向上敌军可能发动的进攻。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改变了原来的“三人团”领导，仍由周恩来、朱德担任军事指挥，毛泽东则正式恢复了指挥权，以后在行军途中又开始负主责。
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聂荣臻提出建议，认为红军应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计划从泸州上游渡江北上。
按照这一计划，红军经桐梓渡赤水河北上，但由于在土城战役中未能取胜，只得放弃原计划，二渡赤水，重占桐梓、娄山关、遵义城。紧接着，为摆脱薛岳部的追击，红军又两次渡过赤水，一路向西，逼向昆明。
毛泽东并不是真的要打昆明，其目的地仍是川西北。就在云南滇军紧急往昆明集中的时候，已到达昆明附近的红军主力突然向西北转进，直趋云南通向四川的天堑——金沙江。
5月2日，刘伯承奉命率干部团前往金沙江南岸的绞平渡渡口组织架桥，以便后续部队强渡。
从出发地点到绞平渡，部队需要走160里，沿途可能要打仗，到了江边还要过江、抢占渡口、架桥，而给他的时间一共只有一昼夜。
刘伯承盘算时间上可能来不及，也为此做了最坏打算：假如在抢占渡口后，后续部队跟不上，渡口又被敌军占去，那么，渡过江去的先头部队就要准备独立作战，先打一段时间的游击，以后再设法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