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的立国初期，出了一个著名的宰相叫赵普。赵普生于后梁末帝龙德二年，也就是公元922年，死于太宗淳化三年，也就是公元992年。他的原籍在幽州蓟县，也就是今天的天津蓟县。
后世的人们之所以知道他，大多是因为一句历史名言，那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前些日子，一位专门传授《论语》心得的女教授说，赵普自诩“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是，恐怕这句话根本不是赵普说的，很可能是后来的理学家借赵普的故事来神化《论语》罢了。或者说，也可以把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看成是一种比喻，比喻自己文化不高，并不是说这位赵宰相就真的只读过半部《论语》。《论语》还不到一万六千字，那时又没有广播、电视、网络等信息渠道和过多的娱乐活动，赵普又这么爱读书，总不至于只读半部《论语》，连一本这么短的书都读不下去吧。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就像早先在工作单位填表，在填写“文化程度”一栏时，有的人就填“粗通文墨”。因为古人并不把《论语》当作博大精深的东西，比如诗圣杜甫就曾写诗说：“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在古代《论语》是作为浅显的启蒙读物来推广的。换一句话说，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就相当于老百姓说的“粗通文墨”，学历还达不到“高小”水平。
赵普曾做过太祖、太宗两朝宰相。但他出身小吏，比起一般的文臣来，学问上确实差了点，当上宰相以后，一天与太祖议政后，太祖劝他早晨不能多喝，上午还有工作；中午不能大醉，下午还要开会；晚上不能喝倒，省得老婆乱吵。没事时多学习，补上学历的不足。太祖一句委婉的批评，使赵普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每次回家，他都关起门来认真诵读到很晚。第二天上朝处理政事，照样很有精神头，这叫不脱产学习，及时充电。据说，后来赵普死后家人发现，他书箱里藏的不过是一部《论语》。于是后来就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我怀疑这是他的家人为宣扬他的先进事迹，在凑事迹编故事，进行炒作。
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即使赵普读了全本的《论语》，也未必能治理好天下。《论语》更注重的是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人际关系的调节，孔子的治国方略无非是仁治、礼治、德治、孝治、贤治，其中并没有治乱世的具体办法。因为孔子在世时，自己都常常混得没饭吃，似乎也没资格教人治国齐家平天下了。因此治乱世安天下，《论语》的实用性比法家和刑名之学差远了，只是到了天下安定后，统治者才会拿它出来，维护君臣父子的纲常关系。所以说，治理乱世《论语》基本用不上，赵普确实为太祖、太宗出了许多主意，他所参与制订的方针政策，可以说影响了整个宋代以后的三百年，关系到了国计民生的许多大问题。不管赵普的这些主意是馊主意还是好主意，似乎都与《论语》无关。赵普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事件上立了大功；为宋太祖提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的削夺将帅兵权的策略；参与制定了“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谋略；提出“更戍法”，让京师驻兵轮番到各地戍守抑制武人造反。赵普为宋代的建立和稳定可谓煞费苦心，但所有这些在《论语》中都找不到任何的理论根据。
说到用《论语》治天下的宗师，其实是汉武帝。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儒学的统一思想，调整封建秩序。可加强统治用的却是法术、刑名之学，这也就是所谓的“表儒里法”。当时他积极起用酷吏汲黯和对司马迁使用宫刑都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说，赵普走的也是汉武帝“表儒里法”的路子。道理很简单，用《论语》治天下，真的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赵普为夺取和稳定宋代天下立了大功，那么他的政治人格咋样呢？原来赵匡胤当权时，赵普跟赵匡义的关系并不怎么样，他曾经秘密上书皇上要警惕自己身边的野心家。赵匡胤和赵德昭父子接连暴死，赵匡义当上皇帝以后，赵普为了挽回过去政治投机上的失误，以自己的开国元老身份，到处宣传赵匡义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他有意无意透露的“金匮之盟”的内容，更让赵匡胤、赵匡义的异母弟赵廷美感到大祸临头。
太平兴国七年，朝中有人落井下石，沆瀣一气地诬告赵廷美图谋不轨，这让廷美感觉到自己的太平日子就要结束了——廷美很快就被下放到了洛阳。后来，这些人都因为告密发了笔小财，不用说，背后的指使者正是赵普赵宰相。
作为太祖时代的老臣，这正是考验赵普人格的关键时刻，他不是为杜太后做过超级公证员吗？现在该是他站出来说明真相的时候了。可是他却向宋太宗密报，说杜太后的遗书确是自己记录的，里面确有命太祖传位于太宗，太宗传位于廷美；廷美再传位于太祖之子德昭的意思。但这时的赵普不惜逆龙鳞“犯颜直谏”，严厉批评太宗：虽然这样，你也应该吸取太祖传弟不传子的历史教训呀，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坚决不能再走“兄终弟及”的老路了！这叫犯颜直谏呀？这叫卖身投靠，而且是专往太宗自己挠不到的地方下手，怎么舒服怎么给赵匡义挠痒痒！
不光如此，他还继续往井里扔石头，阴毒地告诉太宗，前些日子被贬到洛阳的廷美，仍然死不悔改，妄图复辟，我看应该把他贬到更加不易犯罪的地方去。宋太宗自然乐乐和和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一天也不耽误地把这位同父异母兄弟贬到了房州涪陵去了。赵普这招儿可以说是把太宗所有的心病一揽子都治好了：既证明太宗继承兄位合乎老娘遗旨，又找出理论根据制止太宗再继续搞“兄终弟及”，同时还为赵匡义清除了廷美继位的威胁。您说太宗能不感谢他吗？可其他人的死活赵普就顾不上了，最后廷美以38岁的盛年被迫害致死，连太宗的长子赵元佐都感觉到这件事实在是太肮脏了，因良心受到严厉苛责而发狂发癫，并让这病折磨了自己一生。在人家兄弟相残时，赵普不是积极进行斡旋而是推波助澜，关键时刻显示出他的人格，跟《论语》中的仁义孝悌观念相差太远了。
当然，这次政治交易中的最大赢家，还是太宗的次子昭成太子。太祖长子德昭暴死，太祖之弟廷美暴死，太宗长子自己的亲哥哥赵元佐被逼疯了，这一切的政治变故让元僖拣了个大洋落儿，排名一下自动从老四蹿到了最前面，这一切又都跟赵普密不可分。昭成太子也不含糊，立刻投桃报李，上表请求，再次委政于开国元老赵普。这个政治交易的结果，是赵普重获了太保兼侍中的相位，并两朝三次为相。从中您可以看到赵普善于攀附政治强者的本事，关键时刻牺牲自己的人格也不当回事儿。当然赵普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一种斯德哥尔摩情结——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向绑匪献媚。
当然，对于有斯德哥尔摩情结的赵普，赵匡义也在精神上给予了很大奖励——赐给了赵普不少御诗。您可别看不起这些诗，这可叫御诗呀。收到御诗的赵普先生，感动得流着眼泪拍马屁：“我一定要把陛下的诗，刻在石头上，不，应该说是铭刻在心头，并且还带进坟墓，就是做鬼也幸福。”其实，赵普先生也用不着这么激动，其实军人出身的赵匡义，眼下上了作诗的瘾，逮谁给谁送诗，逮谁给谁送材料，就连躲进深山隐居的陈抟也不放过，上千里地给这位老神仙送诗送材料，那个积极性绝对不让十年浩劫中的“文化旗手”江青。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真的给拍马人士评选段位的话，赵普先生绝对应该被评为专业马屁九段！并且还能借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你说，赵普处事如此圆滑、善拍马屁吧，可历史上他又有犟相之称。什么叫犟相，就是倔强的宰相的意思。据说，有一次赵普向太祖推荐一位官吏，太祖没有马上同意。可赵普却不灰心，第二天临朝时，他再次向太祖提出了这项人事任命方案，请太祖来裁定，可太祖还是没有答应。太祖没答应，可赵普仍不放弃努力，第三天又重提这事儿，太祖对此愤怒至极，当庭就将奏折给撕了，扔在了地上。赵普先生啥话没说，将那些碎纸片一一捡起，心说，你不给我来个碎片化吗？我回家粘好了再给您拿来。第四天上朝，他话也不说，将粘好的奏折，再次举过头顶，站在太祖面前来了个纹丝不动。
太祖心说，这人怎么这么犟呢？于是叹了口气，只好准奏了。
还有一次，某位官吏按政绩已该晋职升官了，身为宰相的赵普得负这个责呀，于是就上奏提了出来，可因为太祖平常不喜欢这人，所以就对赵普的奏折又来了个不予理睬。
但赵普出于公心，不计较皇上的好恶，前边的那股拧劲又表现了出来。
太祖问：“若我不同意，这次你会怎么样？”
赵普面不改色：“有过必罚，有功必赏，这是为政者不能改变的原则，皇帝也不该以自己的好恶而无视这个原则。”这意思是说，即使你贵为天子，也不能用个人的好恶来处理褒赏刑罚的大问题。好家伙，跟皇上讲原则，教育皇上没有规矩就不能成方圆，这等于是当面冲撞自己的顶头上司啊，所以太祖气得一甩袖子就走了。
就这，赵普还不依不饶，紧跟着来到皇帝的宿舍，不，应该叫寝宫，站在门外，低着头又一动不动了。他认准了皇帝佬不出来，他就赖着不走。给你来个老头进澡堂子——泡了。要说，太祖还真的泡不过他，只得同意了。这大概算得上赵普为国举荐人才，公正无私的另一面。一个官场中的人不可能是单色彩的，这是为了宰相的职责，上面说的那些事大概是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
他所辅佐制定的巩固中央君主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方针、政策，对于结束长期的军人干政、政治动乱、实现中原统一是很有效的，但由此引发的后患也是非常严重的，作为两朝宰相的他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我们说，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一个笑谈，还因为太祖、太宗兄弟本来就爱读书，刚才我们就说过赵普的读书习惯还是在太祖督促下养成的。宋代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就说过，宰相还是要由读书人来当，可见他对于赵普的学历是不满意的，随后就逐渐形成了文人执掌政权的宋代政治特色。
大宋刚建政时，赵氏兄弟选拔高级干部的途径大致有三条：一是留用前朝旧文臣；二是选用赵普这样粗通文墨，半文半武之人；三是利用科举制来选才。但当时国家尚未安定，通过科举制选拔的人才有点儿远水解不了近渴，而前朝旧文臣又不大可靠，而且文化人在乱世当最高行政长官也不太实用。比如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身边虽然有张良、陈平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可还是用萧何来做了宰相。赵普的文化水平、政治履历和处事方法，整个一个汉代萧何的克隆。所以在天下初定、拨乱反正时代，萧何、赵普这样的人倒是挺合适的宰相人选。用一句文词来说就是：历史选择了赵普。
综观赵普一生在北宋政治舞台活动的五十年，算得上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晚年的赵普因病求退，岁已无宰相之位，但仍领宰相之禄。赵普71岁时病死，正史对于他有褒有贬。
虽然在宋代开国之初，太祖、太宗兄弟用了粗通文墨的赵普做宰相，但却建立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他们对文化人的重视，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当然这些文化人也对前人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进行了有效的继承。太祖和太宗在戎马倥偬之余，令部下广泛收集文化典籍，同时还到民间征求散佚的书籍，安排专人校刊整理“经史子集”，编纂类书、史书和文献目录，大力进行图书建设。国家经济稍加好转后，他们又重现建设被毁的“三馆”，发挥了藏书和整理古籍的巨大功能，同时也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文人贤哲。
我国在中晚唐时期开始雕印佛经，由于到北宋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因此民间刻书印书的小作坊已经很普遍。书籍大量印行，著作容易收集和流行，这无疑大大开阔了宋代文人墨客的眼界。比如南宋大诗人陆游就自幼好学，读书很多，他自称：“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这说明宋代学者读书比前人多多了，所掌握的文化知识，也比前人更丰富了，套一句时髦的话就是：信息渠道比过去多了。所以宋代私家的著述活动也就远远超过了前代。
私家著述空前，学人思想活跃，学术派别林立，但宋代统治从不强行扶持一派，压制一派，而是使之共存，互相争鸣讨论，大大促进了学术事业繁荣。由于当时的学术思想能够兼容儒释道，从而推动了糅合儒释道三教的新儒学——程朱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使宋代的哲学思想发展到了更加高远的境界。
宋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可以说它的文化发展是依赖于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没有经济的繁荣，文化事业的繁荣是很难的，学术自由和思想活跃也是不可能的。但宋代政治、军事体制和冗官、冗兵、冗费以及对外战争中的巨额赔偿又严重制约了宋代的经济发展，所有这些也最终反映到宋代的文化思想中来。
由于北宋王朝是中国统一王朝中最虚弱窝囊的一个，所以两宋文学即使是在人才最鼎盛的庆历到元丰期间，也就是公元1041年至1085年这段时间里，它也没有像西汉赋家和盛唐诗人那样，表现出开阔恢弘的气象来。文学折射政治，宋型文化归根到底是这种积贫积弱的现象造成的。
宋王朝在培养和选拔文士方面继承了前代学校、科举的制度，在都城汴梁设有国子学、太学培养一般官僚的候补人才。此外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这有点儿像眼下高职院校，专门培养生产一线的高级蓝领。到宋仁宗时，更明令全国州县都必须建学校、设置学官教授，并有一连串考试提升的办法。
后来，由于官办学校仍然不能满足士子学习文化的要求，民间的私立书院也就应运而生。当时最有名的有庐山的白鹿书院、衡州的石鼓书院、南京的应天府书院、潭州（也就是今天长沙）的岳麓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白鹿书院在宋太宗时学生达到了几千人，应天府书院在宋真宗时修建了一百五十间校舍，这些私立学校规模比官办的还要大，而且这些私立书院，还不以科举为目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两宋，尤其是北宋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是十分开明开放的。
当然，宋代的“佑文”制度，也直接推动了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完善。宋初科举制度承唐五代余风，偏重诗赋；到宋仁宗以后，就更重策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革科举制度，避免只以词赋取士，更加注重对官员的品德和实际办事能力的考察，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科举考试的偏重策论，也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风。苏轼《拟进士廷试策表》说：“昔祖宗朝崇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乎熄。”宋文长于议论，就是诗歌也表现出了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都同科举考试内容的导向作用有关。
“策论盛行于世”说明宋代的思想和言论也是相对自由的，统治者基本上做到了不以言治罪，不搞文字狱。据传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曾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中秘密刻了一块石碑，碑文是“不得杀上书言事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以后北宋的历代皇帝即位，都必须到这块牌前去默念，因此可以说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是赵宋政权的家法和优良传统。
说起来，军人出身的赵匡胤未必对文化人有多大的好感，他之所以做出“杯酒释兵权”的军事体制改革，之所以立下这样的碑文，实际上是出于“两害相较取其轻”的考虑。您从赵匡胤为碑文所做的注解中就能理解他主要担心的是什么：“纵使百名文官贪渎，也比不上一个武将为祸。”在唐代“安史之乱”后的二百多年里，文官的地位被无情践踏，完全失去了对武人集团的有效制衡，赵匡胤的目的就是要重新提升和强化士大夫集团的地位，尽快恢复被战乱破坏的文武制衡机制与正常统治秩序。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作为开国皇帝的赵匡胤不惜以立碑的方式来训诫他的儿孙，以收缩皇权为代价来扩大文官集团的权限。这其中最有效的一条，就是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枢密院长官一般由文人担任，主管全国军队的调动，而禁军的三衙则掌握军队战斗的指挥权。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且相互制约，这与欧美国家设置的文官国防部长职位非常相似。这样的制度设计在一千多年前的大宋王朝出现无疑是十分超前、令人骄傲的，假如老赵家真有嫡系子孙留下来，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综观整个大宋王朝，统治者在大多数时间里，还是恪守了“不得杀上书言事之人”这个优良传统的，同时也没有形成规模性的长期政治迫害或文字狱。
就善于纳谏来说，宋仁宗是大宋王朝得分最高的皇帝。说起原因，一是因为他本来就性情宽厚，仁恕爱民；二是他襟怀宽广，能够接受臣下的规谏，并且能够在执政过程中做到廉洁自律，在私生活方面也能够时时约束自己。张贵妃是仁宗最喜爱的妃子，虽然生前没能被册立为皇后，但死后没几天，就被追封为温成皇后，可见她在仁宗心中的位置。然而就是这位爱妃，一次，仁宗在她阁中发现一件名贵的红色定窑瓷器，一问说是某大臣赠送的，就愤怒地用掸衣服的拂尘将这件文物扫下了地，立马摔了个粉碎。
仁宗之所以如此廉洁自律、小心谨慎，是因为他驾下有一班敢于直言的大臣，看见腐败的事，就是发生在皇上家里也敢管！比如，宋人朱弁在《曲洧旧闻》里就讲过一个宋仁宗拒吹枕边风的故事：说是有一回朝中谏官，以皇宫中阴盛阳衰为由，建议皇上对宫中的嫔妃宫女进行分流。一个专门为仁宗梳头发的宫女听说了这件事后，自以为她在皇家洗头房为皇上服务得好，很讨皇上喜欢，肯定不会被裁减掉。于是，她就大着胆子在仁宗面前诋毁大臣，并为其他宫女说情，并且还矫情地说，如果真要裁减宫女的话，那就从我做起。没想到，仁宗从皇家洗头房里出来后，马上下了一道诏书，下令立刻裁减掉包括这个洗头女在内的三十名嫔妃宫女。皇后听说后，马上亲自督办，以一天也不耽误的精神落实皇上指示，那个倒霉的洗头女，就成了皇上拒吹枕边风的反面典型。
说起来，这个宫女比眼下一些洗头房、泡脚屋的小姐可倒霉多了。她不但没有因为伺候好首长，闹个大项目批件或是混上个宣传部长啥的，还因此丢了公务员的饭碗。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文人还是敢于说话，敢于直陈时弊，敢于独立思考的。
正是在这种自我权利约束与制度安排下，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里政治是相对清明的，经济科技文化事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唐宋八大家的“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六家都活跃在这个时代。活字印刷、火药和罗盘的实际应用，也都在仁宗一朝。这不能不说与仁宗的自我约束和相应的政治制度建设密切相关。
无奈这种开放开明的文化传统，却被落后的游牧民族的铁骑无情地践踏成了文化碎片。虽然成吉思汗的铁骑同样也扫荡了欧洲，但却仅仅是扫荡，它对于中原大地却是长期的军事占领。由于这个原因，宋以后，出现了令人痛心的文化大断层，社会生活也出现了严重的大倒退，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扼腕的跨世纪噩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