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第一次请德·诺普瓦先生来吃晚饭，感到有点遗憾，说科塔尔教授正在旅游，她已跟斯万完全断绝来往，否则他们俩倒会引起这位前大使的兴趣；听到这话，我父亲回答说，科塔尔是著名学者，有这样的佳宾作陪，晚宴只会增色，但斯万喜欢自吹自擂，结交了些许达官贵人，就唯恐天下不知，是个虚张声势的庸俗之徒，诺普瓦侯爵一定会用自己的惯用语说此人“奇臭难闻”。不过，对父亲的这一回答，我可得作些解释，因为也许在有些人的记忆之中，科塔尔味同嚼蜡，而斯万在社交上的谦和、审慎，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父母的这位旧友，除了“小斯万”和赛马俱乐部【1】的斯万这两个身份之外，已有了新的身份（而且不会是他最后的身份），那就是奥黛特的丈夫。他让自己惯有的本能、欲望和精明，效力于这女人粗俗的野心，想方设法为自己和伴侣谋得一种新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虽与他以前的地位相比大为逊色，却跟他的伴侣十分匹配。处于这种地位，他显得判若两人。既然（他仍独自跟自己的朋友来往，只要他们不主动提出跟奥黛特见面，他就不会把她带去见他们）他已跟妻子一起开始另一种生活，跟新的朋友交往，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在衡量新朋友的地位时，即在衡量他接待他们的来访是否会在自尊心上得到满足时，用来比较的标准为什么不是他结婚前交往的出类拔萃人士，而是奥黛特过去的朋友。不过，即使我们知道，他喜欢结交的是粗俗的官员，以及在各部委举办的舞会上充当花瓶的轻佻女子，但听到他大肆宣扬，说某部长办公厅副主任的妻子曾来拜访斯万夫人，我们也会感到惊讶，因为他在过去——至今仍然如此——会作出优雅的姿态，对来自特威克南【2】或白金汉宫的邀请只字不提。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优雅的斯万的爽直，只是虚荣的一种更为精明的表现形式，并说我父母的这位旧友，如同某些犹太人，依次表现出这个民族所处的各种状况，既显出极其幼稚的故作风雅和毫不掩饰的粗鲁无礼，又表现出无可挑剔的礼貌。但是，主要原因，即适用于全人类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美德并非是某种自由、浮动之物，也不是我们能时刻支配之物；美德在我们的思想之中，最终同我们将表现美德视为义务的那些行动紧密结合，因此，万一有另一类活动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就会被弄得措手不及，甚至无法想到，这类活动中也有可能表现出同样的美德。斯万对那些新朋友十分热情，自豪地说出他们的大名，这如同谦虚或慷慨的大艺术家，晚年时进行烹饪或从事园艺，听到别人称赞他们烧的菜肴或种的花坛，就会幼稚地感到满意，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菜肴或花坛，听不进批评，但对“这是杰作”的赞美，却会轻而易举地接受；换句话说，他们乐意无偿赠送自己的一幅画作，却不乐意在玩西洋骨牌戏时输掉两个法郎。
至于科塔尔教授，我们要过很长时间才能跟他经常见面，地点是拉斯珀利埃尔城堡，即“老板娘”【3】的住宅。关于他，此时此刻需要指出的首先是如下这点：斯万的变化几乎不会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在香榭丽舍大街见到吉尔贝特的父亲时，这变化已经发生，我无法对此怀疑，另外，他当时在大街上没有跟我说过话，因此，在我面前炫耀他那些政界朋友的可能性并不存在。（而且，他即使炫耀，我也有可能无法立即察觉他的虚荣心，原因是对一个人长期形成的看法，会使我们变成瞎子和聋子；我母亲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有发现她的一个侄女涂有唇膏，仿佛这唇膏已溶入水中，使人无法看到；直至有一天，因唇膏涂得过多或别的什么原因，才出现称之为“过饱和”的现象；以前从未看到的唇膏，这时全部凝聚起来，我母亲看到这突然出现的鲜艳色彩，就像在贡布雷时那样，说真是奇耻大辱，并跟这侄女断绝来往，如同绝交一般。）但科塔尔的情况完全不同，他看到斯万初次步入维尔迪兰家的那个时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荣誉和头衔接踵而来；第二，一个人即使没有文化素养，会用同音异义词玩拙劣的文字游戏，却仍可能具有任何文化素养都无法替代的特殊才能，如杰出统帅或著名医生的才能。科塔尔被他的同行们看重，并非只是因为他在行医过程中从默默无闻的医生逐渐名扬欧洲。聪明的青年医生们宣称，如果他们有朝一日病倒，科塔尔是他们唯一能托付自己性命之人，至少在最近几年是如此，原因是因变化的需要而产生的思想方式也会变化。也许他们更喜欢和某些文学、艺术素养更高的主任医生交往，以谈论尼采和瓦格纳。科塔尔夫人邀请丈夫的同事和学生来参加晚会，希望她丈夫能有朝一日出任医学院院长，但在晚会上只要演奏音乐，科塔尔就不想听下去，情愿到隔壁客厅里去打牌。然而，他的眼光和诊断的迅速、透彻和可靠，却受到异口同声的称赞。第三，说到科塔尔教授对我父亲这样的人所采取的总体态度，我们应该指出，我们在生活的后半部分所显示的本性，虽说往往是我们原来的本性，却并非一贯如此，不管原来的本性已经发展或衰败，或是已经加强或削弱，它有时变得截然不同，犹如反穿的衣服。除了在对他如痴如迷的维尔迪兰夫妇家里之外，科塔尔犹豫不决的神情，以及他的过于腼腆和殷勤，是他在年轻时老是被人讥笑的原因。是哪位好心的朋友劝他显出冷若冰霜的样子？他地位重要，要装出这种样子易如反掌。在维尔迪兰家，他本能地露出本相，而在其他地方，他都变得冷漠，故意默不作声，在必须开口说话之时，又说得毅然决然，并且总要说些令人不快的话。这种新的态度，他还对病人试用，这些病人跟他初次见面，无法跟以前进行比较，他们要是知道他并非生性粗野，一定会十分惊讶。尤其是他竭力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甚至在他所属的医院专科里，他只要用同音异义词作几个文字游戏，就会使主治医生和新来的见习医生全都哈哈大笑，而他脸上的肌肉却永远纹丝不动，不过他的脸自从剃去所有胡子之后，已变得难以辨认。
最后，我们对诺普瓦侯爵作一介绍。战前，他曾任全权公使，五月十六日【4】被任命为大使；虽然如此，许多人感到十分惊讶的是，从此之后，他曾多次代表法国执行特殊使命，如去埃及任债务监督【5】，并因其财政方面的出色能力而作出重大贡献，但派他去执行这些使命的内阁均属激进派，一般的反动资产者会拒绝为此类内阁效力，而德·诺普瓦先生则会因其经历、朋友和观点被此类内阁视为怀疑对象。但是，这些激进派部长看来，在涉及法国的最高利益时，他们作出此类任命，可以显示他们的胸襟是何等宽广，并使他们在政客中鹤立鸡群，名正言顺地被《辩论报》称之为政治家，并最终获益于贵族姓氏带来的盛誉，以及出人意料的任命如剧情突变那样所引起的兴趣。他们也知道，他们任用德·诺普瓦先生可以获得上述好处，但又不用担心此人会在政治上对他们不忠，因为侯爵的出身不但不应使他们对此严加提防，而且是他忠心的保证。共和国的政府在这点上并未看走眼。这首先是因为有一种贵族自幼就受到教育，知道他们的姓氏是一种不会被任何东西消除的内在优点（对这种优点的价值，与他们爵位相同或更高的贵族心里一清二楚），知道他们不需要像许多资产者那样，明知不会有可喜的结果，却要去发表顺应潮流的看法，巴结思想正统的人士，因为他们的身价不会因此而有任何提高。相反，他们竭力在地位高于他们的亲王或公爵世家的眼中提高身价，并知道要做到这点，只有在自己的姓氏中增添新的东西，使他们能在爵位相同的贵族中超尘拔俗，如政治上的影响，文学或艺术上的声望，或是家中金玉满堂。他们不想在资产者所追求、但在他们看来毫无用处的贵族小地主身上花费精力，因为这种友谊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亲王也不会因此而感激他们，所以他们的精力大多花在政治家身上，这些政治家即使是共济会会员，也会帮助他们谋得使馆的职务，或是在竞选中助他们一臂之力，同时他们也在艺术家或学者身上花费力气，因为这些人可以帮助他们在耕耘的领域中取得“突破”，最后他们还在另一些人身上做工作，目的是得到新的名望或攀上富家姻亲。
但是，德·诺普瓦先生的主要特点，则是他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形成了一种墨守成规的精神，既消极又保守，被称之为“政府的精神”，这种精神确实是所有政府共有的，特别是所有政府领导下的所有使馆的精神。他在外交生涯上产生的厌恶、惧怕和蔑视，是针对反对党采用的方法，这些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革命性，但无论怎么说都并不恰当。在民众中和社交界少数才疏学浅之士看来，不同类型的差别只是一纸空文，但其他人都认为，人与人之所以接近，并非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观点，而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有相同的血缘。像勒古韦【6】这样的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即使是古典派，也情愿为马克西姆·杜康【7】或梅齐埃尔【8】对雨果的赞美鼓掌，而不愿为克洛代尔【9】对布瓦洛【10】的颂词叫好。相同的民族主义，足以使巴雷斯【11】和他的选民接近——选民们并不认为他和乔治·贝里【12】先生有很大区别——但不能使他跟他在法兰西语文学院的同事接近，这些院士虽然跟他有相同的政治观点，却有着不同的思想方法，对他的喜爱甚至不如对里博【13】先生和德夏内尔【14】先生这样的政敌的喜爱，而忠实的保皇派感到，这两位先生要比莫拉斯【15】和莱昂·都德【16】更为亲近，虽说后面两位也希望囯王登基。德·诺普瓦先生说话不多，不仅是因为谨小慎微的职业习惯，而且还因为在他们这些人眼中，话语具有更高的价值和更加微妙的含义，原因是他们这些人用了十年的努力才使两个囯家的关系亲密，而这种努力，在一次讲话或一份议定书中，却只是用一个普通的形容词来概括和表达，这形容词看起来普普通通，在他们眼里却如同大千世界；他在委员会【17】中不苟言笑，开会时坐在我父亲旁边，委员们见前任大使对我父亲友好，纷纷表示祝贺。对此感到惊讶的首先是我父亲。原因是他并非随和之人，除了少数好友之外，平时不跟其他人来往，对此他毫不讳言。他感到，外交家的友好表示，是他个人喜好的一种表现，就像一个人使我们感到厌烦或不快，即使其智慧超群或敏锐过人，也未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反倒是另一人的直爽和活泼，虽说在许多人眼中显得空洞、浮泛和毫无价值，却博得了我们的好感。“德·诺普瓦又请我吃晚饭了；真是非同寻常；委员们都对此感到惊讶，因为他跟委员会里的人均无私交。我相信，他还会跟我讲述有关七零年战争的激动人心的事。”我父亲知道，德·诺普瓦先生也许是唯一就普鲁士的逐渐强大及其战争意图向皇上汇报之人，并且知道俾斯麦特别欣赏他的才智。不久以前，在歌剧院为狄奥多西国王【18】举办的盛大晚会上，各报均注意到国王曾同德·诺普瓦先生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我得问一下，国王的这次来访，是否真的重要。”父亲对外交政策很感兴趣，就对我们这样说。“我十分清楚，诺普瓦老头一向讳莫如深，但他对我好，一定会直言相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