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为这类婚姻滑稽可笑，他们设身处地，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要是我娶德·蒙莫朗西小姐为妻，德·盖尔芒特先生会怎么想？布雷奥泰会怎么说？”这些人有着这种社会理想，在二十年前，斯万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当时，斯万想方设法加入赛马俱乐部，并指望跟显贵攀亲，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最终成为巴黎名流。不过，这种婚姻向当事人展现的图像，跟所有的图像一样，需要从外界补充养料，才不会逐渐褪色乃至完全消失。你热情洋溢的梦想，是对曾经侮辱过你的人的羞辱。但是，如果你到了另一个地方，不再听到别人谈起他，那么，你最终会感到你的敌人已变得无足轻重。当初你因为某些人才想进赛马俱乐部或法兰西研究院，如果你已有二十年没有看到他们，那么，进赛马俱乐部或法兰西研究院就不会对你有任何吸引力。长期恋爱，如同退休、患病或改变宗教信仰，会用新的图像替代旧的图像。斯万娶奥黛特为妻，并非是放弃他在社交界的雄心壮志，因为从宗教意义上说，奥黛特早已使他脱离世俗。不过，如果他仍未放弃这种雄心，他就更应该受人称赞。因婚姻而名誉受损，意味着牺牲相当优越的地位，以换取纯属感情的乐趣，因此，这种婚姻最受众人器重（确实，这种婚姻不能被视为金钱婚姻，因为妻子或丈夫跟配偶是买卖关系的夫妻，最终全都被人接受，不管是由于风俗如此，还是因为已有众多先例，都必须一视同仁）。另外，斯万如果不是腐化堕落者，而是艺术家，并像孟德尔【102】主义者所做或神话中所说的那样进行不同品种的杂交，跟与他地位不同的大公夫人或轻佻女子交合，在婚姻中高攀王族或低就贱女，也许都能感到几分愉悦。每当他考虑跟奥黛特结婚的可能性时，在这世上他挂念的只有一人，而且并非是因为故作风雅，此人就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相反，奥黛特不大把这位夫人放在心上，她想到的只是那些地位比这位夫人高一等的人士，而不是往这虚无缥缈的九霄云外去想。但是，当斯万在遐想联翩之时看到奥黛特已成为他的妻子，他总是想到这样的时刻，即他将把她特别是他的女儿带到洛姆王妃府，王妃在公公去世后不久成为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他不想把她们带到别的沙龙，他设想公爵夫人在对奥黛特谈到他时所说的话，以及奥黛特对德·盖尔芒特夫人说的话，并想象公爵夫人对吉尔贝特十分亲热和宠爱，使他为女儿感到骄傲，心里不禁柔情似水。他想象介绍她们认识的场面，就连细节也想得一清二楚，如同购买彩票的人们，想到自己可能中奖，就自行确定奖金的数目，并详细设想对这笔钱的使用。如果我们作出一项决定时在脑中出现的画面是这一决定的动机，那么我们可以说，斯万娶奥黛特为妻，是为了把她和吉尔贝特介绍给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只是此事无人知道，甚至永远无人知道。我们将会看到，他在社交界的这个唯一愿望，即希望妻子和女儿被上流社会接受，恰恰是他无法实现的愿望，而且这要求被一口回绝，因此斯万在临终之时，认为公爵夫人永远不会跟她们相识。我们也将看到，与此相反，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在斯万去世后开始跟奥黛特和吉尔贝特来往。也许他如果更加理智，就不会对此类小事如此重视，对此事的未来也不会过于悲观，并认为他所希望的聚会终将举行，只是他无法欣喜地亲眼目睹而已。在因果规律的作用下，可能的结果最终几乎都能产生，被认为可能性最小的结果也会产生，这种作用有时缓慢，并因我们的愿望而更加缓慢——真可谓欲速而不达——使其缓慢的还有我们的生存，而这作用产生结果，只有在我们不再希望之时，有时是在我们不再生存之日。斯万不是已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知这点？在他生前，这如同在预示他去世后发生的事，跟奥黛特结婚，不就是死后的一种幸福？这个奥黛特，他曾经热恋过，虽说并非一见钟情，后又娶她为妻，但已不再爱她，这时，曾热切希望与奥黛特终身相伴却又对此灰心丧气之人，在斯万身上已经作古。
这时，我说起巴黎伯爵，并问这伯爵是否是斯万的朋友，因为我担心话题会离开斯万。“是的，确实如此。”德·诺普瓦先生转身朝我，并在回答时用蓝眼睛盯着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看，这目光如一池活水，其中荡漾着他的工作能力和吸收精神。“天哪！”他又转向我父亲，并补充道，“我不认为把这件妙趣横生的事告诉您是对亲王不敬（我跟他并无私交，鉴于我的地位，也很难有私交，即使我有一官半职）。那最多是四年前的事，在一个中欧国家的一个小火车站，亲王碰巧见到斯万夫人。当然，他的熟人中无人敢问殿下对她印象如何。这样问未免失礼。但是，当谈话中偶然提到她的名字时，亲王仿佛相当乐意地使用某些难以察觉却又不会使人听错的暗示，表明他对她的总体印象并非不佳。”【103】——“难道不能把她引见给巴黎伯爵？”我父亲问道。【104】“唉！不得而知。亲王的事，谁也说不清。”德·诺普瓦先生回答道。“最大的权贵，最善于叫你有恩必报，但有时为报答某些人的赤胆忠心，也会对公众舆论制定的法令无所顾忌，即使这些法令完全正确。确实，巴黎伯爵一向以宽厚之心赞赏斯万的忠诚，而斯万又极其风雅。”【105】——“那您的印象呢，您印象如何，大使先生？”我母亲出于礼貌，好奇地问道。【106】德·诺普瓦先生一改平时说话的稳重，像老行家那样铿锵有力地回答道：【107】“十全十美。”【108】他知道，承认因一个女人而产生强烈感受，并用愉快的口气说出，是风趣的谈话特别受人赞赏的一种形式，于是就低声笑起来，并笑了片刻时间，笑得老外交家眼睛湿润，那布满红色脉络的鼻翼随之颤动。【109】“她非常迷人。”【110】——“先生，出席那次晚餐的是否有名叫贝戈特的作家？”我羞怯地问道，以便使话题不离开斯万。【111】“是的，贝戈特来了。”德·诺普瓦先生回答道，并谦恭地朝我这边点点头，仿佛他想跟我父亲友好，就对与我父亲有关的事全都另眼相看，对我这个男孩提出的问题也不例外，而像我这样年幼的男孩，很少看到他那样年纪的人会对我们如此礼貌。“您认识他吗？”他补充道，并用明亮的目光注视着我，他目光的深邃曾受到俾斯麦的赞赏。【112】“我儿子不认识他，但对他十分欣赏。”我母亲说道。【113】“天哪，”德·诺普瓦先生说道（他使我对自己智力产生的怀疑，超过了我平时对自己痛苦的怀疑，因为我得知，我觉得比自己高千万倍的事物，我认为是世上最崇高的事物，在他看来根本不值得欣赏），“我并不同意这种看法。我把贝戈特称为吹笛手；应该承认，他吹得很好听，虽说有许多矫饰和做作的味道。不过，仅此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他的作品缺筋少骨，里面永远找不到可称为骨架的东西。没有情节，或者说过于简单，但主要是没有意义。他的书在基础上有毛病，或者不如说根本就没有基础。在我们这样的时代，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大家几乎没有时间看书，在这个时代，欧洲的地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许即将发生更大的变化，在这个时代，到处出现大量可怕的新问题，因此，您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大家有权要求作家不当学究，因为学究喜欢对形式的种种优点进行空洞无益的讨论，使我们忘记我们随时有可能遭到外部和内部两股蛮族的入侵。我知道这是在亵渎神圣不可侵犯的学派，即那些先生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但在我们的时代，有着比写出音调和谐的文字更为迫切的工作。贝戈特做的工作有时相当迷人，这点我并不否认，但从总体上说，这些东西都矫揉造作，十分单薄，缺乏阳刚之气。联想到您对贝戈特十分夸张的赞赏，我现在对您刚才给我看的几行诗有了更清楚的理解，但我要评论您的诗又不大恰当，因为您自己也坦率地承认，说这只是小孩涂鸦（这话我确实说过，但完全不是我心里的想法）。对任何过失都应宽恕，对青年的过失更应如此。总之，除了您之外，其他人的思想也有类似问题，以当代诗人自居的不止是您一人。但我们在您给我看的诗中发现的是贝戈特的不良影响。我要是对您说，这里面丝毫看不出他的优点，您想必不会因此而感到惊讶，因为他被认为是某种风格的大师，虽说使用的技巧十分肤浅，可这种风格，您这样的年轻人连皮毛也无法掌握。但是，这种违背常理的做法已经在犯跟他相同的错误，即先把一些声音响亮的词排成一行，然后才去考虑它们的含义。这是本末倒置，甚至在贝戈特的所有书中都有。那些复杂难懂的形式，那些老朽的名流难以捉摸的词句，我感到全都毫无意义【114】。一位作家放出些好看的烟火，马上有人高呼杰作问世。杰作可不会出现得如此频繁！我可以说，在贝戈特的成功之作中，没有一部思想境界较高的长篇小说，即可以放在他书斋显眼之处的书。这样的书，我看在他作品里一本也没有。尽管如此，他的作品还是比他这个作者要优秀无数倍。啊！有位才子曾说，要了解作家应读其书，现在就有人证明此话说得有理。此人跟其书不大相像，更加自命不凡，更加一本正经，不像是好伙伴，真是无法看透。他有时平庸，跟别人说的话如同书中所写，甚至不像他写的书，而像无聊的作品，他的书至少并不无聊，贝戈特就是这样的人。他这个人思想十分混乱，又过于细腻，我们的父辈称之为夸夸其谈的阿波罗神谕降示者，而他说话的方式则使他说的话更叫人听了不舒服。我不知道是洛梅尼【115】还是圣伯夫【116】说的，说的是维尼【117】也曾因同样的问题让人不舒服【118】。但贝戈特从未写过像《森—马尔斯》和《红封印》这样有好几页精彩片断可收入文选的作品。”
我刚才听了德·诺普瓦先生对我给他看的诗作片断所作的评论，惊讶得目瞪口呆，又想到我在写一篇随笔或者只是进行认真思考时所感到的困难，就重又觉得自己智力低下，并非天生搞文学的料子。以前在贡布雷时，某些十分简单的印象，或是阅读贝戈特的作品，也许曾使我处于遐想联翩的状态，在我看来价值巨大。我的散文诗所反映的正是这种状态；毫无疑问，德·诺普瓦先生本来可以看出并立即指出，我是因完全骗人的幻觉才感到其中之美，因为大使并不会上当受骗。但与此相反，他刚才却告诉我，我的地位是何等低下（这时我从外部被人客观评价，评者是最有好感、最为聪明的行家）。我感到沮丧和失落；我的思想如同液体，其体积取决于盛它的容器，它过去曾充满天才的巨大容量，如今却全部压缩在德·诺普瓦先生突然将其封闭和限制的狭小器皿之中。【119】“贝戈特和我相识，”他补充道，并转向我父亲，“确实是相当棘手的事情（但也是有趣的事情）。那是在几年以前，贝戈特去维也纳旅游，我当时在那里当大使，他引见给我是通过梅特涅王妃【120】，他来使馆登记，并希望受到邀请。我是法国驻外使节，他的作品为法国增光，虽说有一定限度，确切地说则是微不足道，即使如此，我也会把我对他私生活的不良看法搁置一边。但是，他旅游并非独自一人，更有甚者，他认为邀请他就必须邀请他的女伴。我觉得自己并非过于一本正经，我当时独身一人，也许可将使馆的门大开，就像我已结婚并有子女一样。然而，我得承认，有一种无耻的行为，我无法迁就，而贝戈特在自己书里，却谈论高尚的道德，直率地说，他在用道学家的口吻教训人，这样一来，这种行为就显得更加令人恶心，在他的书里，我们只能看到对痛苦的顾虑和病态的悔恨所进行的没完没了的分析，这种分析，我们之间说说，也实在有点拖泥带水，对一些微不足道的过错，也要作长篇大论的说教（我们知道其分量），而他的私生活却如此不加检点，如此玩世不恭。总之，我没有答复他，王妃又来求情，也没有成功。因此，我觉得我大概不会得到此人的好感，我不知道他对斯万在邀请他的同时又邀请我的做法作出了何种评价。除非这是他提出的要求。这很难说，因为他实际上有病。这甚至是他唯一的借口。”【121】——“那次晚餐，斯万夫人的女儿是否也在？”我趁大家去客厅的片刻机会，向德·诺普瓦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时我能轻而易举地掩盖自己的激动，而倘若一动不动地坐在餐桌旁边，又处于灯光之下，就很难做到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