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约在三十四年前的1982年暮春，我的老师徐迟约我同来黄州游览东坡赤壁。走进二赋堂，他问我《前赤壁赋》有多少字，《后赤壁赋》又有多少字？我惭愧不能回答。他又问我能否背诵？我说少时背过。于是在他的要求下背诵，背完《前赤壁赋》，他说，你不用背了。接着说：“《前赤壁赋》538字，《后赤壁赋》358字。我认为这两篇赋是中国散文的高峰，至今无人逾越。这么短的文字成为经典，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奇迹。”
徐迟先生对苏东坡的赞赏对我的触动很大。其实，在成为徐迟先生的学生之前，我已经是苏东坡的超级粉丝。1972年的暮秋，我作为知识青年的代表来黄州参加一个座谈会时，就专程参观了东坡赤壁。那时的东坡赤壁，荒凉、萧瑟。我来的季节正好是《后赤壁赋》中所描述的“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但在赤壁山上，却看不到《前赤壁赋》所形容的“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当然，更不可能“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了。在无尽的沧桑岁月中，长江早已改道，赤壁之下，已是大片大片的农田，“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是另一个时空中的灿烂画卷，那画卷，属于九百多年前的苏东坡。吾生也晚，再也无法在这里领略“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江山胜景了。
好在苏东坡的作品在近千年的岁月里，一直传颂不衰，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走入他的时空，品尝村妇珍藏的美酒，享受巨口细鳞的江鱼。微醺之后，再随着他一起欣赏不可复识的江山，观看横江东来的孤鹤。
在我的书房里，我请一位画家为我画了四条屏，是四位古代文学家的造像，他们分别是屈原、李白、苏东坡与曹雪芹。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中，伟大的、优秀的作家不在少数，对他们，我都怀有景仰之心。但上述四位，我个人尤其偏爱。从个人的性情、才情来看，毫无疑问，苏东坡又是这四位中我最为心仪的一位。
关于苏东坡文学与书法的造诣，不用我饶舌，迄今为止，他依然是无人超越的峰巅。但是，他仍有一些被人忽略的地方，或者说，他的文学的造诣，淹没了他的其他方面的才华，譬如说他的史学的建树，就被人们严重低估，也被史学界所忽略。
二
史学著作方面，苏东坡并非如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人那样有洋洋大观的专著，而是在他的策论中可看到他独具卓见的史识与史胆。苏东坡文集十之七八是文学，诗词歌赋、散文（含序、说、记、传、铭、碑、颂、赞、偈、表、奏议、制敕等各种文体），每一种文体中皆有杰作。他的论有五卷，策有四卷。在策中，还杂有《书义》《迩英进读》。这八卷策论中，收有一百四十六篇文章。研读这些文章，就不难发现，苏东坡对历史上那些耳熟能详的人物，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思想大家，几乎都有专论，而且还论得和别人不一样。对历朝历代的兴危得失，他也认真研究并有独到的见解。
浏览他的策论，我们会发现苏东坡并非激进的变革者，相反，他推崇的是社会的稳定，他认为德与礼是让社稷安宁、吏治清廉的两大法宝。但对德的认识与界定，他却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见解。在《形势不如德论》这篇文章中，苏东坡一开头就说：
《传》有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势之不如德也。而吴起亦云：“在德不在险。”太史公以为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儒者之言兵，夫尝不以籍其口矣，请拾其遗说而备论之。
读这一段话，首先要理解“形势”这个词的意义。形势不是今天大家所理解的，而是指的大地山河的面貌，与我们今天理解的风水，庶几近之。所谓“百尺为形，千尺为势”讲的就是形与势的关系。所以说，形势对应的是地利。中国的古人对形势最为看重。各个朝代建都的地方，大都依山傍水，如西安、洛阳、北京等城市，无不都是形势佳妙的首善之地。
但选中吉利之地不一定就国运兴隆。所以说形势不如德。苏东坡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把形势分为两种，一种以人为形势，一种以地为形势。
以人为形势，这人，指的是君臣。苏东坡说：“天子之所以系于天下者，至微且危也。相须而合，合而不去，则为君臣。”在这里，可以理解为臣为形，君为势。在苏东坡看来，周朝的衰败，起因是“大封诸侯，错置亲贤”，但是，被周天子信任的诸侯最终都不服从朝廷的管理。究其因，是“德衰而人之形势不足以救也。”他引用刘颂的话：“善为国者，任势而不任人。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邻，近多违而远虑固。”
这以人为势的大意是，君德寡不足以服众，则社稷势危；臣德薄不足以牧民，则民怨沸腾。所以说，君臣都心存敬畏。常怀忧患，以民为天，则天下形势安定，就是古人所说的“河清海晏，四海升平”之象。
苏东坡说的第二点，是传统的形势论，即以地为形势。但是，他将秦与汉两朝做出比较，他说：
有以地为形势者，秦汉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犹不服，又以诈囚其君、虏其将，然后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贡，皆昔之暴骨于原野之子孙也。则吾安得泰然而长有之！汉之取天下，虽不若秦之暴，然要之皆不本于仁义也。当此之时，不大封诸侯，则无以答功臣之望，诸侯大而京师不安，则其势不得不以关中形势之固而临之，此虽尧、舜、汤、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于天下，荀卿所谓合其参者。此以地为形势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专命，危自内起，而关中之形势，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势不能救也。
这一席话，让我们理解苏东坡对秦汉两朝建都长安的看法。在冷兵器时代，长安是中国最为理想的建都之地。秦岭有百二雄关之险，加之黄河阻隔，历代兵家，很难突破潼关攻入关中。秦灭六国，其战争都是在潼关之外进行，这地域形势有点像今日之美国，美国建国以来，除了南北战争，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战火都没有烧到美国本土。但秦和汉为什么都没有借地势的险峻而守住国门呢？其因就是“大臣专命，危自内起”，朝廷君臣德衰，再好的形势，再大的天险，也不能阻挡国家的衰亡。
在《诸葛亮论》这篇文章中，苏东坡更是一针见血指出：
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仁义为德的内涵。东坡同孔子一样，是周的追崇者，认为周即德的楷模。同时批判秦取天下凭借的是诈力，即欺诈和武力。在东坡的策论中，对于秦与汉的议论较多，且多取批判的态度，在《论秦》《论商鞅》《论始皇汉宣李斯》《论养士》诸篇中，对秦国政治特别是秦始皇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这是因为在东坡看来，秦的政治运作中多狡诈、缺诚信、讲利益、轻仁义，这是缺德的表现。他由这个历史观去审查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杂用仁义诈力，这是诸葛亮终究不能恢复汉室，壮大蜀国的真正原因。当然，这是苏东坡的一家之言。
关于德，东坡在《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的文章中，这样定义：
人君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守此二言，终身不易，尧舜之主也。至诚之外，更行他道，皆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为非德。
道德二字，为老子创造，他写作的《道德经》，乃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可称为华夏智慧的宝典。用今天的话解释，道即客观规律，德即是遵循客观规律而做人做事。东坡赞成老子的道德观，但他以诚言道，以仁言德。若用今人的语法逻辑，则应该是以仁言道，以诚言德。符合客观规律即为仁，以诚信的态度遵循客观规律即为德。当然，东坡先生如是说，也没有错到哪里去。他坚持认为，诚信之外没有道，仁义之外没有德。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让君臣归仁，天下归心呢？苏东坡认为，只有建立“礼”的制度，
三
在《礼以养人为本论》这篇文章中，苏东坡阐述了他对礼的看法：
夫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也。今不幸去圣人远，有如毫毛不合于三代之法，固未害其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者犹在也。今使礼废而不修，则君臣不严，父子不笃，孝弟不形，义不显，反不足重乎。
苏东坡认为最好的社会是崇尚道德，人人都以圣贤为楷模，他认为尧、舜、禹三代就是这样的社会，而要达到这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就必须建立礼仪制度。
所谓礼，做简单的理解，就是在伦理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秩序，伦理的最基本关系，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君臣对应的是国，父子、兄弟对应的是家。在古代，国家的概念就是伦理的概念，也就是礼制的概念。
孔子是特别注重礼制建设的，他说“吾从周”，就是遵循周朝的礼仪制度，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就是“克己复礼”。他想恢复周礼，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乏善可陈。苏东坡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也很失望。当时的宋朝，北有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两国连年战争，人民无法休养生息。有鉴于此，在寇准的主导下，宋与辽在河北的一处名叫澶渊的地方签订了停战的盟约，史称澶渊之盟。此后，宋朝赢得了数十年和平发展的机会，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是，随着经济的腾飞，社会上出现了诸多乱象，如官场的冗官与腐败、朝廷的苛捐杂税、民间的重利轻义风气的形成。这期间，出现了王安石主导的改革。苏东坡认为王安石改革的动机是为利而驱使，对礼制的建设有破坏，故不同意。在《思治论》一篇中，他说道：
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
苏东坡熟读历史，但并不就历史说历史，做死学问，而是关注当下，为社稷苍生的安全与福祉进行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澶渊之盟以后的五六十年间，人心思变是一个总的趋势。针对当时朝廷的三患：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频年用兵而财力空虚。朝野之间的议论很多，王安石的改革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的。但是，在苏东坡看来，无论是民间的游谈聚议，还是朝廷的变政易令，都没有达到社会治理的效果。
通过变革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完成朝野之间社会进步的利益诉求，从道理上讲这是没有错的，但苏东坡认为当时的执政者变政易令的心情过于迫切，变革的方法存在问题，其变革的结果与本来愿望相去甚远。在《思治论》中，他进一步阐释他对变革者的批判：
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也有之矣。
在这一段文字里，苏东坡对当时推行的新政指出了问题：
1.新政提出者的心态不健康，“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
2.部门利益为重，将新政变为权力的游戏，“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
3.缺乏改革的整体思路，“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矣”。
4.新政推行有头无尾，说得好听，却无实绩。“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
不难看出，苏东坡对新政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但为何新政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苏东坡也讲了两个原因：
“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这是说各部门推行新政，却不了解“上”的想法，这个“上”，按惯常的思维，应该指的是皇帝。朝廷之主对国家的认识，对政局的把握，是新政施行者必须深入了解的先决条件，但“百官有司”往往为本部门的利益所驱使，忽略了“上”的思想。
“规摹不先定”，这里所说的规摹，既可视为顶层设计，也可以说是立规矩。没有顶层设计，又不先立规矩，新政的推行必然会“用舍系于好恶，废兴决于众寡”。
从苏东坡一贯的思想来分析，这“规摹”即属“礼”的范畴。
国家为什么要制“礼”，用怎样的规矩与制度去治理天下？在《韩非论》一文中，苏东坡发表了他的高见：
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源，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则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
从形而上的观点讲，礼的制定是为了保证德的施行。德即仁义，德是内涵，礼是形式；从形而下的观点看，礼的制定是建立国家的秩序。礼法乃刑政之源，国家制定法律，是为了保证礼制的实现，对于国来说，礼法是为了解决君臣的关系问题；对于家庭来说，是为解决夫妇、父子、兄弟之间的问题。礼与法，一是从道德层面，一是从法律层面来约束社会上每一个人的行动。
在道德、礼法诸方面的思想，苏东坡并无太多的创见，但他将儒家的这一政治理想落实到社会治理及个人操守方面，可谓身体力行，不遗余力。而且，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他也以道德、礼制为标准，常常发出振聋发馈的声音，关于诸葛亮的评价，前面已经说过，再举一两个例子，先说伍子胥。
伍子胥本楚国世家，后因楚平王杀了他的父兄，他逃到吴国，辅佐吴王，使吴王成了霸主，然后率吴国兵马击溃楚国军队，攻到江陵，对楚平王掘墓鞭尸。这一点，一直遭人诟病，湖北人尤其不喜欢他，苏东坡却为他辩解，他在《论伍子胥》文中说道：
父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独非人子乎。
东坡认为伍子胥兴吴灭楚，并不是他的罪过，相反，替父报仇，这是必须尊崇的礼制。
另外，苏东坡从道德出发，批评司马迁的《史记》有两大罪，第一是“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第二是“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他说“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他进而言说：
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忘躯者，相踵也。
这几句话，已是恶毒的咒骂了。在苏东坡的策论中，他不止一处指责司马迁的历史观，说他“退处士进奸雄”，重黄老之术而轻儒家之学。其实，司马迁是特别尊敬孔子的，在《史记》中，将孔子列为世家，可见分量之重。司马迁从社会发展及社稷安危的角度，充分肯定商鞅与桑弘羊变革社会，勇于创新的政治功绩，在今天看来，这是司马迁值得肯定的地方。偏偏苏东坡指责他对这二人的褒奖是“退处士进奸雄”，将社稷功臣视为奸雄，这也是苏东坡的历史观。
四
从以上所讲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苏东坡的历史观是保守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雅一点，我们可以称为士，俗一点，可以称之为文人。但是，若要认真研究，则士与文人还是有区别的，士乃社会的中坚，文人乃生活的附庸。苏东坡在《正统论三首》的总论中说过：
正统者，何耶？名耶？实耶？正统之说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
扫除天下所有的不正之风，即是正；将天下不同的利益集团与各阶层的民众统一起来，就是统。正统二字就是这样来的。正统又分为政统、道统。政统是国家、社稷的管理者，礼法的推行者；道统是社会思想的提供者，道德的维护者。从中国古代的经验看，凡是政统与道统两者对社会及民众的看法一致，国家即是强盛期。凡是两者产生矛盾，国家与社会便进入多事之秋。苏东坡所处的北宋中叶，政统的不作为或乱作为，道统价值观的分裂非常明显。苏东坡在《策略一》文中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乱也。”这句话很有见地。苏东坡也指出了当时中国的忧患在哪里。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每个朝代形成的弊端，都不会相同。要解决的问题、面临的困境也不会一样，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社会的弊端莫不产生于价值观的分裂。
无论是政统还是道统，其价值观很难得到统一，而且道统作为道德的维护者，一般都会采取文化上的保守态度。今天，我们特别注重创新，但在历史中，守成一词所起的作用，却远远大过创新。苏东坡写过一篇文章《儒者可与守成论》，专门讲守成的问题。他始终认为恪守三代圣人留下的思想及治国治民的经验，就可以获得国泰民安、物阜年丰的局面。放在闭关锁国的时代，这种守成的态度，兴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在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里，守成可能就是死路一条了。在古代，天下是中国；在今天，天下是全球。国与国之间，利益为先，弱肉强食，我们若不创新，不强大，就会有灭族灭国的危险。
在苏东坡所居的公元11世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应该是士的责任与担当，可视为一种美德，是君子的无可厚非的选择。但在今天，一味的守成，做人还是可以的，但以此为标准来治国，则可能导致衰败。
2016年9月8日
在湖北“黄冈讲坛”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