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淮生
2001年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年头，它标志着我们的党已经走过了80年的路程。80年，说不尽艰苦卓绝的奋斗，说不尽成功与胜利的灿烂光辉。而我，只能用一个知识分子的自叙作为我的一份微薄的献礼。
山村火种
韶华似水，在我生命之河中流走了，流走了，永无返程，而回忆之舟却溯水而上，一直驶向那远去了的云烟迷茫的源头。
我的童年是在江南的一个风光如画的山村中度过的。两条山溪分别依傍村庄的东西两边流过。澄碧的溪流和明净的水花，映照着我儿时的姿影。
不知什么时候，一支雄壮的队伍开进山村。鲜艳的红旗，嘹亮的军号声，在山村掀起沸腾的热潮，撤下红色的火种，然后队列整齐地开拔了。后来，我从革命史料中得知那便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当时，我虽年幼无知，但是乡亲中传播的朱、毛的故事，却在我童稚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时光悄悄逝去，抗日战争的烽火又燃遍了神州大地。当年的红军变成了新四军，在我的家乡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抗战的歌声响彻了山村的上空。我们小孩也跟着新四军学会了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是抗日的小英雄”……
忽然有一天，山村的周围，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一连几天不断。新四军走了，走了。乡亲们为他们垂泪，我幼小的心也怅然若失。后来我才知道，在那次皖南事变中，有多少新四军战士牺牲于顽固派的屠刀之下。
青山长在，火种不熄。皖南事变后留下来的少数新四军战士在我家乡南面的山里拉起了一支革命游击队，在大山的庇护和山民们的支持下迅速壮大了。从大山里传来游击队种种动人的事迹，有力地扣动着我年少的心弦。
红军抗日先遣队、新四军、革命游击队宛似三支明亮的火炬，照彻我童年和少年的岁月，也给了我后来倾向革命的基因。
迎接曙光
20个世纪40年代后期，我把一大片少年的梦境，丢给了一座沿江的古城，在一所高级中学里送走了一段花季的年月。斯时，夜色深深，气压低沉，我和年轻的朋友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秘密传递着革命的书刊———高尔基的《母亲》、苏联革命小说《夏伯阳》（后通译《恰巴耶夫》）、《整风文献》，我感受到了冒险的兴奋和进步的喜悦。
我和同学们也开始办文学周刊了，铅印出版。地下党员吴劲强，在我们学生刊物上发表了论文《论当前文艺工作者的道路》，明确地阐述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了全新的世界。这样的文章，也就是初生牛犊的学生刊物敢于刊载。吴劲强是我们一群青年的引路人，这一点他是当之无愧的。虽然他后来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历史终于还给了他革命战士的本来面貌。
我读书，编刊物，也拿起笔在暗夜里表达对光明的渴求，发表了不少此类诗文。在散文《午夜》的结末，我写道：“我拉开了门疯狂地跑出去，在广场上，向东方，迎接跟随午夜后面而来的第一线曙光。”
曙光果然在我的企盼中降临了。1949年4月24日，这是我永远铭记的日子。23日，国民党军队仓皇撤守。24日一早，我就披着阳光到河岸迎接解放军去了。从战士们黑红的脸膛和草绿色军装上，我看到了渴望已久的光明。
漫长旅程
解放了，江城晴空如洗，阳光灿烂，一扫旧日阴霾之气。我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这时，我已经萌生了一个蒙眬撒播的希望：投进党的怀抱。不料医生发现我患有浸润性肺结核，因而西南之征未能成行。我回到山村养病，我患的是肺结核，那时是一种很难治的病，我的一位好友就死于此症，而我却逐渐地恢复了健康。我带着心底的那片希望之光参加江城的土改工作队，接受暴风骤雨的洗礼，并试着用笔去描绘土改壮阔的图景。
后来呢，后来党号召干部升学，我考取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圆了上大学和学文学两个梦。时隔10年，在大学里，我又编起了学生刊物，并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以后，我又随唱着高歌的毕业生队伍来到大西北，成为社会主义新宁夏的一名建设者、自治区早期的青年作家。
但是，在许多年里，希望之光仍然只是希望之光。经过政治运动的颠簸，“史无前例”的冲击，它依然只是作为一个待实现的愿望，在我的前面闪耀着。于是，我从心里迸发出诗句：
我和阳光一起长大／我向往面前广漠的天宇／但是，我无力的翅膀呀／总飞不到梦里的高度／于是，在一个深沉的雪夜我依偎在母亲的胸脯／倾听她那热烈的心跳的跃动／脉冲，向未来的春讯传呼。
春讯来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天，希望之光变成了现实之光。我，一个从封建家庭里走出来的人，经历了30多个春秋的曲折迂回与风雨阳光的漫长旅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终于怀着一颗灼热的心走进了红旗，成为它的一根纤维。青春再度激情正燃，我怎能不思绪潮涌啊！几年后，我在庆祝党的70年诞辰的一首七律中咏唱：
万千思绪涌潮流，遥望南湖烟雨楼。画舫初描新世纪，碧波正涤旧王侯。重书青史更天地，频闪红星烛九州。
霰雪春风七十载，关山飞越又从头。
从那时起，又逝去了一串长长的岁月。而今，在人生之旅中，我已经走到了晚年。但是，在西部大开发的春风吹拂下，假如我的生命之晚霞还有一丝余红，我也要将它融进明丽的红旗。
（选自散文集《思濂庐散文》，获宁夏第七届文艺评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