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平
谁可能成为贪官？这个问题很表象，也很深奥；很简单，也很复杂；很生活，也很哲学。
谁可能成为贪官？在一批批的人们被纪律警示、法律制裁后的今天，在惩治腐败虽有成效但不明显的今天；在老百姓对为官者日趋不信任、不满意，为官为吏者对自己的前途，对自己能否很好地进行自律，对仕途是否通达，人生是否顺利感到茫然的今天，探讨这一问题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
谁可能成为贪官？让我们先看看历史上的贪官及其贪迹。和珅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封建社会贪污、贿赂，最终得以专权弄权的集大成者，是贪官的典型。和珅的家产有多少？不用细究，“富可敌国”可以基本概括，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谣，是极为逼真、形象和传神的。和珅是怎样成为贪官的，许多的历史书籍作过或理性、或形象、或深刻、或浅显的描述和剖析。最近播出的40集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对和珅的形象进行了成功的塑造，对和珅如何贪婪和如何致贪进行了细致的扫描和解析，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生动的历史教材，让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很多，领悟很多。和珅的贪而大贪，是封建社会的必然现象，是制度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贪官和珅是时代的产物。
是什么样的制度使和珅成为贪官的呢？只说封建二字似乎过于简单和抽象。如果说得具体一点，准确一点，则可以表述为：是监督、制约、制衡机制严重残缺和畸形的制度，是皇帝、皇族、皇亲国戚、朝廷重臣、统治集团自我放纵、相互放纵的制度，是同僚、部属、臣民百姓软弱、忍让、逆来顺受的制度，是政治上严重幼稚、不成熟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存在和珅们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是不足为奇的；不存在呢，反倒很不正常。这是历史发展的不容置辩的铁的逻辑。
贪官各邦各国、历朝历代均有，不独中国，也不独大清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出了刘青山和张子善。接着呢，又出了大大小小的无以计数的各色各类的贪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令人欣慰和惊喜的一个方面。令人震惊和不满的是，社会风气也发生了负面的变化。提起贪官，人们已习以为常，觉得他们就像树上的乌鸦、墙头的麻雀，太多太多，毫无办法。这里面个儿最大、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北京的陈希同和王宝森，这两位贪大人与大清帝国的和大人比起来，大概也逊色不到哪儿去。他们虽然还谈不上富可敌国，可也把中国人民的银子折腾掉了不老少，这些钱，相当于一个小省公职人员一年的全部开支，这大约不成任何问题。
陈希同与王宝森们是怎么出现的？说得笼统一些，其原因与产生和珅现象的原因大体相仿。再认真一点分析的话，其原因主要的还是制度的纰漏，即监督、制约与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只要大小是个官，就有相应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就可以恣意挥霍，随意捞取不义之财，随意用公民的血汗换取自己所需的美食、美色、美窝、美车，随意用国库的银子换取他们梦寐以求的更大号的帽子。只要贪官的乌纱未被摘掉，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的限制和约束，至少老百姓对他们无可奈何。我们的民主，在这方面是有些忧伤的。我们的法律，在此方面也有太大的弹性。
贪官在不断地被惩治，对此，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我们的社会对于腐败现象，还是有一定反应力和对应力的，不论陈希同还是王宝森，最终必然得到与和珅差不了太多的下场；忧的是，如此下去，到底有多少人会滑向“贪恶”的深渊，有多少人会成为和珅、王宝森、李宝森之流的同类？
谁可能成为贪官？如果不从制度着手防贪肃贪，只惩处而不预防，加上惩治不力，只要为官，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贪官！这句话绝对吗？不，一点也不！
1997.4.10
（选自杂文集《拟谏官文化》，获宁夏第七届文艺评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