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北高原上的一段宁夏情
最近媒体上关于西藏的报道不少，达赖集团妄图分裂祖国，大搞打、砸、抢的行径引起了公愤。西藏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各省、市、自治区都有援藏的义务。据我所知，大省每年一般都拿出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小省区也拿出几百万，用来帮助西藏搞项目建设。宁夏也不例外。下面是一位宁夏媒体记者樊前锋同志去年发回的报道，记录了一个宁夏援藏的小故事，我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看到这篇报道的。原文节录如下。
来过银川的行署专员
嘎玛仁青有过一次难忘的银川之行。“那一次，我是硬着头皮去银川的，十分不好意思。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领导同志答应了我的所有请求。”嘎玛仁青是西藏那曲地区行署副专员。嘎玛仁青说起上次去银川的经历，显得颇有些尴尬。
2002年，宁夏确定出资400万元给西藏那曲地区援助建设高原疾病研究中心。而那曲地区行署在实际操作中，将这一项目进行了延伸。那曲地区卫生局破旧的办公大楼，因为城市建设也面临着拆迁。在宁夏援建项目中，那曲行署把地区卫生局、职工宿舍、高原疾病研究中心、全地区卫生技能培训中心都放在了宁夏援建项目上，实现了四位一体。这样一来，宁夏援助的400万元很快就花完了，并且出现了150万元的资金缺口。于是嘎玛仁青就有了他的银川之行。
“到银川后，好客的主人热情招待了我们。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副主席项宗西应我们的要求召开了专门协调会议。会后，宁夏方面决定追加150万元帮助建设。”“宁夏同志宣布继续追加资金的那一刻，我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宁夏同志安排了沙湖、影视城的旅游，可我没有心情啊，太高兴了，我拿上钱就往那曲返……如今，我们的卫生局职工有了宿舍、工作人员有了研究场所，全地区的基层卫生工作人员有了培训基地。可这个时候，给予过我们那曲关怀的宁夏同志的电话号码却被我弄丢了，就这样，我和我的宁夏朋友失去了联系。”
嘎玛仁青说银川城里有个小天安门，马路修得很宽，人们很热情。
“宁夏是个小省区，南部地区也穷。宁夏的550万元把那曲地区的卫生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穷帮穷，那曲人民难忘宁夏人民的情。”嘎玛仁青副专员馈赠我一条“芙蓉王”牌香烟，并嘱咐我把那曲对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的感激之情带回。
那一天，在海拔4500米高的那曲，洁白宽大的哈达，还有藏北高原烈酒浓浓的情谊，叫我陶醉在了高原的怀抱中。
……
当时宁夏财政也很困难，出资400万元是上了政府常务会议才郑重决定的。其实西藏同志参加的协调会，是我们内部协商好了才请他来参加的。他们所不了解的是在那之前还有一次内部的协调，各部门的意见是并不一致的。有的同志认为事先确定的400万元我们兑现了就行了，超支部分没有再承担的必要；也有的同志说他们要增加建设项目也要事先打招呼，我们同意了才行，不能先斩后奏呀；也有的发表意见，超支部分我们可适当承担，但要派人去审核决算，是不是550万元，不能人家说多少给多少。但是，最后大家还是很快达成了共识：这是特例，我们虽然困难，人家西藏经济还不如我们，从民族团结的高度要算政治账，不能光算经济账。财政厅的领导同志痛快地表示，我们克服困难再紧一紧，也要让人家高高兴兴地回去。最后又经政府集体研究，才有了最后的那个结局。
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互相帮助支持，鱼水交融，情深谊长，谁也离不开谁。嘎玛仁青同志送我的哈达和五彩的藏式挎袋，至今我还珍藏着。
（作于2008年4月13日）
东升行
元荪从杭州来银川。重游故地，该看的都看了，该转的也转了。作为一名老知青“还乡”，知道他最大的心愿是要去一下当年插过队的地方，十一长假有余暇，遂陪元荪了却其心愿。
我们要去的通桥乡已撤并现属望远镇管辖。越野车一拐入望远至通桥的路口，虽然当年的石子路已全部变成了柏油路，但路边熟悉的稻田、苇湖、鱼塘依稀还是当年的模样。在20世纪60年代，农村连自行车都是稀罕之物，走银川、走县城经常得步行，一走就是二十几公里。这条路当时的杭州知青用脚底板一寸一寸不知“丈量”了多少遍。
原通桥乡政府驻地到了。这儿已经面目全非，汉延渠边，房子多了不少，通桥中学的平房已改成了楼房，在这个小镇上显得鹤立鸡群。好像今天逢集，街上热闹嘈杂，显得有些脏乱。一过通桥，路怎么走，我也认不出来了，只好顺着柏油路，给司机指一个大概方向。一路前行，政台、政权……可恰恰错过了去东升的路口，一直到了有许多高高白杨树的下河，问了路才折回来。
似曾相识的黄渠桥闸、东升一队（原县农场场部）、永清沟桥……二队到了。是这儿吗？40多年了，历经沧桑，只有老知青点围墙轮廓还在，几排整齐的平房早不见了。老乡的住宅挨家挨户占满了老二队的院子，一直延伸到西边果园。那一园茂密的果树早已荡然无存。民生渠已经缩窄到一步就可以跨越，渠上的大渡槽还在，因为用不了那么宽，纵隔了一半在使用。永清沟依旧，知青点前熟悉的田块依旧（那是平田整地一车车、一锹锹平出来的，每个知青都在这儿洒下了汗水，甚至鲜血），就连川区田野收获季节那熟悉的气息都依旧。水稻大都还未收，稻田像金黄色的地毯一直铺向远方。玉米已收割完，牛群悠闲地在割完庄稼的田里吃草。我们注意到大部分是奶牛，以前东升很少有奶牛的。
随着犬吠声，几个老乡出来。“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有一两位60上下的老乡认出了我们（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每年都会有几位杭州老知青千里迢迢来这儿探访怀旧）。
“收入比那时怎么样？”
“那要强好几倍呢。”
“现在就是淌水难，民生渠到这儿变成渠梢了，只能抽永清沟的水灌田，水有污染。”
“现在看起来水还清的嘛！”
“工厂晚上偷排，水臭得很。”
“黄河呢？”
“黄河离得越来越近了，多少田塌到河里了。”
东升远离县城，孤悬黄河滩边。和黄河对岸一眼望去的河东机场现代化的建筑群相比，这儿的变化太慢了，差距显得更大了。
告别东升，驱车前往原政权八队。那儿正在大建设施农业，一幢幢温棚拔地而起，节日也不休息，干得热火朝天。元荪下乡住过的四间土房还在，他在门口百感交集，默默地站了许久。“莫道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元荪被他的乡下“故旧”们团团围住，邀他起码住三两天再走。真是一片盛情。
归程路上，我俩默然无语。那河、那人、那田地、那村庄，那40年前的场景一幕幕地在脑海里回放，这里曾留下了我们人生经历中难以忘怀又弥足珍贵的一页。如有余力，总该为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再多做一些什么才好。
（作于2007年10月3日）
我所了解的家新
前一阶段一直忙，几乎没有怎么碰过电脑。节前打开，原想写一段“话说宁夏之六”，不料，第一则看到的即是家新（笔名“坐看云起”）被病魔击倒的消息，结果心烦意乱，除回了一个帖之外，一个字也没有写成。过年有空了，觉得应该先写一点有关家新的什么才好。
和家新相识始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同在一个观点属于“小三”的组织搞宣传舆论工作。初见，家新的才气和能力立刻为我所倾倒，尤其是知道他毕业于“青年中学”，更令人吃了一惊。我们这些出自重点中学的知青或多或少有一些优越感，往往视“青中”等学校为“杂牌”中学（实际上没什么可优越的，只不过厄运比我们早3年降临到他们头上而已）。当时我对他有一句玩笑话：“今朝有幸识得君，自此不敢薄‘青中’。”事实证明，杭州知青中无论哪个学校出来，大部分都很优秀。从适应社会的程度和思想活跃的角度来看，县农场出自二中、四中的知青往往还及不上人家，因此得了“书生气”这么个褒中有贬的“雅号”。
因为广泛涉猎，基础扎实，家新的文章可谓又快又好。说快，洋洋数千言，往往“倚马可待”；说好，旁征博引，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没有老师的指导，我们那个组织各种思潮、各种想法都有，在对待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家新和我往往惊人地高度一致。我们一起合力阻止了一些偏激、过头的想法和做法，也为这个组织的杭州知青安然度过“文化大革命”作了一些微薄的贡献。
宁夏有一句土话叫“学啥啥成，干啥啥精”，用在家新身上恰到好处。他在理工方面的才能则在“文化大革命”后才充分表现出来。那时，我们一起被招工到县属集体企业，又同时改行搞了管理和技术，同时通过了“不具备规定学历的在岗技术人员”考试，被任命为正式的技术员，先后以不脱产的学习通过了脱产的电大考试，获得了大专文凭，一步一个台阶先后当了各自工厂的厂长。宣文任县委书记时，县上除我分管工业外还有好几个杭州知青在县属企业当领导，大家一致商定，不搞团团伙伙，不搞拉拉扯扯，合力把自己的工作搞好，把永宁的经济搞上去，以此来支持宣文的工作。家新任厂长的轻工机械厂很快改变了面貌，走上了发展的坦途。从他调回杭州一个化工机械厂直到进入大专院校任系领导，始终没有放松过对技术的钻研，终于成为这方面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基础和管理水平的行家。
家新的书法也非常出色。至今，我还保存着早年他寄来的信封。信封都用精美的美术字写成，每一封字体都不重样，现已成了我珍贵的收藏。
家新是个性情中人，既才华横溢，又激情四射，侠义心肠。朋友的事，尤其是知青的事，只要开了口，能力所及的要帮，力所不能及的也要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去帮。“上得厅堂，入得殿堂”，不论工人、农民、企业家、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他都能很快地和人家融成一片。家新本不善饮，就因为此，很快熟练了“三拳两胜一咣当”，凭此结识了很多朋友，这一点我不及他，至今自愧弗如。
“情系宁夏川”开栏之初，古朱老弟和我提起一个名单，其中有的已经上栏，有的准备动员来参加。我建议名单上再加两人，其中一人即是家新。后来“坐看云起”的表现如何，自有公论，毋庸赘言。尤其是《我在银川拾大粪》一文，他用轻松自如的笔调写来，我却看得掉了眼泪。试问一个大学教师、高级知识分子，有曾在首府大街上当众拾大粪经历的，当今中国有几人？世界上又有几人？
辗转病榻之上的家新如有机会看到这篇短文，我想说的还是那句话：“对待病魔望你像对待平生碰到过的所有坎坷一样，勇往直前，战而胜之。2008年重返宁夏，我一定等你！”
急切地期盼在“情系宁夏川”栏目上早日再见到熟悉的“坐看云起”。
一定会的，我相信，一定！
（2008年春节年初二）
也谈昔日黄河滩上的蚊子
“情系宁夏川”上，正在热议“革命虫”。我觉得昔日黄河滩上的蚊子在该栏目上也很应有一席之地的，不料“小屋”已捷足先登。看了《蚊子与我》之后，觉得言犹未尽，昔日黄河滩上的蚊子还有非常厉害的一面，应该写一写，以告慰那些逝去的岁月。
川区乡下农活最苦的应算夏收割麦。当时黄河滩上蚊子之多之大可冠全县（当地老农说，河滩地势低洼，湿地多，蚊子就多），人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我看，“天下三分割麦苦，一分无赖在蚊叮”。另外二苦，一是毒日头，二是长时间弯腰之累。
南方的蚊子体量比较纤小，相对“温良恭俭让”，在吸你血之前往往嗡嗡盘旋半天，似乎先要论述一番要叮你的种种理由和必要性，乘你不备时才下口，遁逃的机敏度也高，一般不容易被反击而丧命。
如果说南方的蚊子似轻型歼击机，那么宁夏黄河滩上的蚊子纯粹就是B-52重型轰炸机，个子大，利嘴长，一咬一个红疙瘩。叮起人来勇猛有似二战时期日本的自杀式神风突击队，直奔目标，奋不顾身。下到田来，镰刀刚碰到麦秆，先惊起黑蚊一片。只要你身上装束有不严密之处，或有遮盖薄弱之处（假如你只穿了薄丝袜，那是绝对挡不住它的利嘴的），必遭袭击。真可谓无孔不入、无缝不钻。一掌下去，血迹斑斑，一下子葬送几只不在话下。割麦日当午，不但汗滴禾下土，连血也滴下土了。当年初次参加夏收，又要揽麦秆，又要挥镰刀，又要擦汗水，又要赶蚊子，手忙脚乱，只恨爹妈少生了两只手出来。当时割麦的标准装束是长袖子、长裤子，头上先蒙一块毛巾，沿耳边耷拉下来，再扣上草帽。割麦时再把毛巾揽过来咬在嘴里，以尽量减少脸部的暴露部分。这样子很像电影《地雷战》里的“大日本皇军”，于是大家戏称出工为“鬼子下地”，收工为“鬼子进村”。更有受不了蚊子叮咬的，万金油、风油精、花露水都抹上去，但全无效用，只有避蚊油还起点作用。全青年队一百多号人有那玩意儿的恐怕就一两位。我知道的一位一瓶避蚊油用了不到两天，因为抹一回也只能割一趟，割第二趟就不起作用了，需要重抹。我们干两天挣的工分价值，还不够买这一瓶避蚊油。幸好那时尚属计划经济时代，没人算这笔“投入产出”账，按现代人的想法，肯定不如在炕上躺上两天，何必瞎折腾，还倒贴钱。
当然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麦收的情况，随着“抗蚊性”的增强，后来也慢慢适应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人生的路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那时稻田里鱼、青蛙都很多，民生渠里的鲶鱼也不少，现在都不见了，“革命虫”之类的现在即使在宁夏农村也几乎绝迹了。只是黄河滩上的蚊子是不是还那么多、那么凶，倒是值得再去作一番调查研究的。
（作于2009年6月15日）
我曾经的电大生活
我是宁夏电视大学八五届工科机械专业毕业生，参加电大学习先后达五年时间。
对我们在职职工来说，参加电大学习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学习和工作的矛盾。当时我是宁夏玻璃厂生产技术组的组长，后来又担任了厂长、副县长等职务，工作很紧张。我处理这个问题的准则是：在任何情况下工作是第一位，学习是第二位，后者必须服从前者。为了工作，上电大前，我曾两次放弃了脱产上大学的机会，其中一次是西北轻工学院，正好是我所从事的玻璃专业，但正值厂里技术改造的关键时刻，我放弃了这难得的机会。
电视大学开办了，我作了一个五年计划，参加了八○级的学习，攻下英语、物理两个单科，紧接着上八二级的全科。这五年来，所有的电视课我收看到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只好利用业余时间借别人的课堂笔记自学。
我的电大学习得到了同事、领导的体谅和支持。每逢考试前夕，他们都有意识减轻我的负担，需要占用业余时间的会议，就推到考试后开，下班没有要事不来打搅，有些重要复习课还主动帮我录音，这使我很受鼓舞，精神是愉快的，学习的劲头更足了。
对于在职学习时间紧的问题，我的办法一靠挤，二是经济地利用时间。我的口袋里经常塞着写有公式和题解的纸条，利用等车、开会前等零星时间学习。三是不断改进学习方法，提高效率。我做习题采取少而精的办法，先把书上的原理弄通再做题。由于年龄关系，记忆力不如以前，但理解力较强，我就扬长避短，在弄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把要记忆的东西浓缩到最简单的程度。我注意科学用脑，不单纯拼精力，连续看书一小时，脑子发“木”，就抽出十多分钟看其他书，以调节大脑的兴奋点。由于注意学习效果，五年来我所参加的考试平均成绩是87分，一次也没补考过。
我上电大的出发点是为了进一步搞好工作，所以，学习与实践结合得比较紧。我所在的宁夏玻璃厂，前身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由于没有技术力量，产品质次价高，曾濒于下马。1975年，厂里决定让我当技术员，从那时起我就一面向实践学，一面向书本学，自学了上海化工学院、西北轻工学院玻璃专业的教材，还学了土木建筑的专业知识，总之是生产需要什么学什么。上电大系统地学习了基础理论课，数、理、化和有关机械方面的知识，也都注意直接用于生产。从而，我和同志们一起从试制酒瓶到建成压花玻璃生产线，生产出平板玻璃、出口百叶窗玻璃等，使玻璃厂扩大了生产，发展很快。
通过自学，在攻克许多技术难关的同时，我在全国性的技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被评为自治区优秀论文二等奖；在全省性的杂志上发表两篇论文，其中《无槽垂直引上平板玻璃生产线》的设计，被评为自治区八三年度优秀设计一等奖。1981年通过考核被授予助理工程师职称，推选为《宁夏建材》杂志编委、中国硅酸盐学会宁夏分会理事、宁夏轻工协会理事。目前，虽然离开了玻璃厂，我仍担任该厂的技术顾问。前年我出席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优秀科技人员座谈会”，出席了“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去年我作为宁夏劳动模范去北京参加了35周年国庆观礼。最近，我又在自治区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时荣获一等奖。所有成绩的取得都和电大学习分不开，因此，我对电大充满感激之情，为能够成为一个宁夏电视大学的毕业生而引以为荣。
（原载《宁夏日报》1985年10月25日，作者时任宁夏永宁县副县长）
清明祭——怀念小多
又到清明——祭奠亲友的时节了。
小多从梦里赶来和我相会。他身着年轻时常穿的洗得泛白的旧军装，年轻而充满活力，阳光而快乐，没有丝毫病态。我们在一起清理书籍、搬动桌椅，一边无拘无束地闲谈、说笑着……梦境很长，但能回忆起来的却只有这些。奇怪的是，梦中的我竟丝毫没有想到小多已是不在人间、离我们远去的人。谁能帮我解梦？
在农场青年队初期和小多接触不多。一是原不是一个学校，他在四中，我在二中；二是他是青年队的队长，知青的最高领导。青年队下面还有小队，小队长才是我的直接领导。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个忙人，走路略低着头，步子扎实稳重，但步履匆匆。难得的是他的成熟和老练，显然要远远高出我们这些同龄人一头。这一百多人好像“无土移栽”，从江南沃土连根拔起栽到黄河边的黄土地上，要操心从生产到生活，再到思想的种种麻烦事，难度可想而知。即便在学校没有老师，给你两个班的同学，你来带着试试看？怕也没人能带得好。
小多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把这副担子一直挑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波及到宁夏农村。那个时候全国都已失控，罔论小小的青年队？没有人来考核评价过这段工作，甚至连表扬的话也未曾有过一句。他当队长从未少出过一天工、少割一趟麦子、少拉一车土，从未多算一个工分、多领过一分补助。他凭的是一份责任感，一份为大家服务的炽热的心。
小多是个一开始就洞察了一切的人。“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他一概没有介入，到了后期至青年队拆分阶段。那时的青年队人较少，少了往日的繁杂和纷乱，可出工，可休息，下雨天去渠里钓鲶鱼，也可关在屋里看一整天书，仿佛世外桃源。那段时间和小多接触多了，从相交而相知，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友情。我们一起被分队到上河大队。小多是上河大队第一个被上调的杭州知青，工作岗位是望远供销社营业员。望远是通桥上109国道去银川或永宁的必经之地，每次出门他那儿是我们必经的歇脚之地。小多在那儿遇到了他生命中的另一半——同一单位的增岗乡杭州知青赵玲敏。农场青年队的人多半不认识她。热恋中的小多头脑依然清醒，特地找了要好的朋友来征询看法。有一次路过，他找了个借口约过来相互认识。赵玲敏年龄比我们小，爽直、朴实，清纯。他的手里很快就收获了一把赞成票。后来的生活经历证明，他们相濡以沫，心心相印，赵玲敏一直陪伴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足斤足两，童叟无欺”，营业员的工作对他来说实在是大材小用了。未久他被调到望远中学当语文老师，继而又到永宁中学。他那标准的普通话，充满了磁性的嗓音，广博的学识，很快获取了出色的教育效果，赢得了学生的爱戴，甚至拥有了一批“粉丝”。
知青调动回城的热潮来了，我们赶的是最后一拨。
当时两家都在永宁县城，相距不过百米，一直在商量怎么办？小多其实不是特别热望回杭。因为他在家是老末，两个哥哥也都不在杭州，已经失去了一切后援，一切均要从头开始。反而我回家的心比他切，从而坚定了他调回杭州的决心。两家相约一言为定，一起行动，调回老家。小多的来函是所有杭州知青中最“牛”的——中央军委办公厅函请永宁县委协助樊小多同志调动回杭事项。三中全会开过以后，小多父亲生前的背景发挥作用了。这鲜红的大印县上领导也是第一次见到，虽说“函请”，但他们是按一纸命令来执行的。不久我的调令也来了——某月某日前到杭州市教育局报到。
接下来的事情出人意料：小多顺利地回杭州，到了人造纤维厂，我被县委常委会开会决定不同意调动，理由是工作离不开。当时我所在的工厂贷款250万建设的一条生产线还在建设，技术改造的工作我在主持。当然地球离了谁也照样转，但如果项目失败，贷款的风险就增加很多。如果真的如此，我即使回到杭州也会一辈子心难安。只犹豫动摇了那么一下，我就成了当时收到调令而被卡住的唯一一名杭州知青了。
这样我伤了年迈的母亲的心，也对和朋友一起回杭州的承诺食了言。
小多他们在杭的起始阶段真是艰难。工作问题、住房的问题、孩子的问题，一切白手起家。当第一次见到他的安家地方的困窘状况，我真的心里感到十分内疚。但我深信这种情况不会长久。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的小多，凭自己的学识和才干另外开创了一个新局面。第二次再碰到他，他已是厂里的宣传干事。组织上有意培养他入党，他打不定主意，来咨询我的看法。我的答复也简捷了当：“抛开所有的大道理不讲，你不像我，处在技术岗位上，作为政工干部不入党如何工作？”后来如大家所知，小多一直走到了市属大型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的岗位上，为企业的发展、改革操尽了心，也付出了不菲的代价——那就是自己的健康。
小多是一个天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善于做思想工作，再加上他的身先士卒和以身作则，他领导的党组织成了国资委系统的先进典型，他也由此被评为杭州市的劳动模范。
小多一生难了的是他对第二故乡的情节。他罹患重病时，我恰好出差在杭，去邵逸夫医院看他，他还说最遗憾的是还有一个梦未圆，就是再回一趟宁夏。前年春天他病已趋稳定，告我他已做好有关咨询和一切准备，“不要给你添任何麻烦，帮我联系好医院就行”。
2009年，他在夫人的精心呵护下在银川度过了整个夏季。小多对宁夏赞不绝口，说宁夏气候好，物价便宜，食品可口，服务态度好，人情味浓……我说，你们看到的好，有的恰恰是宁夏欠发达，市场经济不充分造成的，有许多不足则是你没有发现而已。那段时间我们也常有促膝谈心的机会，他很少提及自己的病痛和家事，都是有关国计民生、忧国忧民的话题。我们的看法也不是都尽一致，但都彼此尊重，约定以实践来证明谁的看法正确。总之那一段是他身体和心情俱佳的时期，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帮他从一星期透析三次减为每两星期透析五次，也成为此行一大收获。于是我们又有了2010年之夏之约。
小多也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多才多艺的人。他深爱京剧，不但唱得好，而且得其韵味而颇有研究。他也喜爱诗词，我们互有赠答。他是摄影的发烧友，我保留下来的在永宁期间的生活照起码有一半是他照的。小多的突然辞世就发生在他准备再次来宁度夏的前夕，他们连来宁的行李都准备停当了。杨仁山来电话说这次小多说要给你们带来一个惊喜。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惊喜”就是精心挑选放大装帧好的我们家庭成员的照片。当我从赵玲敏手里接过这些礼物时，惊喜变成了锥心刺骨的悲痛。睹物思人，期待变成了永诀。
赵玲敏代他完成了2010年的宁夏之行，并按小多的惯例代他到青年队的原址探望。可以安慰的是夫人贤惠，孩子争气，九泉之下的小多可以安心。
行文至此，我的梦似乎已经解开了，原来小多是了却未能成行的宁夏之约，顺便会老朋友来了。
在那个世界，愿小多像梦中那样，阳光，健康，充满青春的活力！
整理小多生前赠我的诗词，有这样两句：“何日与君重相聚，轻舟湖上共盘盏”。斯人已去，风范犹存，长吟当哭，情何以堪？清明将至，以诗代祭：
（作于2011年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