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点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有利的、不利的、简单的、困难的、明显的、微小的。你要么积极抓住机会利用它帮你实现价值,要么就放弃机会任命运摆布。无论你将以何种方式回应,你的态度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开始在哈佛工作后的一天,我和霍华德沿着查尔斯河畔散步。那是在早春四月,虽然依旧还有些微寒,但是已不见晨间的霜雾,树木也在慢慢地吐露嫩芽。这天气就像是悬在针尖上等待某一时刻降临,好一下子挣脱冬天的束缚进入春天。
我喜欢这种“散步式会议”,自从我毕业留校工作后,我们一直坚守着这习惯。有时我们会聊些商务话题,而更多时候我们是没有主题的。我们经常想到什么就聊什么,从心理学聊到哲学再聊到企业管理学。这成了我们每天必做的功课,也是我们必修的“心灵修行课”。由于霍华德有着哈佛最高管理者之一的身份,我去见他时不用向同事或上司告假。
这天早上我给霍华德讲了我的朋友米歇尔的故事,最近她的老板被开除了。米歇尔在校时比我低几个年级,是一个富有创造力和工作热情的人。她的老板,同时也是她的部门上司,在米歇尔工作期间一直是她追赶和学习的对象。她已经为这个老板工作了十年,尽显了一个女人的忠诚和在职场上不断进步的优点。
尽管米歇尔已经很成功了,但她仍感觉未来悬而未决,觉得她的个人表现总是不尽如人意。她的老板这样突然离开实属意外,但也许有其他内情。米歇尔记得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有人告诉她说她的老板马上就要走人了,而公司内部也在“考虑重新调整规划整个部门的结构”。
米歇尔感觉如当头一棒,全然没有了往日的果断和自信。她整个人都僵住了,她不知道公司将会用多长时间来审核评估她的表现,也不知道她将会被评估到什么程度,将来要面对些什么,在职业生涯中她头一次感到手足无措。
在我讲述米歇尔故事的过程中,霍华德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困惑的表情。
米歇尔是这样打算的,我对他说,她决定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地保持低调”,同时等待部门将会被如何重组的消息。在事情悬而未决的时期,她将按兵不动,待了解了新情况之后她再决定去留。毕竟,这个时候她也不知道她的前途命运会是怎样的,是被裁员,还是被重组后做回她的小职员;是被安排到新部门从头开始,还是出乎意外地受到提拔。她只知道,现在经济形势并不理想,而她已经为这个公司奉献了十年青春,她当然希望自己能有最好的归宿。
听我讲完米歇尔的事,霍华德摇了摇头,踢开脚下的一个松果,叹了口气说:“可惜啊,浪费了大好的机会。”
“她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谁也不知道她将何去何从。”我替她辩解道。
霍华德停下了脚步,轻轻戳了戳我的胸口说:“不,她的问题是她还没有意识到机会已经送到她眼前了。”
这是典型的霍华德式行事方式,从与众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别人眼里的困境,却是他眼里的机会。大多数人都会像米歇尔一样“坐以待毙”,而霍华德却可以透过看似困顿的表象看到希望。
“她不过是在等着有人来决定她的命运,”霍华德补充道,“但她不知道实际上她已经得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什么礼物?”
“一个转折点啊。”他说,“以米歇尔的情况来讲,当部门目前的结构被打散,规则被重新建构时,便出现了新的转机,一个让她可以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转机。她应该重新理清现状,拿出实际行动来接受和改变。”
霍华德示意我陪他到一棵巨大的栎树下坐下歇一会儿。“转折点的出现可以改变我们的固定思维方式。它们带来潜在能量。转折点不常有,其带有的潜在能量一旦被激发出来,将是个人发展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潜在能量?”我一直都开玩笑说霍华德有一套自己的语言系统,叫作“霍华德语”,其特点是深奥晦涩得让人难以理解。“潜在能量”就是典型的霍华德式语言,当我重复这个词儿的时候,他跟着大笑起来。
“好吧,好吧,”他说,“这样解释如何?潜在能量就是在某种情境中暗藏着的机遇的定义,这种机遇可以刺激你做出改变从而颠覆过去。”
“再精简一些。”我说道,“要直截了当的那种说法。”
霍华德笑着说:“那是可以为你主动争取职业机会起推动作用的力量。”他停顿了一下,冲我眨眨眼,示意我接下来他就要开始证明他的观点了。“也许你已经不记得了,在20世纪70年代阿波罗13号在从月球返回地球的途中,飞船的储气罐爆炸了,命令模块几乎被完全破坏,当时所剩的燃料已经不够他们平安返回地球,因此他们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将返航的工作交给月球的引力。随着转速越来越快,只凭一个发动机爆发出的重力,月球的轨道动力就像弹弓一样将他们弹回了地球。他们之所以能够平安归来,就是凭着在月球轨道上遇到的转折点改变了他们的固定轨道,并且还补足了他们所需的能量。”
“我怎么记得这个场景出自《阿波罗13号》那部电影呢。”我说,“你是故意的,因为你知道在现实中他们会被甩进无尽的宇宙黑洞。”
“现在我们回到地球,”霍华德假装没听见我的话,“转折点所带来的机遇很容易被忽略和无视,机会很容易就流失了。最终,人们会像米歇尔一样,意识不到转折点的出现。可即便他们意识得到,反应也往往是无动于衷。当遇到转机时,人们总是采取等待的方式,任由自己成为生活中的旁观者。”
“极少数的人会把转折点当作他们改变生命轨迹的催化剂,这些人会积极改变自己从前顺行的轨道,把自己的位置调整到合适的方向上去。”他继续说道,“无论是新的工作,还是新的感情,或者其他什么,转折点都可以给人带来新的机遇,这时人们就该停下来,想一想,自问:‘我是该重蹈覆辙还是开辟新航向?’”
我想到当我在职业道路上做出改变时,当我选择向着全新的方向前进时,我是否将那个时刻看作新的机遇?我是本能地做出选择,还是有意识地改变呢?
霍华德继续说道:“或许停滞不前、坐吃山空是人类的天性吧,可能有人从来没有停下来问过自己这些。实际上,这样走下去就只有一条下坡路而已。我们希望条条大路通罗马,可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却总是选择固定的一条道路来走。”
“因此,除了起到推动作用,转折点还是决定我们人生道路是走上坡路还是走下坡路的时刻?”我说。
“是的,这个比喻很贴切。”他说,“不过在这条路上可没有地图和GPS导航系统。因此,这些转折点的出现更显得弥足珍贵,需要你提前做些功课想想在遇到转折点时,你是接受挑战还是选择离开。”他分析道,“现在米歇尔需要明白的是,即便未来迷雾重重,但她手里已经拥有了一份详尽的职业规划图,她该意识到转折点已经来到了她面前,而她所要做的就是决定是否推自己一把,让她的职业生涯和生活轨迹向前走。”
我看着霍华德,他的神情十分严肃。“这是你的个人经验吗?”
他没有马上做出回应,而是看着一只灰色的松鼠奋力把去年秋天埋藏的橡果挖出来。
“是啊,经验总是有好有坏。”霍华德说,随后把目光转向缓慢流淌的查尔斯河,“对我而言,我同第一任妻子的离婚也是我生活中的重要转折点。”他说道,听起来更像是在自言自语,“那段时间的确很难熬,多年以后,我终于意识到那其实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具有潜在能量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给了我极大的动力去追寻我生活和职业中真正想要的东西。”这些是霍华德不会讲给外人听的私事,我安静地听他讲述着。
片刻之后,他洪亮的声音又将我们带回到了之前的话题。“我想对米歇尔说,”他的思绪已经回到了眼前这件事上,“我跟形形色色的公司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很少见到这种针对整个部门的复审,除非现状十分严峻,公司不得不需要重新整顿。告诉她不必坐等有人告诉她职位会有怎样的变动,不管她喜不喜欢,她现在已经遇到了自己的转折点,她的未来走向将会比她所预想的更加不同。我很早就发现面对‘突发情况’时,你所做出的反应,或者你压根没有做出反应,将严重影响你未来是否会拥有令自己满意的职业或幸福的生活。”
“干坐着猜想未来会如何,是对你的前途最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米歇尔继续这样被动下去,她就要失去面对高层次挑战的机遇了。现在她应该认真地审视自己的能力,抓住这个转折点,改变她的工作环境,勇敢地直面危险。”
“所以她应该开始着手规划未来了。”我说。
“没错。”霍华德说,“发现转折点,这只是第一步。正如从前我说过的,时间是无尽的,生活总是要向前看。你可以从过去获取经验,但总要着眼于未来。她可以为老板的离开而感到惋惜,不过那都是过眼云烟了,就像这桥下的水一去不返。”他指着查尔斯河说,那水正向着前方的桥奔流而去。“现在她应该做的是,列出她未来的发展可能,选择一个她最希望得到的结果,并提前几个月主动为之做出改变和努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动出击与被动等待的区别。”
“很有道理,”我说,“人们在管理投资组合时总是更为积极,因为这能让他们获得巨大回报。在管理员工和任务时也会这样,因为会影响到收入和效率。”
“这关系到她的职业生涯和未来,所以她为什么还要被动等待呢?”霍华德说,这时他的手机响起来,他接起电话,示意我该往回走了。在回去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他说过的话。在管理我们的账户、员工、项目、孩子的日程表,甚至是做我们喜欢做的事的时候,我们都是那么积极上心。可有几个人会对自己的职业前景管理上心呢?
等霍华德挂上电话,我继续刚才的话题:“你的意思是,与其坐等公司对她的部门进行整合,不如主动将自己推到公司面前,发挥自己的能力推动进程的发展,反正她未来的角色也会发生变动。”我组织了一下语言,“这可能有点冒险,但如果她站出来主动为公司做些什么,或许是在向公司发出积极的信号。”
他停下脚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喜欢这个说法。她需要在对话中获得一席之地,而不是被深深埋没。至少,她应该在决策者面前表现出她的位置和能力,让他们知道她未来职业规划的重点是什么,这对部门重组将产生怎样重要的影响。”
不过我担心如果米歇尔这样做,会被看作越权行为,显得她不顾一切地想往上爬一样。
霍华德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道:“没有任何一种选择是不存在风险的。无动于衷也是一种选择,那等于选择被动地等着天上掉馅饼。但我认为,如果米歇尔真如你所说的那么聪明,她应该清楚公司的整体目标。她应该表现出作为知情人,她能如何帮助公司重新组织这个部门的工作。她的想法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已经不存在什么对与错了。公司高层只是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他们要尽量做到客观,他们的目标并不只是为了给某人升职或加薪。”
“要是他们对她说‘多谢你的建议,但我们不感兴趣’呢?”
“那她就真的该着手为将来做些打算了,要么她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出色,要么领导层对她压根就不重视。不管是哪种情况,她都得到了有用的信息。她了解到了她应该知道的事。”
霍华德的意见总是充满见地。只为得到一个回应,不管是好是坏,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争取。米歇尔的自荐效果是积极还是消极,她得到的回应是好是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得到的回应可以帮她尽快拓宽她的未来视野。
“一旦米歇尔意识到转折点的存在,”霍华德点评说,“她就应该对公司前景做出有根据的判断。告诉她主动出击吧,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她一定得好好享用这份天降大礼。”
我苦思着该怎么把这些话复述给米歇尔听,我敢打赌当她听到我嘴里说出“潜在能量”之类的词时一定会笑话我的。“跟她实话实说!”霍华德提高了声调,“按理说,这至少能给她一些安慰。现在她就像坐在黑暗里,两眼一抹黑,可怜又无助,时刻担心她被攥在别人手里的命运。可是,如果她能有效地利用这个转折点,而不是眼睁睁地错过机会,她将会改变她现在所处的这个糟糕状况,当然也会改变她的未来。让她别再空抱希望等待了,赶快行动起来。”
几分钟后,我们走回到了霍华德的办公室,在门口我逗他说:“刚才听起来你整个就是尤达大师的口气,你记不记得他那句名言‘做梦不能算是计划’?”
他瞪了我一眼,我以为我拿他和《星球大战》里皱巴巴的外星生物做对比冒犯到了他,可当我转身离开时,却看到他偷偷地笑了。
***
现在,停下来回想一下:上一次你有机会改变你未来职业走向是什么时候?其间有没有出现过“潜在能量”?那力量足够推动你去改变工作方式,或者改变你为之效力的公司,甚至改变你一生的工作走向吗?
不管你遇到的转折点是好是坏,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推动力是强是弱,你当时是怎样回应它的?你有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米歇尔这件事过去很久之后,霍华德和我又针对转折点这个话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有时是根据我切身相关的经验,但大多数则是由其他话题引起的。有时我们随便聊起什么事,比如公司的良好前景,同事的工作,霍华德与之打交道的公司,他就会停下来,做询问状提问道:“这算不算转折点?”在我们一致同意那就是一个转折点时,他会继续问:“应该如何应对呢?经历这个转折点的人或公司该如何获取其中的推动力呢?”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转折点在我个人职业生涯中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机遇可以叫作转折点。其实我没给这种机遇起过任何名字,甚至没意识到我经历过转折点。但是,当我回想起我选择职业的方向时,我意识到转折点所发挥的巨大力量,无论是那些被我发现并抓住的,还是被我无视和错过的。
我开始注意那些发生在我周围的人身上的转折点。和同事吃午餐或和老友聚会时,我总会用这个问题向他们发起挑战。后来,我发现人们经历的转折点一般可以归为以下三类:有利的、不利的和中性的。
人人都爱对自己有利的转折点。举个例子,某事可以让人们意识到不必勉强去做那些不想做的工作,或者不必坚持不能获得成就感的职业路。也可以反过来说,有些事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实际上具有哪些可以助我们成功的素质。对我们有利的转折点出现的方式总是很微妙,即便它不主动送上门来,但如果我们一心努力,最后也会收获巨大的成果。比如,你的老板成立了一个学费补偿项目,只要你努力争取就可以拿下梦寐以求的硕士学位。当我们的转折点出现时,对我们有利的转折点就像唤醒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带来天际的黎明,照亮你的前途。当这样的转折点出现时,我们无疑是最幸运的,我们应该张开双臂全力拥抱它。
看起来对我们不利的转折点在初期出现时很难让人接受,它们总是暗藏杀机,总感觉它们会在背后咬我们一口。它们总是在寻找猎物,我之所以用“猎物”这个词,是因为这种转折点总是会杀我们个措手不及。比如,虽然我们自认为稳操胜券,但唯一的那个我们感兴趣的研究项目申请还是没有通过。或者,公司决定精简掉一个部门,而那恰恰是我们的部门。再或者,我们的另一半终于得到了工作的晋升,但需要我们搬去廷巴克图,一个听都没听说过的地方。
经历对我们不利的转折点就好像在一条职业高速路上快速行驶时,车子突然失去了控制。它会带来震惊和自我否定,让我们手足无措,只能被动等待。这种时候谁也想不出该如何成熟恰当地应对这种局面,更想不到利用这种消极的处境去寻求积极的机会,人们好像只能恐惧、绝望和迷茫。
无论“有利的”还是“不利的”转折点,都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而第三类转折点则存在于你的自身。前两类所引起的反应很强烈,而“中性的”转折点则是细微的,细小到我们甚至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最终我们可能根本不会对其做出任何回应,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我说它是“中性的”,因为它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和寻找的,它不会带给我们什么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当我们意识到需要自己动手去挖掘它时,它才会出现。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转折点。有时它就像在你脑海里轻声耳语一样,提醒你之所以烦躁不满是因为你走的路不对。有时它又像一道火花突然闪现,抛给你一个问题,比如:“要是我把爱好转换成我的职业会怎么样”或者“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行动起来,尽我所能去完善自己”。
当然,很多转折点的成分极其复杂。对我们有利的转折点也存在着消极因素;对我们不利的转折点让我们苦不堪言,也可能会以一种更好、更不同的方式带来中性的转折点;而中性的转折点可能会让你经历短期的痛苦,但最终会苦尽甘来。我觉得最神奇的一点是,从自己和身边同事及朋友的经历来看,错失机会的最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对出现的转折点做出哪怕一点儿的回应。
要是你对主动出击是否值得持怀疑态度,请参考霍华德的名言:“转折点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有利的、不利的、简单的、困难的、明显的、微小的。你要么积极抓住机会利用它帮你实现价值,要么就放弃机会任命运摆布。无论你将以何种方式回应,你的态度都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转折点的存在,都与你的生活和前途息息相关,你想不到它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嘉宾故事:温迪·科普&阿文德·拉昆纳扎
有些转折点来势汹汹;有的则来无影,去无踪,只有事后你才能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同理,如果一个人在刚入行时就抓住关键的转折点,从此他就有可能打开一扇职业道路的新大门。
美国教育行动的创始人兼CEO温迪·科普和巨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CEO阿文德·拉昆纳扎就有着类似的经历。决定温迪职业走向的转折点出现得非常早,那时她甚至还没从大学毕业,而二十年后,她还深受这个转折点的影响。阿文德曾经在计算机工程学科做了许多年理论研究,并将此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直到有天晚上他读了一本书,而这本书改变了他之后的事业走向。
1989年的时候,温迪·科普即将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而有两件事让她感到头疼。第一件事是她不知道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当时我只感觉困惑。”去年夏天我们见面时她这样告诉我,“我甚至连想都不想去找工作。”第二件事在当时给她的压力则更大一些,她还不知道毕业论文该写些什么。有趣的是,这两件事最终都在温迪回答了“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这个问题后迎刃而解。
一天,在参加了一个教育改革的会议后,温迪不禁想到在贫困地区和农村读书的孩子们所面临的问题,她想:“为什么不招募毕业班的学生去这些地区支教呢?他们聪明,也有时间,与其去华尔街实习,不如去这些地区支教收获更大。”这个问题最终促成她确定了毕业论文的选题,也是在这篇论文中她提出了美国教育行动的理念:支持和鼓励大学高年级学生支教两年时间,无论将来职业走向是怎样的,他们的人生都会因为曾作为一名“教育传教士”而充满意义。温迪的这一行动所产生的影响一开始并不积极,她的论文令路人对她说:“亲爱的科普女士,你这样做可真是疯了。”但是温迪自己则感觉充满了干劲儿和信心。
温迪没有在意他人的贬低,而是利用自己的能力协调、动员周围人,决心在全国上下掀起提高教育水平的新浪潮。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她立刻组建了美国教育行动组织,到1990年,已经有500名毕业生参与到这个新生的项目之中。在过了大约二十年后的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名年轻人参加过这个项目,造福了千千万万名学童。
美国教育行动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作为创建者和执行总裁,温迪也曾遭遇过低谷和困难。即使这样,从她在头脑里酝酿出这个想法的时候起,她就被一股激情所驱动,她有完成这项任务的坚定决心。她希望可以建立她理想中的公立教育体系。通过这些年的种种努力,可以说她已经完成了这个目标:美国教育行动被看作经营最稳妥的非营利组织,还是《财富》杂志评选的100个最佳工作环境之一,每年申请参与项目活动的学生数量相比往年,一直在不断增加。温迪的目标是在全世界推广这个项目,不同国家的企业家都可以按照她的模式,通过全球教育行动的引领实现这个项目的意义。
回首创业之初,温迪说:“不管怎么说,当初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想做和适合做的事。能开创自己想做的事业是我的福气,这又能让我能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热情,这简直就是福中之福。”她笑着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职业能比我现在做的事更适合自己的了。”
相比之下,阿文德·拉昆纳扎遇到转折点的过程则显得漫长和复杂了一些。尽管如此,这个重要的转折点还是发挥了其“潜在能量”,帮助他从印度钦奈的一个毛头小子一路打拼,成长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和广为人知的慈善家。
阿文德毕业于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之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拿到了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然后做了三年教授。一天晚上,也是一个平常的晚上,在他读了一本书后,属于他的转折点出现了,从此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我一直都是一个书呆子型的孩子,只是恰巧对数学有了那么一点儿天赋。”他告诉我,“像其他在印度长大的小孩一样,我通过电视知道了美国,有了自己的美国梦。想要脱离印度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考上印度理工学院,这在印度就相当于麻省理工学院或伯克利大学。当时有30万名学生申请报名,但录取名额却只有2000个。上高中的时候,我每天把自己锁在房间里10小时,日复一日为能考上那里而学习奋斗。”
“当我被录取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想都不敢想的机会蜂拥而至,其中最让我开心的就是能够去美国读研。1988年当我来到伯克利大学时,兜里只揣着100美元,从印度到美国的两天旅途中我还把护照弄丢了。毕业后,我在伯克利大学成了一名教授。那简直太棒了,我喜欢教授的工作,研究、教书,还有思考。我一直坚信只要我持之以恒,我一定会给计算机科学领域带去巨大的贡献。”
“过了几年,我开始希望能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有一番作为。一直以来,我都在专心研究学术,从没想过要做些其他什么事。但是这一次我头一回认真严肃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的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吗?’”
这时我想起了霍华德非常喜欢的一句名言:“一切只是看上去很美。”
阿文德点了点头,说:“我能感觉到安逸生活的诱惑,但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帮助我摆脱了这种安逸。在给一个同事送备忘录的时候,他书架上的一本书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本书叫《说谎者的扑克》。这本书讲的是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交易员们工作中的故事。我借走了这本书,用了一个晚上把它读完,一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我知道该怎样做得更好。’”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递交了辞呈,我觉得我这样做是正确的。促使我这样做的原因是一个简单而强有力的转折点:我认为凭借我在数学和计算机领域的知识,我能够用更高级的方式取代《说谎者的扑克》里面提到的华尔街那些老旧的工作方式。”
“这个转折点的出现,把我引向了一种全新的生活,那是我从没想象过的。”
同样,他也从没想过自己可以帮助那么多的人:他同妻子成了颇负盛名的慈善家,致力于发展美国和印度之间的教育及文化交流活动。
表面看起来,温迪和阿文德的经历并没有交集。但当我了解他们之后,发现他们两个都是全身心扑在事业上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获得成功。我看到的是两个通过自己努力造福社会的人:温迪的事业需要慈善组织的大力支持,对改变他人命运和为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人才都有着长远的影响;阿文德则是通过深入调查和了解后选择为新兴企业进行投资,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为自己创建的慈善教育系统提供了就业机会。
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的主人公都成功地抓住了转折点带来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最终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