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晚饭后，萧涤非老师有时会提着一个木制象棋盘和一小竹篓乌木棋子来找纪彬“切磋棋艺”，杀上三盘。这时，孩子们都睡了，大姐在那屋做她的活计。书房很静，两位先生认真地下棋，也很少说话。我除去给他们倒杯茶，换换水，就倚在我的床上看看书。我对象棋，已很少兴趣，但十几岁时，在通州武定庵小伙伴中，也曾“打遍天下”无敌手，暑假中一天杀上五六十盘。后来因为失学，就连棋瘾也戒掉了。因此，我对两位尊师较艺，一直是观棋不语真君子。不过，偶尔听到他们为一步棋有所争议时，我也忍不住站起来看看，虽不敢支招，却未免强忍着“窃笑”！赵之于哲学，萧之于杜诗，即使在那时他们还在中年，都可称得起是一流专家。可他们的象棋棋艺，实在不敢恭维，恐怕是还不够中学水平。而且两位师长有时也会为一步棋走错脸红起来，表现出他们还保存着一份童心与天真。
那时的萧师母，也不过40岁左右，南方人，长得很清秀，却已有了三个儿子。可能因为有憾于膝下少了一位千金，她很喜欢贞元，像是也很想把她的三公子当做女儿来教养，总是“邀请”贞元到她家去玩（自然都是萧先生外出上课时间）。可惜这位三公子不只气质上是个典型的男孩子，还继承了萧先生青年时期的爱好——喜欢踢足球。仿佛也真上了体育学院，只不过最后还是落到了中学教学。1990年代校庆，我回母校还得到他的邀请，去他所在的学校做客，讲过一次学。萧师母做得一手好菜，在粉碎“四人帮”后山大第一次搞校庆，萧先生设家宴招待老舍先生夫人胡絜青先生和长女舒济，我曾奉师命作陪，享用过萧师母亲手做的一桌美食。
在合江路老师家里，我还去过王仲荦先生家，那时王先生和杨先生一样，也是单身，很喜欢孩子，特别是中文系的老师，少有女孩，所以，我们的贞元成了“公主”，这位王伯伯，经常邀请她去玩，给她糖果吃。我陪她去过一次。王先生一个人，大概住的是两室，陈设很简单，除桌椅、书架外，别无所有，还有不少书，竟是堆放在地下的。我没有想到的是，几十年后，我们竟会成为“亲家”，我的二女儿芹，嫁给了王先生的二儿子方欣，我是从不干涉女儿婚姻的，我想王先生也会如此，此事自是他们的两位妈妈（她们是同学）“搞鬼”，实与王先生和我无关。
山东大学还有个高级教授宿舍，在校本部鱼山路的下坡，是当时花园式小别墅建筑，一座座二层小楼，比较精致。那显然是学校为名教授设置的宿舍。我的老师陆侃如、冯沅君先生住在那里，理学院院长丁西林先生、植物系主任童第周先生，山大校长赵太侔，都住在那里。我去过几次，有时是跟着纪彬和大姐去看望陆、冯二位先生，有时是因为赵与陆、冯二位互相借送书籍。冯先生一直对我很客气，她也喜欢贞元、明因，每次总是热情招待他们，并指着他们的名义，称呼我为“三舅”。我本是一个野孩子，意外地进入了大学者的生活圈，很自卑，很不习惯，而且由于我的无知、少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呆子。
1947年，我到青岛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半年，物价虽已飞涨，这五口之家，靠姐夫的二级教授的工资和稿费收入，还勉强可以维持下去。到了1948年春天，山大还举办过一次春季运动会，就在校本部的运动场，那时在运动场的高坡上，遍植的樱花树正在盛开，像是为蓬勃青春的运动会增色助威。纪彬带我和孩子们都去参观比赛，好几位中文系同学走过来照顾赵老师，我羡慕他们。有一位同学过来和我打招呼、聊天，他曾到过赵家，当然是一位有进步思想的青年，我原不知他的姓名，后来知道他就是1954年《文史哲》的责任编辑葛懋春同志。从此，我们有了交往，特别是50年代，他在支持和鼓励我的研究和写作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48年，我记不大清是春季还是夏季了，据说驻扎在青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已撤到海上，“国军”困守的孤岛，这时已失去了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伞。传闻逐渐多了起来，山大的进步学生运动虽然遭到过镇压，但根底还在，斗争在继续。有些进步同学，我在赵家见过他们，如董国楹、葛懋春等，有的不熟悉是后来知道的，如吕慧娟大姐，她们都不大上课了，但课下都很活跃。风言要迁校，后来我知道，师生都在酝酿反迁校斗争。大姐在她写的《赵纪彬传略》里曾讲道：“1948年（赵纪彬）与中纺公司副经理王兴元（地下党员）、毕中杰、杨向奎、陆侃如（冯沅君）夫妇成立秘密护厂拥校小组，通过李希凡散发抄本文件，准备护厂拥校。”其实，我原不知道这“抄本文件”的内容，纪彬只告诉我，把信件送给中文系教授们，从门缝里塞进去即可。我也给了葛懋春一份，他打开一看，笑笑说他知道这件事。那段时间从毕中杰同志处传来的解放区的文件也多了起来。纪彬和向奎先生来往更加频繁，这时倒是纪彬去杨先生家次数多。大概因为杨是单身，他那里不大有人去，自然就是在商议反迁校斗争的对策。大姐李慎仪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同年（1948年）12月初，南京国民党教育部命山大迁台，并汇来一批巨款。阻止迁台是头等大事。开教授会，四教授（即陆侃如、冯沅君、杨向奎、赵纪彬）相继发言反对搬迁。后征得多数教授同意，由王兴元批准，以物价日涨为理由，将汇款交赵、杨持山大正式公函，买成纱布囤积，冻结了迁台经费。此时老牌特务刘次霄暗中窥视师生活动，开了一个近百名黑名单交警备司令部，而名单恰巧落到地下工作者手里，名单第一名就是赵纪彬。”（《赵纪彬传略》）时局已十分紧张，连宿舍传达室的老人，看我带孩子出来玩，也叮嘱我别走远，别再爬那小石山了，那些疯狗要咬人的。我知道，他指的是石山下刘司令的那些便衣守卫们，他们前几天还打了人……
1948年的哪个月，已记不得了，“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代替已成废纸的法币。我记得那段时间的报纸和广播电台，都大言不惭地把这金元券的储备金吹得天花乱坠，仿佛金元券一流通，物价就不涨了，老百姓的生活就会好起来。可没过两个月，金元券就一落千丈，大大苦了工薪阶层。杨和赵都是二级教授，底薪是抗战前的560元。在那时，这该属于中产阶级的收入。我看过几本名人传记，都是一级教授，似是生活得也很苦，那还是在抗战期间。据说，抗战前一个五口之家，有六七十元的收入，就不会为衣食而发愁了。但领金元券工薪的这两位二级教授，却不只清苦而且坠入贫困了。就是在这一年，著名散文家、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先生发表声明，说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这一彪炳史册的事件，恰足以说明教授们的困境。而年仅52岁的朱先生，恰恰在这一年就溘然长逝，也当然不无经济上的原因。
我是赵家的“采购员”，拿着金圆券去购物，简直就像拿着“冥币”去“烧纸”。听着货物的天价，使人目瞪口呆，而且瞬息万变！连那些小本经营的商贩，拿着金圆券也像捧着个烫山芋，凑齐了钱，赶紧跑去换银元。这时，货币投机市场应运“诞生”了，就在青岛中山路一角的宽大巷子里。最初还隐蔽，后来已是人头攒动，公开叫卖，用金圆券买美元和银元。公教人员每月发工薪的人，拿到工资就立刻要奔向这块“宝地”，主要是买银元以保值（虽也有美金卖，但一般人是买不起的）。姐夫的工资，一向是我持他的印章代他领的，现在又加上去买银元的任务，很快又加上为杨先生代领工资和代买银元的“活儿”。因为他是单身，又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哪能跑到货币黑市上去。我不解这种莫名其妙的工薪制度，虽已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书籍，却也无法解读这种畸形的现象。那时的工薪与通货膨胀不成比例，大学教授虽也按底薪随物价而增加，但增加的永远赶不上涨价的。我现在已记不清赵和杨两位每月领多少金元券，反正那几个月，原是从几千到几万，最后到了几十万才换八块“袁大头”（银元）。我在日本统治下生活了八年，尝够了挨饿受穷的滋味，但并没见过货币的投机倒把。1946年在天津海河岸边虽也看过三三两两的无赖追逐着美国兵，大声吆喝着要用手中的法币换他们的美金，可像青岛这块“宝地”如此大规模地买卖现行国家货币，却还是我一生特有的一段经历。只不过，这里虽是投机者最活跃的市场一角，却也是一般工薪阶层以至大学教授都不得不拿自己的劳动血汗钱换取几块银元来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的所在。实际上那时这几块银元绝难维持我们五口之家的生活，很可能正是这时毕中杰同志帮助了我们，我虽然只是山东大学发工资那天才到这热闹的“宝地”去了几次，也取得了“经验”，应该说是“老手”了！一进“宝地”，先要在里面转一转，了解一下行情，才敢购买，美金是买不起的，鹰洋和光绪币也不敢买，只买“袁大头”。据说那是足银，假的少，我也学会了咬一咬，吹吹边风，以辨真假。还得预先计算一下，别上当。当时的商家，已都是以银元论价，有些物品用金元券已买不到。
在临近1948年年关的两个月，金圆券又形同“冥币”了！有一次，我是用两个面口袋从山大财务处领了杨、赵二位的工薪，那是几十万元的金圆券呵！我快步奔向“宝地”，走了一圈，听听行情，估算一下，我这两个半口袋纸币，最多能买20块“袁大头”。我还迟疑了一会儿，可价钱还在上涨，我只好先买赵的一份，只买得九块“袁大头”。杨先生的一份，因为有系主任的补贴，比赵的工薪要高四五万，我事先没有估算清楚，被“卖方”算计了两块银元，等我醒悟过来再找他，已经走得无影无踪。好在还没过半个钟头，金圆券的贬值已漫过我失算的两元钱。我十分懊丧，回去向杨先生实话实说，杨和赵都哈哈大笑，向奎先生安慰我不必介意。他们反而兴奋地谈论着“国民政府”的经济已经崩溃，这黎明前的黑暗不可能再维持多久了。生活虽然一天比一天困难，但他们并不以为意。现在知道他们当时正忙着反迁校斗争。有一次，我听杨先生向纪彬透露，据他观察，山大校长赵太侔对迁校也很消极，“教育部”叫他去南京开会，他也不想去……
三、特殊条件下的“启蒙教育”
我八岁上学，受的是白话文教育。我只记得，那国文第一课的课文是“小猫叫、小狗跳、小孩子哈哈笑！”还配有一张这三者形象动作的画面。除此以外，我已记不清二年级课本，以及后来日本侵略者奴化教育的四年级与高小的国文课本的内容，给我留下什么值得记忆的文字。上过父亲的私塾，但父亲的教学方法如我在《求生苦旅》中所描绘的，又没有学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蒙学课本”，而是从《论语》开讲，也并未全学。《论语》二十章，我们的尊师只选了六七章，令我们抄录并进行讲解，似也不是孔夫子“道德文章”的核心内容。因而，留在我记忆中的，也不过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之类，反而是他选解的《古文观止》的十几篇文章如《滕王阁序》、《祭十二郎文》、《讨武氏檄》等，李白、杜甫、李商隐的几十首诗，以及《聊斋志异》中若干篇美文（当然是那些较少爱情描写的），由于它们的“写人写事”的形象世界，倒都埋藏在我的记忆里了，有些我至今还能背诵。可到纪彬要我笔录他的著作时，我才知道我的这点古文底子，哪能应对他的哲学著述！
那时我对纪彬的身世毫无了解，我只知道，他的右手有颤抖的毛病，写起字来很困难（实际上这是他两次牢狱之灾的后遗症），因而，他写作需要别人笔录。在我来之前，是大姐帮助他写作，有了孩子，自然就困难了。大姐虽然只上过北京师范大学的先修班，却毕竟是通州高师毕业，而且是高才生，无论是文史知识和现代语文，还是那一手娟秀的小字，我都无法和她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