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子
一
1968年的味道，是马路沿街有人靠墙站立时散发出的味道。
他们是大人眼中的“四类分子”。他们胸前挂着木牌，个个低着头。我们对这种姿势太熟悉了，从他们身边路过，也懒得停留——主要是这些沿街示众的“坏分子”身上散发出的气味，让人胆寒心惊。那是闻起来微微有些热烘烘、酸乎乎，还有寒碜的、不便说出口的尿腥味儿，他们的头发被人扇乱了，脸被民兵打红了，渗出了血痕——这些味道组合起来，就是这一群人心里都害怕着的战栗不止的味道。
1968年的味道，是标语的味道——幼时的我们，畏惧小镇每一条街道马路的标语墙。那眼中的畏惧之色，与其说是畏惧冷飕飕的大自然，倒不如说是畏惧整个大时代的战战兢兢的思想——孩子们在这样暧昧不明的思想中，长出了冻疮。天亮，紧接着就是天黑——天知道日子为什么过得飞快，像是被一股寒流洞穿了。戈壁沙漠的表面一早一晚升起一层又一层的雾霾，肃穆而萧瑟。
1968年的味道，也是小镇大礼堂的味道。
大礼堂，是那个特殊时代的政治工厂，也是各个时代的社会潮流记录者。它代表着某种权力。
最初的“文革”期间，这种权力登峰造极，主席台成了政治风暴的策源地，所谓革命，也就成了新概念的“礼”。
听我父亲说过，当年“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地单位不论级别，村镇不论大小，都上马了礼堂工程。山东有个荣成县，十五个公社中有七个打算盖大礼堂，有三个已经打好了地基。
关于礼堂，我父亲还说：“这是省上规定的，全国上下都在建。要限定时间在所在地建起像军区礼堂式的大礼堂，为了建这个大礼堂，砍光了附近的树不说，还拆了群众一百多间房。”
那时的大礼堂，都是一片红色海洋加标语。场地除了批斗，还是举行各种集会和文艺汇演的地方。
礼堂，也是我获得最初的政治意识的一个场所。
我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就背着我上礼堂参加各种集会，这些集会包括政治学习、早请示晚汇报、参加那些被检举出来各种问题的人的批斗会。那样的时刻，我趴在母亲的背上、怀里沉睡着的时刻居多。
有时候是冬日，礼堂里坐满了人，连窗台都是，场里的高音喇叭一遍一遍地播放着《东方红》，人们的嘴里哈着白气。礼堂前台有人在高声宣读什么东西，巨大的声浪一波波地翻滚，灼烧着场上的气氛。那些义正词严的语调，以及人群激动昂扬的情绪，有没有在某个时刻深入我的梦境里？或者，渗透在我的意识中？
其实，相对于当时的成人世界的狂热而混乱、鼓乐喧天的社会氛围而言，学生游行队伍，漫天飞舞着的标语和红旗，对于一个幼儿的天真喜悦来讲，并不觉得恐怖，相反，却在原有的喜悦上，增添了不少的戏剧性。
1969年一个暮春正午。不想午睡的我，伙同一些小孩，来镇礼堂看稀奇。
这一天的太阳中午头才有，病怏怏的，像没擦干净的玻璃折射下来的光，倒也耀眼睛。没有什么风，很温暖。
礼堂散发出一种演出灯光常年烘焙过的长椅油漆的味道。那味道不禁使人肃然起敬。在礼堂房顶上方的电线下面，有一行令人热血沸腾的标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大礼堂不设座位，连水泥地都没有，平铺在地的是一块块清洗得很干净的红砖。礼堂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主席台，主席台两侧是红旗，中间挂着的是巨大的领袖像。一只硕大无比的喇叭筒闪着冰冷的金属光泽。
礼堂主席台就是以这样夸张的方式设在那里，象征着非凡的权力和荣耀。
礼堂的前台上方，是领袖的巨幅画像，他微微含笑，带点深邃睿智的眼睛正冲着每一个人笑呢。洋溢着赫赫权威而且庄严的笑容在正午无人的礼堂空气中弥散出来。一束束光从高大无比的玻璃窗上倾斜而下，照亮了领袖制服上那一层含蓄而华美的鸽灰色，那鸽灰色配上那笑容，庄严而神圣。
带着颗粒的粉尘混合着细小的蝇虫在光中飞舞。窗外传来“哗啦，哗啦”的风声，外面的广播又在报告人民公社丰收的喜讯了。
这时，在礼堂主席台的右侧一角，我们看到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站在一架高高的人字木梯上，正背对着我们在白墙上涂抹。光看背影我们也知道，他是本地一中的美术教师，两年前被打成了右派。这几天镇上的很多宣传画都是他画的。
我们这几个小孩儿便凑过去看。他画的是一幅很大的宣传画：这些人很好认，白衬衫蓝背带裤手执钢钎的是工人老大哥，包头巾大襟褂挎镰刀的是贫下中农，绿军装五星领章的是解放军战士，绿军装红袖章的是红卫兵，人手一册红宝书，紧贴胸前。他们簇拥在一起，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方的一轮照亮全球的红太阳——
看见我们一群小孩儿，他敏捷地爬了下来，再三警告我们，大概是说，不要我们走近他脚下堆放的颜料、调色板、画笔什么的。
我们一边看他画画，一边对他笔下的人物指手画脚。可是，他告诫完我们之后，便不再搭理我们了，简直视我们为一团空气。
他凝视着每一根自己刚画上去的线条、笔触，轻轻咳嗽了一声，突然伸出一只手看了一下，把曾经不知什么时候割伤的，缠着白布条的左手食指又重新割了一下，用力挤出好几滴血，然后单手敏捷地爬上人字梯，把鲜血在右上角红太阳的位置上用力晕染，涂抹了一下。
他的这一突然的举止太古怪，太令人吃惊了。
他还暂时没有看见身后张大了嘴的我。
二
后来，上小学五年级的我，仍在与那个特殊时代有着特殊的联系。
悬挂在油矿区中学校区门口的铜铃被校工一遍遍地敲响，生硬急促的声音把槐树上的麻雀惊醒，随即，有人在高音喇叭里反复播一个通知。
那是1974年初春的一天，中学老师刘秀勤停下在黑板上写字的手，回过头来对我们说，同学们，现在下课，马上到操场集合。
铅灰色的天空下，细小的雪粒扑打着脸颊，碎石子和黄土垫起的操场上黑压压的，挤满了从泥皮剥落的校舍出来的师生们。在口令声中，大家按班级排列，整队出发，浩浩荡荡地去镇礼堂听政治报告。沿途的路上，我们不断地遇见从别的单位整装出发的队伍。
我们经常会被通知到镇礼堂听取报告，那些报告跟我们这些孩子没啥关系，也听不懂。但没人敢不去，因为老师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我们踩着积雪消融的泥水往镇礼堂的方向走，我们的队伍一路上路过镇巴扎、医院、机修厂、酱油厂等等地方，有宣传卡车从我们的身边路过，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着开会通知。
礼堂里，各单位人马陆续到齐，人们的脸几乎都被大皮帽和花头巾捂着，嘴里哈着淡淡的白气。礼堂主席台的一侧是高音喇叭，循环着高亢的革命歌曲，激发出人内心的宗教情怀和与宗教相关的庄严和仪式感。
当年的礼堂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像教堂在信者的心里。
那天黄昏，一个会在礼堂开了整整一个下午还没结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我在镇礼堂目睹了父亲命运的逆转。
礼堂的麦克风和扩音器把主席台一个男人的声音放大，洪亮而轩昂的声音充满了整个礼堂。突然，母亲从麦克风里听到了“严文轩”的名字。
我当时正趴在母亲的腿上昏昏欲睡，口水打湿了她的衣角。一个油腻的酱油瓶子放在她的凳子脚下，母亲说等着散会后，带我一起去镇供销社打酱油，还说，供销社还来了一种叫“糖稀”的甜食。
“严文轩！”高音喇叭又念了一遍我父亲的名字。
我感觉到母亲的身体本能地颤抖一下。我被惊醒了。但是抬头看她的脸，却没有任何表情，她是安静的，甚至是死寂的。我觉得在她眼里，除了父亲，那些周围的人都是不存在的。
母亲低下头，在口袋里翻拣了一阵，朝我手心里塞了两张纸币，一张一块钱，一张两毛，说你现在回家拿酱油瓶子去帮家里打一瓶酱油回家家里没酱油了再买几坨榨菜疙瘩。
“你长大了该懂事了。”母亲把我从她的腿上放下来，冰冷而粗硬的手匆匆划了一下我的脸颊。
“去，快去。供销社要关门了。”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提着酱油瓶子，一步一回头的，一脸懵懂地绕到了礼堂人群末尾。
可是我还是舍不得走，踮起脚在人群里蹿了几回。
当我擦去满头汗，窗外的天光开始变得昏暗。我想，该走了。
这个时候，我出了一个状况：手里一直攥着的一块两毛钱只剩下了两毛，那一块钱的纸币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手里丢掉了。我打了个寒战，怀着侥幸心理，心想它肯定是掉在了地面，就赶紧低下身子在地上找，地上到处都是腿，我的视线被大人们重重的身影切开，时而明亮，时而暗淡，当我蹲下弱小身子的时候，我依然在热气腾腾的昏暗当中。
我想，它遗落在地上的时候，可能不被人发现，不被人发现就不会被人捡去。丟钱的慌张使我看不清地面上的任何东西，我只能用手摸，摸到了男人女人散发脚气的鞋、糖纸、莫合烟的烟头、果皮壳还有痰迹。但就是没有那一块钱的纸币。
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我第一次面临真正的恐惧。
当我从供销社售货员那里取回用报纸包好的几坨酱菜和空着的酱油瓶后，天光瞬间暗了下来。整个世界仿佛只盛得下一双年幼小孩的蹒跚的脚步。
我没敢回家。躲开通向我家的那条土路，又来到了镇礼堂。镇礼堂大门紧闭，会议还没散，礼堂里不断传来高音喇叭嗡嗡的声音，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四周黑黝黝的。但是礼堂的灯里外全亮着，四方形的建筑在渐浓的夜色中通体发亮，像是飘浮在夜气中。要是走到远处看着，镇礼堂多像是宇宙的中心，一切自然物的景物和生命，都围绕着它昼夜流转。
我靠着礼堂背面的土墙不言不语坐着，从黄昏到入夜。会议是什么时候散的我也不知道。人都走空了我也不知道。
这时，我听到了母亲满大街叫我名字的声音，但我不敢走到她的面前，我是一个多么脆弱的孩子，而这个礼堂如此庞大，像一个巨大的怪兽，就这么把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孩给打败了。没有了一块钱，没有了父亲的庇护，我将更加脆弱。
当母亲的喊唤声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终于大声哭了。
一种悲伤而恐惧的情感再次找到我的喉咙。
三
1987年，县城的第一家舞厅开业了。舞厅就是由镇机关礼堂改造的。设施很简单，礼堂的大厅靠墙都是清一色的木椅，中间是舞池。
刚开业的小镇舞厅很热闹，每晚都营业，票价一块五毛钱，很多保守的人都去舞厅了，风头一下子盖过了开业两年的旱冰场。当舞厅的灯光越来越暗，对于边疆小县城的人来说，这种闪着五色光的霓虹光线无疑是一种沉醉剂。
小镇的舞厅很快风靡起来，化好妆去舞厅跳舞是这个小镇女人最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人教怎么化妆，她们订阅或从邮局买来精美杂志参阅学习发型和眼影的技法，商场里日渐丰富的化妆品给了她们取之不尽的材料，而晚饭后漫长的黄昏给她们递送来无尽的时间。她们掉落在这一天天的时间里，沉浸其中，彼此相互模仿，相互嫉妒，然后各取所长，个个都化出了自认为最好最美的、最让男人们看了走不动的妆。
周六和周日晚九点钟一过，舞厅里的灯光开始挑逗，眼前是飞旋的走马灯，红的嘴唇，白的牙齿，捧住苗条臀部的手，以及欲拒还迎的眼神——在舞厅里，那些三步、四步、快四慢四舞曲换了一支又一支，《蓝色多瑙河》奏出了热带风情，女人的裙裾开始变得像一股热浪，一点一点地朝着舞厅的中心场子涌去。当乐队换了一支快四的舞曲，全场刮起了旋风，一条条的裙子盛开怒放，长头发短头发成了兽鬃。白天那紧绷的肉欲在这一刻松弛下来，每一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地舞动、旋转，像圆形的波涛想要涌上岸。
在这些女人当中，我的姐姐看起来是一个多么快活的人——是的，她跳舞的时候最快活，舞厅的男人们都接连请她，她穿着小镇趣味的紫红色金丝绒的长裙，露出白色钩边的三翻假领子，随着舞曲旋转，隔着舞伴的肩膀，眼眸灼热，像似两汪油。人生所有的明媚，都在那一刻燃烧了。
快到舞会热潮的尾声时，舞厅里开始兴起迪斯科，音乐节奏带有欢乐的歇斯底里气息。当灯光转暗，不断地闪烁变换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我看到所有人的面孔都在变形，舞客们拉扯着舞伴，好像生怕对方不小心变成了别人，但又随着音乐汗水淋漓地肆意扭动着年轻的臀部，狭小的空间里，充满了烟味，还有令人头晕的体臭味。
像这样的有小镇舞会的晚上，没什么精神生活的人们在舞厅里，像火把一样燃烧好几个小时，消磨着时间，让自己的人生显得不那么乏味。没有人再说起“文化大革命”，好像那是一个被禁止的词。想当年，镇机关礼堂就是一个烟火弥漫的革命战场和政治中心，外墙上是大字报栏，这大字报栏很简单，是用竹竿和芦席搭建而成，上面贴满了大小字报，甚至贴到了马路两边的新疆杨上，贴了又贴，如同补丁上摞上了补丁。上面无一例外写着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名字上被画了一个鲜红的叉，一些没有贴牢的大字报，被风吹落，飞扬起来，啪地一下打在过路人身上。
告诉你，如今小镇的年轻人个个都是顽主。什么东西都爱玩，什么东西都值得一玩，好像是要恶补什么似的感觉，再不玩就来不及了——溜旱冰、进舞厅、看露天电影、看录像、打台球等等。什么东西新鲜就玩什么，一玩就会，一会就扔。特别是溜旱冰，小镇的时髦姑娘们喜欢的可不是溜冰这项运动，而是踩着庸俗不堪的音乐在小伙子的喝彩、口哨、尖叫中瞎晃悠。什么时候都有人在歇斯底里地享乐，像没有明天似的。他们一步一晃地在打了蜡的旱冰池子里走，一撞一跌，笑成一团，都是绝好的刺激。
如此，享乐成了一个恶性传染病，那些年轻人已经被传染得忘乎所以，要把每天的乐子都要赚到手。
有一次，我大着胆子跟着姐姐进了舞厅。我穿着宽大的豆绿色卡其布夹克衫，而女孩们则穿着当时流行的长长短短的裙子，除了穿着，我发现我跟别的姑娘也不一样，她们快乐、放肆，浑身散发出小镇姑娘的风情，三五一群地在一起，时而爆发出大笑。还有，她们的脸上都描着眉涂着粉，浑身散发出紫罗兰香粉的味道。而我的脸色苍白、蜡黄，神态举止也显得紧张、拘谨、阴郁，可以说是不知所措。当音乐声起，舞厅的旋转灯开始闪烁，女孩们安静了下来，一边故作矜持地用手帕扇着脸庞，一边左顾右盼地等着在场的男士们来请跳舞。
我缩在一个靠墙壁的小角落，在人群里发现了自己的寒酸和过时。我觉得，这个地方并不属于我，我是一个偶然的闯入者，但是，我看着舞池里的男女搂抱着，欲退还迎的神态，我的心蠢蠢欲动，竟有些喜欢这里的气氛了。
四
彻底离开这个小镇，已经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那是炎热的夏季的一天，戈壁滩上的太阳又一次沸腾了，土路上冒出了隐隐的白烟。我去拿飞机票，一路上想着，在这样的盛夏季节，我是不是不该离开？因为，我暂时需要一份酷热，能使我原地不动，需要这种酷热来制服我最后还在犹豫的理由。
路过巴扎一处清真寺时，正是下午三点，我听见清真寺的宣礼塔上响起来了诵经声。那一瞬间，一切都静了下来。诵经声低沉浑厚，像是低低煮沸的声音，沸煮着无论怎样尖锐的区别和差异，熬得所有的分歧都融化了，成了一大片，那热气烘烘的雄浑律动，震动在含着一场雨的大气层里，把好几条马路和一片天空都震动了。
我站在清真寺的门口一动不动，听着这诵读声，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我真是一个在哪里都融化不了的个体啊，人能信着什么该多好，没有国土也没关系，信仰是他们流动的疆土，嗡嗡的诵读声缓缓砌筑一个城郭，一个王国，不可视，不可触，谁也击不退它。
我想起这二十多年来的人生，就是奔跑、跳跃和逃离。
对，逃离。
那最不堪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到了春天，又有多少生命会活过来？有花有果？泥土和草木不相认，得学会卑躬屈膝，得学会在卑微稀薄的尊严中苟活。
取了机票之后，不觉已到黄昏，我决定四处走走。
我走在一条亮堂而陌生的公路上——这条公路，宽且直，而且长极了，它就像是我记忆的肢体上安装的一条假肢，完整簇新。一时间，我不能判断它是否就是从前的那条故乡的街道，两边已没有了旧时的房屋，不时地看到新鲜的泥土裸露，有雨后的生涩味道。两边的水泥加固网持续不断地向前延伸，生硬、粗暴、有力。
看这一切都是新的，但其实都是旧的。所有的建筑都像史前的事物，处处充斥着陈旧与“永久”的气息。马路是宽阔的，没有什么人走动，到了清晨，居民家的屋檐、电线杆上会栖满毛色发亮的鸽子和乌鸦。
而头顶上的天空，像多年前一样，总是深蓝不变，蓝得令人心生悲伤。
我来到我家原址——曾经的那个平房片区已经成为一个学校的足球场，我已无法闻到那沙枣花香了，也看不到花枝随风轻微的摇晃。尽管一切都已彻底改变，但我还是准确无误地找到了我的家址——一只冒着白烟的粗壮烟囱，让我面临了又一次情感的袭击，唤醒了我过去的现实。看着烟囱朝向夜空的滚滚白烟，我知道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安慰我才存在的。更确切地说，它作为过去的一个标记，为的是给我一个永远的提醒。
当我穿过一个十字路口，看到一片拆迁遗留的废墟，红地白字标语横幅残留在电线杆之间。
这是曾经的镇机关礼堂。尽管，时间带走了它周围的景色，但它的突然出现，仍使我面临另一种情感的袭击，唤醒了过去的现实，听过路人说，这个大礼堂在几个月前刚刚拆掉了。要起一座四层高的百货大楼。
目之所及，拆了一大半的礼堂到处是碎石瓦砾，杂草钻出缝隙，营养不良地枯黄着，有人支起铁钎，在砖瓦堆里晾衣服。墙角有蜘蛛网，光线暗淡空气凝滞。
站在这里，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个人来——一个矮个子的中年男人。他高举着一本磨破了皮的“红宝书”，嘴里振振有词，他曾经又大又深的眼睛已布满细密的皱纹——这双老气横秋的眼睛，太熟悉了。初一看，他好像没什么特别，但是有一双特别的眼睛，这双眼睛上下眼皮都已经松弛，让人想到眼前的这个人要么有嗜睡症，要么彻夜不眠。只是有些瞬间——他立刻就有了另一双眼睛，眼神是亢奋的，渴望走出常规，渴望奇迹。
他曾经是我小学同桌的哥哥。
他曾经每天都在这里，十多年来风雨无阻，高举着“红宝书”，在同样的位置站着。那个小红本子红得像是要滴血。他只是拿着它，并不翻开，而是把它紧贴在胸口处，嘴里大声念着，表情正义庄严，那庄重平缓的语调无休无止，似乎没有间歇的可能，引起了不少人的围观，刚开始还有看热闹的人，慢慢地，后来就没有了。他独自的身影在晨昏的微光中慢慢暗淡下去。
我扒开没有围严实的竹席，看到里面的沟沟壑壑，一摊污水将垃圾冲向路面，淹着破布片、棉絮、碎砖、水泥残板。
靠近黑洞洞的、拆了一大半的礼堂一侧，有几间房屋立在那里，瓦砾铺了一地。
我小心翼翼地进了一间房屋，闻到一股旧报纸旧书的味道。因为外面是扬尘天气，这气味愈加浓得有些闷人。
这是一间礼堂的库房。库房放了很多过时的公物，有红灯笼的灯壳、褪色的横幅、绳索、旗杆、红绸、锣鼓等等，这些蒙着厚厚灰尘的公物，让人想起了曾经万人大会的年代。
我不小心碰倒了墙边昏暗角落中的旗杆，瞬间尘土飞扬，尘埃的颗粒在太阳的光柱里，被显形放大，像乌云一样厚密，每一粒尘土都在反光，它们本来就在反光，却像太阳把它们吸出来似的。在这层尘埃的光幕中，人与物影影绰绰。
我准备离开这里。
一路上，土黄色的泥土和沙石从深处被挖了出来，土腥气阵阵升起，在空中飞来飞去，就像失明了的鸟儿，钢筋沉着地压在柔软的沙石泥土上面，软的和硬的两种物质胶合在一起，凝结在一起，密不可分，这是非常现实的存在。我知道，在它们的上面将生长出一幢四层高的百货大楼——曾经，那里面的歌声和口号，都必将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一切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像一部纪实电影无声地破碎，它们掉落了彩色的碎片，以一副斑驳的身影站立在蔓延的碎沙石中。
我久久地站在那里，从未想象过它是那么的破败，原先我以为，这个大礼堂是会永世长存的。
在这个破败的礼堂前，我没有见到传说中著名的疯子。那个曾经捧着“红宝书”的中年男人。
我抬起头来，仰头望着伸向空中那只长得不可思议的铁臂，它正在不动声色地升起，内部的钢索正轰隆隆地滑动，连空气都充满了嘎嘎的声音。
是的，时代在变，生活和政治格局也在变，人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不变的。
但是这个人，为什么会一直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呢？
责任编辑：鲍伯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