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心性刚烈的二表嫂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觉得有些过火，使个人让舅舅去家看看。舅舅到二表哥家一看，二表哥鼻青脸肿捆作一堆，人已从床上掉在地上，顿时号啕大哭起来，一边给他松绑，一边破口大骂儿媳心狠手辣，是个“毒虫”，想不到自己年近花甲了，儿子却给折腾到这步疯疯癫癫的田地。舅舅当下就要把二表哥领回家去，哭着说：“老二你就跟爹过，只要爹还有一口气，别人就不能欺负了你！”二表哥只是一声不吭地盯着窗外的太阳，舅舅明白，二表哥到了这一步，任谁也很难拿他当好人来劝说，就直奔三表哥那里，要三表哥去厂里找几个人来，打到泼妇家去出口恶气。三表哥沉吟半晌，说这事不好办，自从二表哥打工回来，他就老听人说老二糊涂了，何况他现在这身份，酒厂厂长，人大代表，也不好直接干预这事，县里早有人要找他麻烦。三表哥最后拿出五千元钱，说让舅舅想法给二表哥看看病，舅舅愣怔半晌，也只得接了钱转回去。回去之后却见二表哥已把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自己也弄得干干净净，脑子似乎已经很清楚了，舅舅试着问他话，他也对答如流，再试着问老婆的事，他就说“不理她，不过了”，舅舅这才放心地走了。
可是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村里人就都被二表哥吓住了，大家看见他背着一杆崭新的双筒猎枪，红着一双眼睛在村子里转来转去。不知道为了什么，村里人首先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三表哥，三表嫂对我说，村里人总以为三表哥既然在县里当着厂长，又是人大代表，那么村里不管出了啥事都只有三表哥出面才弹压得住，尤其是二表哥，更是非得三表哥出面才能安抚下来，他毕竟还住着三表哥的房嘛。可是他们有谁知道三表哥的苦衷？自从三表哥发财以后，他就越来越觉得二表哥对他是个沉重的心理压力。二表哥越倒霉，他的心理压力也就跟着越重，其实他悄悄地资助二表嫂盖了那座房，就是在听说二表哥跌伤以后，实在受不了那种心理压力，可是，他就没想到二表哥跌坏了脑子，住着他资助盖的房，却丝毫也不能安静下来。他也听说过二表哥依旧在家里骂他“投机倒把”，他已经明确地感觉到，他开始害怕二表哥了。有时候，三表哥在床上和三表嫂讨论这个问题，三表嫂就质问他，当年他对她吹嘘的创业时的胆气和魄力都到哪去了？按说财大气粗，可他现在钱越多倒越变得胆小怕事起来了，连一个疯子哥哥都害怕，三表哥回说你不懂我们农村的事，三表嫂就讥讽地说，三表哥身上到底流的是河南人的血，让她想起了旧社会河南的土财主，有一捧银元就要挖个深坑埋起来踏实，没出息！可惜这些话不但帮不了三表哥的忙，反而使他的心理压力越来越重，以至于当听说二表哥买了一杆猎枪时，第一个反应就是以后还是少去村里几趟。
在探亲期间，我对二表哥的种种行为了解越多，就越是感到他内心世界的高深莫测。当年他在新疆做工时，他的木讷寡言就使我从来不了解他在想些什么，那时我误认为那是思想简单纯朴老实的标志，可现在看起来，事情远非这么简单。比如他买猎枪这件事，舅舅认为起因在于二表嫂伙着娘家哥打了他捆了他，把他给激了。可我猜测，从他在城里撵那个黑了心的包工头那一刻起，他就有这种想法了，一个性情刚烈的人突然间成了瘸子，并因此屡遭欺凌，那是很容易激发出这种想法的。可事实证明，我的推断虽然比舅舅深远些，但仍未深入事情的本质，因为有一回我正和舅舅闲谈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我对舅舅讲四川的民工如何如何多，成都火车站里多么多么拥挤，以至于铁路上的人为了维持进站秩序，有时不得不使用竹条猛抽那些背着铺盖卷、牵着脏小孩子的民工们。这时，一旁的二表哥冷不丁说话了，他说：“早就该买杆枪……”当时舅舅说：“又糊涂了。”我却很震惊，我一直不敢苟同乡亲们公认二表哥彻底“糊涂了”的说法。就说买猎枪这件事，其实并不像打酱油醋那么简单的，可二表哥不声不响地就办了。自从扛上猎枪以来，二表哥由不值一提忽然变得拥有某种极特殊的地位，乡亲们都有些怕他，尤其是村里的几个富户，看见他红着一双眼睛背着猎枪一瘸一拐地在村子里转悠就从心底里觉得紧张。有几个人终于联名找了乡里派出所，要求“管管这事”。当乡里派出所派人来管这事时，二表哥又一次表现出他的“并不糊涂”来，他说了三表哥的名字，他说他在给三表哥的酒厂干保卫，这枪是三表哥给发的。派出所的人一听见三表哥的名字就慎重起来，他们要舅舅把三表哥请来落实这件事。舅舅深知这杆猎枪对于苦命的老二借以维系整个的生命和精神生活有多么重要，因此他悄悄地做了三表哥的思想工作，从此以后二表哥就真给三表哥当起了酒厂的保卫。
舅舅总认为，老三能够接纳了老二，一来体现了他的兄弟之情，二来也体现了他的孝道，从此以后，老二可以名正言顺地背着他的猎枪在酒厂的门口转悠——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到处乱转悠了，这能让他少操多少心啊。舅舅觉得，家族总是要由最有出息的子孙来支撑维护的，兄弟之间应该和和睦睦，互相帮助，这样老人脸上才有光，他这回劝动老三接受老二当保卫，就算是把老二这一辈子托付给了他。可我从三表嫂那里听出，三表哥的想法与舅舅完全不同，按本意他倒宁愿花一笔钱让乡派出所息事宁人，是三表嫂一句“人各有所长”提醒了他。三表哥自从发财以后，是很不愿得罪人的，可不知为了什么，他发财以后得罪的人倒比他当年闲逛的时候还要多得多，县里有人想查他的各种“问题”，他欠了别人钱的，也曾派不三不四的人找过麻烦，别人欠了他钱的，也曾当面耍横玩命，晚上坐车出去被人扔了黑砖，或者孩子被人哄出去玩了几天又送回来的情况都出现过。有时候明明知道是谁干的可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三表嫂说了那话以后，三表哥就痛痛快快地把二表哥接纳了，难道他就未曾想过，万一到了某种情况下，可以把二表哥支到那些该去的地方，背着他的猎枪转悠转悠吗？可是二表哥自从战胜了乡派出所，保住了他的猎枪以来，人就变得越发专断，而且不可理喻了。他倒是按时上班儿——背着他的猎枪，睁着他目光炯炯的红眼睛在厂门口或厂区里转来转去——可一般人的逻辑在他那里很难起作用。比如说，厂里有很多工人家是乡下的，也有很多工人家是城里的，如果乡下的和城里的打起来了，那么在他看来必然是乡下的有理，如果男的和女的打起来了，那就必然是男的有理。他的惩戒方式也很奇怪，不管打伤没打伤，不许提钱字，只要有理的把没理的尽其所能狠揍一顿，他背着猎枪在一旁监督，在这种情况下，有理的一方也很难真的下手把没理的揍一顿，时间长了，倒也少有人再打架了。
像这类小事传到了三表哥耳中，他大多是睁只眼闭只眼。他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当初他接纳二表哥本指望着他枪口朝外，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发现那只枪口其实正是冲着他的。那年的六七月间，正是割麦的节气，许多家在乡下的工人都偷偷溜回家去帮忙割麦，有个工人来向三表哥告假，说是家中老娘急病，要他回去，三表哥知道他家在乡下，一口回绝，那工人急了，就偷偷地溜回去。三表哥知道后，大发雷霆，决定杀一儆百，当即宣布开除了那名工人。那工人回来后，苦苦哀求，说他老娘是得了乳腺癌要去郑州做手术，只得他陪着去，三表哥根本不信，那工人无法，回家领着老娘来求情，三表哥要看医生证明，娘俩哪会带有医生证明，那老娘情急之下就要撩起衣襟让三表哥观看，却被三表哥喊人撵了出去。那工人在绝望中听了别人指点叫他去找二表哥，二表哥听罢，忽地站起身，背起猎枪拔脚就走，扔下娘俩呆呆地站在后面望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