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我把那篇文章交给村小老师章明玉时，他笑了。
“我们下个星期才开始学习作文”，他说，“题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你的文章没有标题，这就是现成的标题。”章老师微笑的脸向我挨近，他口中吐出浓烈的大蒜味和肚腑中温热的内脏的气息，而我不敢把脸避开。从小我就讨厌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做出亲昵的举动。
“阿来”，章老师说，“告诉我，你们家发生了啥子事情？”
“没有啥子事情。”
老师是四川人，我也用四川话回答他。
“肯定有啥子事情，肯定，不然你阿爸不会教你写这样的文章。”他的一只手放到了我肩上。
“不是他教我的。”
章老师突然嘿嘿地笑了。
“是”，我被这笑声吓住了，“是他教我的。”
他满意地直起身来，仰身倚在那把永远在吱吱嘎嘎呻吟的粗笨的木椅上面：“现在，把啥子事情都全部讲给我听。”
我就把全部事情都讲给他听了。
听完了，他摸出一块钱，说：“到代销店给我打碗酒来。”
我拎了空酒壶在村子中飞跑。舅舅正在村中广场上来回闲逛，见我慌慌张张地飞奔而来，以为我带来了什么不祥的消息。他的嘴慢慢张大了，看着我飞奔而过，一软腿坐在了广场上那根光洁的木头上面。这时父亲见我迟迟不归家，也来到了广场上。他和舅舅并肩在木头上坐下，并肩眺望越来越瑰丽的晚霞，看山沟里的阴影渐渐变蓝。我打酒回来，经过他们旁边，他们又一起看我替老师拎着那只小壶。壶没有装满，酒在其中晃荡，发出悦耳的声响，像波浪般的声响，像蓝色山峦下蜿蜒的玛岗觉卡河流淌的声响。他们坐着看我，眼里流出了慈祥与亲切。父亲抬眼对舅舅笑笑，舅舅却因为和他坐得太近而感到有些尴尬，他把屁股挪开一些，然后回报父亲以无言的笑意。
这是父亲和舅舅在公众场合第一次如此亲近地坐在一起。
村里人都十分熟悉父亲和舅舅那些有趣的往事。
真是太有趣了。严格讲来，我们民族语言的词汇中形容词的数量不很多，丰富的是副词，加在数量有限的形容词前表示情感的变化，这令主要依靠形容词显示表现力的汉语难于翻译。所以。他们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啧啧，真是太有趣了。”
我把酒交给章老师，从窗口上向他们张望。
章老师说：“现在，全色尔古村每家都有一个人在像你一样看他们两个嘛。我要让好多人都看到阿来这第一篇文章。你回家吧，就这样告诉你阿爸。”
回家时，母亲给我端来食品，说父亲到广场上找我去了。
我说他和舅舅在一起。
母亲笑了。说舅舅是好人，父亲其实是更好的人，要是他一切遂心的话。母亲的笑变成了哭，她对我说：“你要忘掉我诅咒你父亲的那些言语。”
我答应了。
其实，平时我对母亲那些诅咒并不在意，而她一提醒，我倒把那些咒语在心中温习了一遍。譬如说父亲像一块被狗啃过了埋在地下多年仍然不肯冷却的骨头，是被雷霆击焦了额头的狼，而这狼必定受到饥饿的驱使而四处狺狺地奔走。就是母亲这些咒语，无形中在我心目中树立起了父亲的理想形象。一个倔强的男人形象。在这里，母亲的咒语产生了魔力。父亲壮年时，保持了这种形象，使我对他敬而远之。老年时，父亲垮了，我的轻视之感又使我难以和他亲近。母亲的咒语决定了我和父亲关系的格局。舅舅和父亲回家来了。舅舅说公安局的人明天就要来了，“阿来替我去放羊子，我等他们”。
父亲说阿来必须上学。
“他们肯定要来抓我。”
“那诗是我写的，你一个臭小和尚写得出那么漂亮的诗文？”父亲说。脸上又现出若巴家族传统的傲慢神情。他说：“你们当妈妈当舅舅的都要记住，阿来必须上学，要是太穷有人要买你们的眼睛你们就卖你们的眼睛。至于阿来的弟弟，要具有其他的本事。”
第二天一清早，舅舅的羊群就四散在山坡上了。
父亲打开箱子，取出压在箱底的那套破烂的但比色尔古村里任何东西都洁净的旧军服穿上，还仔细地洗了脸。
父亲坐下来，安然地享用早茶。母亲的举止更为恭谨，更为小心翼翼。早餐出奇地奢华。糌粑上撒了奶渣，奶渣上有新撇下的湛黄奶油。茶里掺了奶，并散发出生姜片的香味。还有厚厚的麦面馍、牛肉干。
吃完了，父亲从衣兜里掏出一枚军功章交给母亲，另一只手搭在我头上。他的眼里流露出难得的温情：“这个交给阿来，叫他记住他的父亲。”
母亲双手接过缎带已褪色的黄色勋章。
父亲笑了，说：“我还记得起你的样子，我从部队上回来那会儿你的样子。”
我看到母亲不是低下头，而是仰起脸来，轻轻合上了双眼，仿佛这样一来也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看到自己年轻时和那个自信英武的军人，那个头人后代相爱的情景。我第一次发现母亲有那么修长的漂亮睫毛。母亲原来十分漂亮这一事实令我惊异，就像父亲单薄瘦小的身躯却总是那么精悍倔强一样使我感到难以理解，因为按照舅舅斯丹巴的人生信条，我们除了活下去的愿望以外，不会再拥有其他美好的东西。
“我晓得你不想再在这地方过了，这里有这么多熟悉你家世的人，你走吧。有一个谁也不认识你的地方在等你。以后我叫你儿子来找你。”母亲睁开眼，平静地说。
“我会写信来的。”
“阿来会给你写信的。他是你的儿子。”
“你可以改嫁。”
母亲淡然地说：“我也想了，要是那人对我们的娃娃好的话。”
父亲叹息了。
随后他说：“不好也不要紧。我的娃娃要不怕人家对他不好。”
我看着父母平静地交谈，看到父亲在家里头一次独自享用了这么多东西，脸上全无愧怍之色。不包括肉和奶油，他起码吃掉了整整一天的食品。肉和油是过节才有的。吃完了，也谈完了。他响亮地啧着嘴，然后吩咐母亲：“牙签。”
我想我是看到我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了。
母亲到门角的扫把上折下一小截细枝递到父亲手上。父亲仔细地剔了牙。父亲有剔牙的习惯。所以他张口说话时没有村里男人们口中那种臭烘烘的气息。
父亲身上的洁净癖性总是给人一种乖张而又古怪的感觉。
直到正午，父亲都穿着一身洁净的旧军服，坐在村中广场上那根老木头上。脚边是最后一条没被裁制成我的裤子的旧军被，一条军被结结实实方方正正地捆扎好了。
九
章明玉老师已抄好了我的作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张贴到学校的墙上。父亲过去把那张墨汁淋漓的大纸揭下来，在太阳下晾干，叠好，收进他小小的被盖卷里。父亲背起了被盖卷，准备自己去投案时，工作组到了。
父亲背起背包，一身没有领章的旧军服，那情景并不像是生活失败要逃遁他乡，却像是在外功成归来一样。就在村中这个小小的、同时又显得空旷凄凉的广场上，我们村里的全体村民，也包括父亲在内，都曾目睹过村里的年轻人当兵复员回来，他们都是一身这样的装束，神气活现。不多久，这些退伍军人给安置了工作，又以同样的装束离开村子，比如贫协主席长手保仑的儿子王成。王成是他在部队上自己改的名字。这次他作为公安方面的成员和工作组一道回来了。
“听说，”他轻描淡写地说，“这里出了一点事情，我们来过问一下。”
他们的到来几乎吸引了全村子的人。
广场上几乎有了一种节日的气氛，要是人们不因为期待一件突然的事情产生一个明确的结果而显得过于拘谨的话。
我还记住了，工作组所有人都穿着旧军服。
那时候的军服，尤其是旧军服已是政治地位的象征。
父亲那身50年代的斜纹卡其军服引起了全体工作组成员的兴趣。他们的眼神是惊奇的、怜悯的，更像是想自己享有那旧军服。舅舅下山来了。他的脸色愤怒而又慷慨。他拨拉开人丛，也把张着肥厚嘴唇想对他说点什么的姨父拨拉开去，可他只在那根老木头前看到了我。
“他们带他进去了。”我说。
“是啊，他们把雍宗带进章老师的房子了。”
有少数几个人同声说道。
现在，一堵人墙静静地面对着广场对面的小学校。
小学校两头是教室，正中是老师的住房。每每来了工作组，议事都喜欢占用老师的房子，因为那里面有办公桌、椅子、水瓶，以及汉式的玻璃窗户，而且公家的人就是喜欢公家的房子。
人墙前面站着我和舅舅。
我们一点听不到屋里的声音。
人们无声无息地看到舅舅做出一副十分狰狞的样子走向那间房子。
头上一片晴朗无云的高远蓝天。
轻风徐徐，送来被烈日蒸烤出来的浓重的泥土的香气，又稠又腥的泥土香气。
十
现在，那个广场已经完全荒芜了。
鉴于色尔古村特别贫困的状况，政府有计划地安排了一部分住房迁移，顺河而下三百余里，到地形地貌几乎和这里相同的新地区重新开垦。那是解放前被一场瘟疫毁灭的村庄遗址。离开的大多是些在此地没有多少根基的外来户。1976年以后，留下的住房随着生活状况的改变，新房都建到玛岗觉卡口子上的大河边上去了。在那里平坦的台地上开辟了新的耕地。大多数人家都有了汽车、拖拉机从事长途或短途运输。
木头、牛皮、羊毛以及各种药材都是大宗可供运输的货源。新色尔古村的房子大都高大气派，但不像老色尔古村那样紧凑。三十来户人家的房子散布在大河两岸，保持着明显的距离。这种距离成为村里家族与家族、家族内部彼此隔膜猜疑的物质表象。
母亲说，老色尔古村那么多破败的房子，原来因为人畜活动而踩得板结坚硬的土地长起了那么深的荒草：肥胖的荨麻，又壮又高的牛蒡，白天经过那里都有一种会遇到鬼魂的恐惧。
说到这些，母亲有一种解脱了梦魇的感觉。
我们家迁出的时间比较晚。
迁出来后，母亲说：“你阿爸的脾气也随和多了。”
我和母亲在家门前交谈时，远处的地边上，移动着父亲瘦小的身影，他在修补栅栏。
我说我想去老色尔古村看看。
母亲说：“不，去帮你阿爸干点活路吧。他还是那样不晓得休息。以前穷，现在好了，你弟弟一趟汽车就能挣几百元钱，可他还是不肯休息。”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一直帮父亲干活。
父亲还是那样沉默寡言，但他内心的阴郁较过去要舒缓多了。我还能修补篱栅，外表看去依然那么熟练。我尽量克制着我的笨拙，我掩饰得很好。父亲站在旁边端详着我，我感到他的眼光十分古老，里面包含着成千上百个年头，好多代祖先的目光，这些目光一齐注视自己的后代勤劬地修补自家地边上的栅栏。
我的修补工作是把上年扦插的柳条中未发芽的那些拔出来，然后插进新砍的柳条，希望它们能在疏松的森林黑土上，在春风中发芽抽条。父亲雍宗把一根又一根的柳条递到我手上。这样简单的劳作使我身上，以及内心深处都升腾起一股热力。我还感到，有一些渺远沉重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传递到了我的手中。
后来，年老的父亲对成年的儿子说：“累了，休憩一阵再干吧。”
我躺下来，静听着正在返青的草地上一片嫩草破土的声音。仰躺着，我能看到背后平缓的山坡、桦树洁白修长的树干和黑色的虬曲枝条，再后面是蓝天和轻淡的云彩。
还是父亲打破了沉默。
“你儿子长得很乖。”
“他是你孙子。”
“我喜欢他，你要带他回家来。”
“等他断了奶。”
“再生一个吧。”
“已经办了独生证了。”
“你能肯定他能有出息吗？”
“我要尽力。”
“我相信你会尽力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你弟弟从外面带回来一部录像，录制的是美国一家人的事情。你写东西，能写写我们一家人吗？”
“我会试试的。”
转过头来，我看见父亲激动起来了，脸上有生气，眼里有了光彩：“我会给你讲清楚一些事情的。”
“你和舅舅怎么回事？”
“没什么事。反正你母亲那家人我都看不顺眼。
“你猜猜你舅舅最近干了件什么事情？他要把你妹妹说给她表哥！我倒不在乎是近亲。反正你妈和他姐姐不是同一个父亲。可他们一家人就守着那点地过日子，你姨父还是偷东摸西。那次他到庙子上去看你舅舅，就偷了一副马笼头，给人家逮住了。”父亲笑了，他说，“你想想，现在马笼头有什么用？谁家没有一两部带轮子的东西？你妹妹可不能嫁到那样的人家。”
父亲那天说了我这辈子听他说的最多的话。这使我心头升起一种十分温柔的凄楚感情。父亲已经老了。
父亲说他知道我的心情。他说我们兄弟能够养活他和母亲，等他们老了以后。他说前年有县上的干部来过，说要替他落实政策。一打听，落实以后每月给他发放十元钱的补贴。他说：“你们的钱来得真是时候哇。去你们妈的！”父亲又说：“以后我老了，不能动了，阿来你就每月给我那十块钱。”
“我不是要钱，你懂那意思吗？”
“我懂，父亲。”
说到这至关动人的地方，父亲又暴露出他乖戾的坏脾气。他的眼中又暴出阴冷的绿色火苗。
“她懂吗？你城里的老婆。”
于是，我又想起老色尔古村广场上那根已经腐朽了的老木头。
我又躺倒在地上，从背后端详我的生身父亲。这个不可过于亲近的古怪老头。他头发已经花白了，脊梁依然挺直，衣领上有一圈浅浅的汗垢。我想象着要是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他当上头人会像我们的哪一个先人。
他们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统治过老色尔古村，那个已经完全颓败的村庄。他若不是慷慨仗义，便一定刚愎残暴。
依我的经验，身板瘦小的人，永远精力旺盛、性格顽强，一旦有权在手，就容易走上两个极端。
然后是我。
当然我不会由我这个曾经美丽而今依然十分善良的母亲生养。那么，我那出自名门望族的母亲又该是什么样子？而现在，我却感到自己身下沃土的热力和春天里才有的那份松软。封冻的土地解冻的过程就是土壤疏松膨胀的过程。越过父亲单薄坚实的肩膀，可以望见家里的寨楼里升起了淡淡的炊烟。我知道了，父亲对延续家族传统有自己的理解，而他无可奈何的深沉悲哀是我无法参与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那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家族与我毫无关系。我是这种黑土地和分布着这种土壤的更为广大的地区孕育出来的另一样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