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腐败危害社会心理健康。腐败对社会心理有直接的作用，主要表现为：首先，腐败引起社会的“仇官”心理。官与民的关系本是鱼水之情，但因官员的腐败且腐败又没有得到法律的惩罚的时候，社会就会对官员存在一种普遍的仇视心理。近些年来，官民关系、党群关系在某些方面比较紧张，而且“仇官”现象也比较突出，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腐败，以及由干部腐败引起的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其次，干部腐败导致社会上对官员和政府以及对相应的制度产生严重的不信任感。特别是不少安全事故、食品卫生事故等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干部腐败有关系，结果政府、政府官员所说的话无法获得社会的信任，以至于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之中。此外，干部腐败还导致年轻一代产生一种畸形的心理，即认为事业成功必须靠欺骗。在传统的成功教育中，我们一直提倡诚实守信、勤奋刻苦等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但年轻人所目睹的事实与我们的传统教育大相径庭，特别是当他们看到靠坑蒙拐骗、欺诈而成功的一面时，就会产生一种错误的成功心理。
总之，腐败从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有学者把腐败视为改革的结果，这种认识无疑是错误的。众所周知，转型只能向更好的社会秩序发展，如果转型导致社会秩序倒退，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推进这种社会转型。因此，把腐败视为改革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在否定改革。当然，腐败的确是改革的“副产品”，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克服和消除过去的改革所带来的“副产品”，使深化改革的正能量能够充分地释放出来。
2.“反腐永远在路上”
反腐与改革，已成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以来出现频度最高的两大关键词，被视为此番新政的“一体两翼”。反腐指向制度改革，反腐为改革清除障碍的逻辑已经明确。
腐败被经济学定义为“公共权力被用来以违反规则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国内外许多研究亦表明，一定条件下，腐败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尤其在国有制主导下的经济体中。检索已侦办的腐败案件可发现，土地和矿产开发、交通设施建设等是政府官员贪腐的高发区，工程招投标和设备采购、海外并购，则是央企高管常见的利益输送通道。当公权力无限度干预和破坏市场规则的时候，腐败必然滋生和蔓延，上演劣币驱逐良币的闹剧。四川落马富豪刘汉自2001年结识权贵周永康之子周滨后，他的商业帝国迅速膨胀，横跨金融证券、能源电力、房地产、矿业开发等多个领域，资产高达400亿元。梳理“刘汉案”清晰地看到，官商勾结、暗箱操作贯穿了他整个的发家史，他的许多商业对手遭遇排斥而退出市场。这显然是对市场经济的戕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搞真正的市场经济，把市场能解决的事情交给市场，就必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才是此次反腐的根本。早在2005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就表示，“反腐同样是生产力……政府系统今年的反腐侧重点将开始向影响全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腐败案件发力”。
反腐也有代价和成本。有国际金融机构测算认为反腐可能拉低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0.6至1.5个百分点，因经济活动减少带来的损失可能达1350亿美元，接近孟加拉的经济规模。这引发了国内一些专家对经济稳增长的担忧。“所谓反腐败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慢，这本就是个伪命题。”财政部长楼继伟在2014年7月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记者会上给出了针对性回答，“腐败常和政府过多管制结合在一起，解除管制减少腐败机会，使得市场发挥更好作用，对经济增长有好处。”
复旦大学经济学者陆铭，多年来一直研究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他的研究模型证实，当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合理规划反腐路径，加大反腐力度，可以实现在反腐败的过程中经济的持续增长。“反腐对经济增长有益，包括对于经济增长有潜在的收益，也包括对于社会发展公平性的收益，还有就是反腐败本身可以成为一种价值”，陆铭说。他认为，反腐的根本任务是进行市场建设，只有最大限度地完善市场，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活动的根源——政府的特权。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他指出，“如果有了公平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腐败活动作为配置经济资源的一种方式，其作用就不重要了，这时反腐败的损失就会减少”。
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等人的落马，对所有腐败分子必将形成新的震慑。以他们曾经担任的职务而言，称得上是身居要害，位高权重。他们涉嫌参与其中的不法勾当，他们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在中央强力反腐攻势下照样土崩瓦解。事实上，人们曾经有过的议论、疑虑、担心，社会上的相关传言乃至谣言，莫不与他们特殊的身份，特殊的背景有直接关系。但当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腐败分子会切切实实感受到铁腕反腐的威力；广大人民群众则会明明白白地知道，党中央打老虎决不手软。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等案件的公开，进一步显示出党中央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从近期若干反腐败案件的连续公开可以看出，从沿海的广东到内陆的山西，从央企到高校，从军队到政法系统，反腐败是全方位的，不会留死角，没有哪个地方哪个领域可以成为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这样的形势所形成的巨大威慑力，为今后的反腐败斗争奠定了更为坚实有力的基础。
这些贪腐官员的落马表明，所谓的“刑不上大夫”之说，所谓的“官当到一定程度就进入了保险箱”之谈，都不过是一些人的猜测与臆想，与我们党的反腐主旨不合，与中央的反腐决心不符。这些高官的落马，更加坚定了民众对反腐的信心和信任。人民群众历来就担心，反腐败只敢打苍蝇不敢打老虎，只敢打老虎不敢打大老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反腐实绩，充分证明了中央反腐的坚强决心和铁腕力度。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开始有序地付诸实施，各项改革多点开花。随着我国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大简政放权，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会更深入，必将重塑政商关系。加上中央反腐败一抓到底的信心和决心，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住执政的考验。
六、历史周期律有待破解
20世纪是风云激荡的世纪，是世界局势剧烈动荡的百年。历史的车轮碾过百年之后，留给人们许多沉重的思考。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中，不断发生国家的兴起和沉落、政党的兴衰与成败。特别是风云突变的1991年，执政了70多年的苏联、东欧共产党纷纷垮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执政党执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中国国情独特，几千年来的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朝代、任何时期，都难以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是考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题。
（一）执政党面临执政危机的挑战
执政党执政安全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基本的规定确立了我国执政党安全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安全问题。随着中国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对全球化的主动参与，必将深刻地影响国内国际大局，对执政党执政安全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同时，当前党的建设还存在着许多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特别是如何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还有不少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为此，要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以强烈的执政安邦的忧患意识，洞察危机，未雨绸缪，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经受任何风浪的考验。
国外政党执政的教训，主要指近些年来国外政党失掉执政地位的教训。这些教训包括：党纲落后时代，使执政党成为历史的落伍者；官僚机构僵化，使政府失掉国民的广泛支持；党内生活缺乏活力，使党的领袖、路线、方针、政策失掉党内普通党员的真心拥戴；执政期间发生重大的战略失误，给国内外反对派利用社会矛盾搞颠覆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意识形态迟钝，不足以准确、及时地反映舆情民意，因盲目执政而招致下台。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曾经尖锐和不无惋惜地指出：垄断真理，垄断公权使用，党的领导干部普遍享受特权，是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主要原因。所有这些教训，无论发生在哪个国家，也无论是发生在哪个政党身上，对我党的执政都有警示作用。
我党执政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指腐败引发的问题、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所引发的问题。如英国和美国独立的调查机构指出，中国目前腐败严重的行业依次为建筑业、医疗业、教育培训业和人财物的管理领域。从目前国内被“双规”和判刑的干部的岗位职务分析，最多的是决定干部任免的岗位（如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司法岗位（如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掌管财务和工程的岗位（如银行行长、公路局长等）。而腐败问题的严重发生，随时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频繁发生，仅就原因分析，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因政策差异引起。这一情况具体包括两种，一种是正常政策差异，如计划经济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相比，解决补偿问题的政策、标准通常都会有所不同。这种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差别，经常被某些当事人用来算后账。另一种是不正常政策差异，如主管官员的决策指令，因不尊重主客观条件的要求，人为地造成了许多政策的前后不一甚至自相矛盾，从而为当事人算后账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二是因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引起。国际社会的历史经验证明，在众多利益集团复合构筑的社会里，弱势群体的存在不仅是一种客观现象，而且几乎在每一次改革中，他们都会相对地获利少而受害多。在我国现阶段，农业、农村、农民和农民工问题的突出，就是其中典型的例证。三是因党政组织及其某些成员的公权私用引起。在这方面，已有太多的资料提供明显的佐证，因此无须赘述。四是因干部脱离法律、政策轨道，处置矛盾不当引起。据国家信访局的分析，80%以上的集体上访事件，本可以在现有法律和政策框架的范围之内获得解决，结果却由于某些基层干部或者因缺乏应有的执政理念，或者因缺乏恰当的行政方式，非但没能够使问题获得应有的解决，反使问题由事故至事件，再由普通事件激化成为突发性的危机事件。五是因国民素质不适应社会现实要求引起。改革的本质是破坏旧有的权利格局，创造新的权利格局，以适应新环境、新发展和新要求。这对于以主人翁身份，习惯对国家等、靠、要，不思学习进取的人们来说，任何的改革无疑都是挑战和灾难。有调查表明，在转型期内发生的突发性群体上访事件，有些就是由这样一些人所导致的。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之下，行政方式的落后和行政能力的不足，随时都在制造管理麻烦甚至酝酿着行政危机。因此，从总的局势进行观察，上述问题既不是单纯的国外政党执政的教训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国内共产党执政的现实问题，而是二者交互作用形成了对共产党执政的新挑战和新压力。
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出现的官僚主义、腐败问题和为人民服务的偏离，使执政党面临执政危机。这种执政危机的出现具有一定的自然发展倾向，如果不加遏制就会逐渐导致执政系统的衰败以致崩溃；而如果采用积极的危机管理措施，系统的衰败就可以减弱、系统的崩溃就可以避免。在世界政党中，成功地规避执政危机的例子和执政危机管理失当的例子都很多。是否具有足够的规避执政危机的能力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党的基层组织、腐败现象等方面概括了党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已经出现的和潜在的执政危机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决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这里所讲的“居安思危”、“忧患意识”，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危机意识。《决定》的这段论述表明了党中央正视而不是回避执政危机出现的可能性，表明了中央对政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的科学认识。中央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今后一段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的重点，正是从规避已经出现或者将来有可能出现的执政危机出发来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执政成本费用不断攀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