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瑞森公司的服务台终于有人接起电话，是一个口音很重的女人，我猜想她的服务基地是在印度孟买。她证实我记得没错——90的确是土耳其的国码。“那252呢？是哪里的区域号码吗？”
“没错，是一个省……是个叫穆拉之类的地方。”她说，很努力说出那个地名发音。土耳其是个大国家——比德州还大，总人口超过七千万——而穆拉这个地名我毫无印象。我正要谢她、准备挂断时，她说：“这个信息不晓得能不能帮上你，但是穆拉的主要大城之一是博德鲁姆，位于爱琴海沿岸。”
这个地名让我全身一震，那是一种恐惧的战栗，多年来几乎不曾稍减。“博德鲁姆，”她说——而这个地名就像某个远处船难的遗骸冲上岸。“真的？”我镇静地说，努力压下骚动的思绪。然后我脑中的现实感提醒自己，我只是这个案子的受邀顾问而已，于是忽然大感解脱。我再也不想跟那个地方有任何瓜葛了。
我回到89号房。布瑞德利看到我，我告诉他，我想那张纸片上的号码，是某个电话号码的前段没错，但我想不是加拿大。我解释了那份月历的事情，他说他夜里稍早看到了，也一直念念不忘。
“博德鲁姆？博德鲁姆在哪里啊？”他问。
“要跑远一点。在土耳其——全世界最热门的避暑胜地之一。”
“那纽约的康尼岛呢？”他问，面不改色。
“很像，”我告诉他，想象着港口停满了奢华游艇，众多优雅的别墅，丘陵间一座小小的清真寺，一家家取了意大利文或英文名字的小餐馆里，充斥着荷尔蒙和十美元的卡布奇诺咖啡。
“你去过那里吗？”布瑞德利问。我摇摇头——有些事情，政府是规定我不准说的。
“没有，”我撒谎。“她为什么要拨电话给博德鲁姆的人？”我好奇地说，改变话题。
布瑞德利耸耸肩，不想妄加揣测，然后心事重重地说：“大块头也查出了一点不错的结果。”他说，指着房间另一头的彼得森。“阿佛瑞兹在旅馆档案里找到的那张不是学生证——当然了，上头的名字是假的——而是纽约市立图书馆的借书证。”
“啊，很好，”我说，没什么兴趣，“凶手是个知识分子呢。”
“不见得，”他回答，“根据图书馆的数据库，她一年来只借过一本书。”他暂停一下，凝神看着我，“是你写的书。”
我瞪着他，一时说不出话来。难怪他心事重重。“她看过我的书？”我最后终于勉强说。
“不光是看过，我敢说，还仔细研究过。”他回答，“就像你之前说过的——你没见过几桩谋杀案比这个更专业。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了：拔掉的牙齿、除菌喷雾——你书里全写过，不是吗？”
我完全明白，仰天叹道：“她从不同的案子里撷取各种手法，用在这个案子里——如何杀人、如何掩饰。”
“一点也没错，”布瑞德利说，然后，他很难得地微笑了，“我只想说谢谢，现在我得去找这位你的分身，全世界最厉害的高手。”
05
如果你想知道实情，我那本有关调查技巧的书非常艰涩。据我的判断，这本书完全违反一切出版理论：大部分人一旦把书放下，就再也不会拿起来了。
然而，这本书所锁定的读者是一小群核心专业人员，对他们来说，此书引起了一场大地震。书中内容涉及最先进的技术、科学，有些内容甚至听上去有些难以置信。但是仔细阅读之后，就连最死硬派的怀疑论者，也无法再怀疑下去——每一个引用的案子，我都列举出一些细节状况和动机的奇妙特质，足以让优秀的调查者据以分辨真伪。
这本书出版翌日，顶尖调查者之间的小圈子里，就纷纷开始发出疑问。这些案子怎么会从来没人听说过？简直就像来自其他星球的公报，只是为了保护相关人士而改变了名字。另外，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本书的作者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希望永远都不会有人查出是我写的。因为前一份工作害我制造了太多敌人，多到我连想都不愿意去想。而且我不希望有天早上我发动车子，结果被炸成一堆宇宙尘埃，飞上天去绕着月亮打转。如果这本书的任何读者去询问有关作者的背景，只会发现那是一个最近死于芝加哥的男子。有件事很确定，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赚钱。
我曾告诉自己，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破过的一些案子，是由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所犯下的。而我觉得，自己曾领先开发的一些技术，或许其他调查人员也会用得上。而在某种程度上，这的确是事实。可是在更深的层面，我还很年轻——希望未来能过着另一种真正的生活——我希望这本书是一个总结，向之前的自己做最后的告别。
将近十年来，我都服务于全美国最秘密的情报机构，秘密得只有不超过五个外人知道。而这个机构的任务，就是监督全国各个情报单位，担任特务圈的内部警察。就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我们很类似中世纪的捕鼠官。
美国为人所知的情报组织有二十六个（还有八个不为人知），尽管雇用人员的总人数是机密，但合理推测，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应该有超过十万人。这也就表示，我们所调查的犯罪行为有各式各样——从叛国到贪污，从谋杀到强暴，从贩毒到偷窃。唯一的差异是，我们碰到的某些犯罪者，是全世界最厉害也最聪明的。
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刚上任几个月时，设立了这个任务艰难且高度机密的单位。之前在中央情报局发生了一桩格外耸人听闻的丑闻之后——其中细节至今仍是秘密——他显然判定，情报圈的成员就跟一般人民一样，也会有种种人性的弱点。而且大概还更严重。
在正常状况下，负责调查情报圈一般风纪工作的，就是联邦调查局。然而，在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担任局长期间，联邦调查局一点也不正常。要是给了他调查间谍人员的权力，那就形同把伊拉克前总统海珊放到兵工厂去自由活动。因此，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弟弟创立了一个联邦机构。因为所负责的任务性质特殊，因而这个机构拥有史无前例的权力。而且这个机构是依照总统的行政命令而设立，于是直属总统、不受国会监督——这样的单位总共也只有三个。至于其他两个是什么，你就不必问了，因为也同样都是依法禁止透露的。
由于这个机构的人员可以参与最高机密，所以成立之初，情报圈的人都瞧不起这个新单位及其负责的吃重任务。还开玩笑地开始称他们为“第十一空降师”，换句话说，其实他们是装甲师。很少人指望这个新单位能成功，但随着这个机构令人敬佩的名声逐渐传扬开来，大家就不太把他们当玩笑看了。
似乎在大家的共识下，“第十一空降师”这个称号逐渐简化，最后整个情报圈都用一种尊敬的口气，称之为“空降师”。许多在这个单位工作过的人都是厉害角色，我这么说绝非出自虚荣，因为你非得厉害不可——“空降师”所对付的目标，其中很多是有史以来最高明的间谍。在多年的训练之下，这些人都学会了撒谎和转移焦点，学会了不落痕迹地离开，学会了摸遍一切但不留指纹。因此追猎他们的人就得比他们更高明才行。追猎者必须比猎物领先一步的压力庞大无比，有时几乎难以负荷，也难怪“空降师”的自杀率是所有政府机构的第二名，仅次于邮局。
我是在哈佛大学的最后一年，被吸收加入这个精英单位，但当时根本不晓得是怎么回事。这个机构的一名侦察员——一个裙子奇短、长腿漂亮的和善女人，自称是兰德公司的副总裁——来到哈佛，跟一些前途看好的毕业生面谈。
在哈佛，我先是研读了三年的医学，主修药理学。白天我学习药物的理论，周末则是亲身实践。有回我研读了纤维肌痛的各种症状，然后去看波士顿的一名医生，说服他开了一张止痛药维柯丁的处方给我，当时我忽然得到了顿悟。
我之前在候诊室时，会悄悄观察了那些病患，轮到自己看诊时，心里会想象着，如果我当了医生，如果现在坐在书桌后头处理病患这些病痛——不管是真的或想象的病痛——的人就是我，会是怎样的情境。
我于是明白，我感兴趣的不是折磨人的东西，而是激发人的东西。于是我放弃医学，转攻心理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而且就要拿到博士学位了。
一等学位到手，那个短裙女子就开出其他任何公司的两倍起薪，外加几乎无穷尽的研究与晋升机会。结果我进去后，前六个月都在写一堆不会有人阅读的报告，设计一堆不会有人回答的问卷，然后才发现，我的雇主根本不是兰德公司。那六个月期间，我一直被观察、试用、评估、检查。忽然间，我再也找不到短裙女子了。
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我之前没见过、后来也不曾见到的冷酷男子出现，带着我来到一栋单调的建筑物，走进一个加强防御的避难室里。此处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就在中央调查局总部北边的一个工业园区内。他们要我签下一连串保密文件，防止我以任何形式透露秘密，然后他们才说，他们观察了我很久，希望找我进入一个秘密情报机构，但他们拒绝说出这个机构的名字。
我瞪着他们，自问为什么他们会想找我。但老实说，我知道答案。我是那个秘密世界的绝佳候选人。我很聪明，我一直独来独往，而且我的内心深受伤害。
我出生之前，父亲就跑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几年后，我母亲在我们那户位于底特律八里路附近的公寓卧室里被谋杀。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有些地方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身为家中唯一的孩子，后来我就被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镇的一对夫妇收养。他们家有二十英亩[5]修剪整齐的草坪，供我上最好的昂贵学校，住在我这辈子见识过的最安静的大宅里。这个家似乎很完美，我猜想比尔和格蕾丝·莫道克都尽力了，但我永远都无法成为他们想要的儿子。
没有父母的小孩都会学习生存，他们很早就懂得隐藏自己的感觉，如果痛苦超过自己所能负荷，他们就会在脑袋里挖个洞，把那些痛苦埋进去。大致上，我努力迎合他们的想法，想成为他们期待的样子。但结果，我对他们两人来说，始终都是陌生人。
坐在兰利附近的那个房间里，我明白了：接受另一个身份、隐藏绝大部分的真实自我和真感觉，是进入情报世界的绝佳训练。
接下来那几年，我以大约二十个不同的姓名，秘密在世界各地奔走。我必须说，我所认识的最厉害的间谍，早在加入任何情报机构前，就已经学会过着双面生活。
其中包括在恐同环境中、尚未出柜的同性恋者，跟郊区人妻偷偷搞不伦的奸夫，赌徒和成瘾者，酒鬼和性变态。无论他们的包袱是什么，他们都早就精通于让世人相信他们外在的假象。要再加上另一层伪装、为政府效忠，只是多跨出一小步而已。
我猜想，那两个冷酷男子感觉到我身上有这种特质。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最后，终于问起了有关违法的部分。“告诉我们有关药物的事情吧。”他们说。
我还记得有个人曾这么说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他遇到的女人，从来没有他不爱的。要是说出我对药物的感觉也是如此，我想大概不会有什么好处。于是我完全否认，通常伴随吸毒而来的那种鲁莽生活方式，幸好我从来不曾沾染。嗑药是属于我个人的秘密生活，始终避人耳目，遵循一套我自己的规则——我只有在独处时才嗑，从不在酒吧或夜店买药。我觉得派对药物是给外行人的，而且那种开车兜售毒品的场合，听起来就是一定会被射杀。
这些规则奏效了——我从来没被逮捕，也没被问过有关嗑药的事情。于是，我已经成功过着一种秘密生活，也有了信心拥抱另一种。当那两名男子站起来，提出想要雇用我，问我要考虑多久时，我只是跟他们要笔。
所以就是这样了——在一个单调的工业园区内，关在一间没有窗子的房间里，我签下了他们的雇用备忘录，加入了那个秘密世界。完全不记得当时曾认真想过其中的代价，想过我将永远无法经历或体会的普通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