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市有一座古城小镇，据说那里以前打过仗，小镇四周曾是高高的围墙，现在早没了，留下的只是残迹，现在成了省级革命教育基地。
小镇只有横竖两条街，平时很清静，但每逢集日的时候，到处是人山人海，叫卖声，碰撞声，小孩哭声什么都有，那气氛有点像过年。
我在电信局上班，就住在街边那幢最高的楼里。说最高也只有九层，但在这里已是最高的了。楼角下是摆地摊的，有卖内衣内裤的，有卖水果的，有卖旧书刊的，还有令我印象最深的补鞋糟老头，一身黑黝黝的皮肤，脸上布满了皱纹，穿着补丁的衣服。还有两样最特别，他只有一个耳朵，整天戴着上有“红军”两个字的斗笠。别看他有八十多岁了，身子骨还健朗得很，嗓门特大，每天都在大喊大叫，硬是把吆喝声当歌唱。
中午一下班回到宿舍，准能听到糟老头在喊：“补鞋喽！补鞋喽！补不好不收钱喽……”这声音听起来特别刺耳，我心中顿时有种无名火在燃烧。我打开窗户对着楼下喊：“补鞋的，大中午的，嚷什么嚷！”这么一喊一时半会儿管用，但过不了多久依然涛声依旧。没办法，我只好拿着一双开了口的皮鞋扔给老头补。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糟老头一忙起来，他就没时间叫嚷了，但是糟老头天天这样，我没招了，我不可能天天拿鞋去补吧！再说那补好的鞋，再怎么去折磨它也不裂口。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也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适应了这种吵闹声，老头那吆喝声也渐渐顺耳了。
其实糟老头，他人挺好的，每次看到我都会先跟我打招呼，总是带着怪怪地神情说：“嘿嘿！小罗，下班了。”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我姓罗，出于礼貌我也跟他套近乎，得知他姓陈后，我再也不叫他“糟老头”“补鞋的”了，改叫他陈伯了。
转眼间我在这座小城工作了三年了，和陈伯的关系可以说是好朋友了。有事没事我都会找陈伯唠叨唠叨，陈伯会讲故事，讲的全是以前抗日打仗的事，陈伯说讲的是自己经历过的事，讲自己如何过雪山，穿草林，讲自己如何勇敢，怎样和敌人生死搏斗，等等。
这些我都没相信陈伯是自己经历过的，我只当他是在讲故事，我想老革命会落到补鞋的地步吗？打过仗抗过日的谁现在还不是省里市里的高官，谁还会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补鞋，陈伯还替自己圆谎说自己本来可以去当高官的，但自己打仗可以做官实在做不来，他说自己只读了一年书，大字不识几个去管理一方百姓会害了老百姓，还不如补补鞋为老百姓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听了这些话我很感动，我开始对陈伯的话有点相信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感谢他，他给了我这么多写作素材。
我写的故事一篇又一篇成了铅字，稿费如雪片般飞来，这得多亏陈伯这个故事大王，每每得到稿费后，我都会买些烟茶水果去犒劳犒劳陈伯，陈伯每次看到我拿着这些东西，都会笑眯眯地说：“罗大作家，又发表文章了。”
国庆节那天，我发现陈伯没有来摆摊，我心里很是纳闷，难道国庆七天假，陈伯也放假了，不可能！陈伯是早出晚归的积极分子，除了下雨或者病了，不管有没有鞋补，他都会来摆摊，难道是……
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我急忙问了摆水果摊的赵姨，赵姨叹了叹口气说：“今早陈伯为了救一个横穿马路的小孩，不幸被车撞死了。你说一把年纪了逞什么能耐，还好小孩没事，可陈伯却走了。”赵姨边说边抹了抹眼泪。
我一听愣了半天，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里如刀割一般，好像自己失去了至亲，我的眼泪不听使唤地在眼眶里打转。
我赶紧打车到陈伯住的地方，只见陈伯家门口排着一条长长的车龙，我看了看车玻璃的牌子，有市政府的，县政府的，电视台的，难道陈伯真是……
我在原地一直站着发呆，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