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外籍军团正是以这个目的创建的。英国陆军是一支规模很小的志愿军，所以大量的殖民战争和警察职责都尽量由印度军队来执行。一旦开始启动本国的征兵制，结果总是很糟糕。因为靠征兵制招募的军队不但在战场上表现极差，而且会引起国内的动乱——意大利在阿杜瓦战役大败之后，俄国在日俄战争之后都是如此。1921年，西班牙在摩洛哥的阿努瓦勒战役中惨败，从某种意义上说直接导致了日后的西班牙内战。(23)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所谓的“军事革命”，同时也开始在阿富汗及其他地区使用当地的军队，这被认为是继承了大英帝国“炮舰+廓尔喀人”的传统，目的是减少帝国自身出兵的需要。(24)然而，美国在伊拉克长达10年的战争经历显示，军事高科技和当地武装的作用是有限的。真正的帝国战略需要美国大量出兵，但前提是这个行动必须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让民众明白战争不是为帝国，而是为了本土安全而战。
道格拉斯·波奇对法国的摩洛哥战争做了研究，得出一个精彩的结论。法国的马歇尔·休伯特·莱尔蒂元帅和其他一些帝国主义者采取了种种手段，彻底说服了法国民众，取得他们对征服摩洛哥战争的支持。法国民众当时对这场战争不以为然，认为既不能够带来经济好处，还要支出大笔开销，实质上削弱了法国安全，因为法国面临的真正威胁来自德国。法国本土征募的士兵不愿在阿尔及利亚服役。虽然从法律上讲，阿尔及利亚不是殖民地，只是法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大多数年轻人仍不愿在那里服役。厌恶到帝国殖民地服役的心态在欧洲十分普遍，传统上，欧洲民众，特别是农民，特别痛恨加入军队。(25)
法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保罗·德鲁利德曾经宣称，在阿尔萨斯-洛林战役中，他的两个妹妹丧生，法国殖民者给他的安抚只是“20个黑人仆役”。(26)因此，法国殖民者们大肆宣传法国肩负“文明使命”。在摩洛哥战争中，政府不但鼓吹建立现代摩洛哥和消除野蛮的必要性，同时还声称德国对摩洛哥也有企图，于是，控制摩洛哥关乎国家安全。摩洛哥战争因而被纳入法德博弈的大背景中。(27)
1914年以前，在同社会主义运动的斗争中，欧洲的资产阶级政治精英并不主要依靠帝国主义论调，而更多的是用民族主义来争取本国民主政体的支持。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驱动欧洲民众支持战争并进行自残的也是民族主义，因为大家都真诚地相信自己的国家将要被外族入侵。
正如让-雅克·贝克对法国的研究显示，尽管法国民族主义的文化在当时已经流行，法国民众一开始对1914年7月危机的反应并不强烈。他们虽有担心，但更期望保持和平局面。而在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的那一刻，民众对战争的热情才开始上扬，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国确实受到了外国入侵的威胁。(28)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里，大国之间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冲突时有发生，但没有一场战争由此而引发（也许1904年的日俄战争可视为一个特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欧洲的政府和军事当局都不相信殖民地的争夺战能够在本土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谁愿意支持一场看上去是两个贪婪的掠夺者在名字都叫不出的非洲沼泽地上的血腥大战呢？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确实是对美国本土的一场野蛮的攻击。美国政府——包括任何有自尊的国家，都必须做出回应，并设法摧毁这些暴徒。为了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美国在阿富汗发动的战争和在全球各地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但是，小布什政府却开始向民众灌输恐惧感，把毫不相干的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强行纳入恐怖威胁的框架中。这个做法的目的是制造一个信念，即不管美国采取什么行动都是为了自卫和打击恐怖主义。将这个信念在美国民众中推而广之是为了获取他们对帝国事业的支持。(29)
但是，小布什政府在这方面还是有局限性的。“9·11”事件以后，美国人对穆斯林普遍持敌对态度，民众将穆斯林恐怖分子与非恐怖分子相混淆的思维方式让小布什政府有机可乘，于是小布什利用这种大众心理，将基地组织与伊拉克政府混为一谈就有了民众支持的基础。当然，如果小布什声称“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后台是俄罗斯、中国或者朝鲜，他是不可能取信于民的。在2000年总统大选期间，小布什曾故意掩盖他和他的团队的帝国野心。他声称美国需要一种“谦逊”的外交方式，并说：“我十分担忧我们的军队在全球的负担过重，我必须在动用军队时持谨慎态度。”(30)
对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加以区分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这个区分，我们便可以理解小布什在“9·11”事件以后采取的政治战略。同历史上的欧洲一样，这个战略就是，利用受到伤害而昏沉、迷乱的民族主义心态作为推动帝国主义霸权事业的助燃剂。
历史拯救了美国
同欧洲传统的帝国主义支持者一样，美国人也真诚地相信，他们的国家利益和雄心壮志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与人类的至善、文明和进步殊途同归。(31)反对意见没有社会基础，因为维系整个美国社会的纽带是共同的政治文化，一种混合性的意识形态和个人利益。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妙不可言地指出：“人，是一种把自己悬挂在网上的动物，自我感觉高高在上，而这张网却是他自己编织的。”(32)
换句话说，当年欧洲民族主义文化的崛起是由于社会精英们采取的战略，以民族主义来打击社会主义，以民族主义来动员民众，捍卫他们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但是，社会精英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的儿子和大批的军官为了真诚而坚定的信念而慷慨捐躯，牺牲者的数字至今无法统计。(33)
美国右翼民族主义精英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不突出，但从他们的言辞中常常可以听到他们与欧洲前辈们的一些邪恶共鸣。他们最喜欢讨论的是两大主题；其一，时下的文化和道德沦丧；其二，背信弃义的国内政治。他们认为把两者合流便可解释美国衰落的原因。这两个观点有很深的历史、文化、种族和宗教背景，在冷战时期被改头换面，强化并升华为一个唱不衰的主题。“9·11”事件以后，这个主题更是大行其道。福克斯新闻频道的电视主持人希恩·汉尼蒂甚至把同性婚姻比作阿道夫·希特勒，是对美国的一种邪恶的威胁。他声称：“我们国内正在进行一场战斗，我们的敌人想要摧毁美国赖以强大的基础，即犹太—基督教文明的价值观。”(34)
信奉天主教的右翼人物威廉·贝内特是代表这种忧患意识的典型。他认为“堕落”是美国衰弱的根源，特别反映在知识分子阶层和大学里。(35)应当说，他们对美国左翼学人的某些批评是有道理的。我将在下一章专门讨论左翼学界的某些过分行为，特别是对“政治正确”的态度。甚至连左翼最激进的学人，理查德·洛蒂，也忍无可忍。他谴责道：“现在，在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中间，大部分都是那些喜欢作秀、令人生厌、只会冷嘲热讽的左翼分子。那种为了梦想而为国家的前景奋斗的左翼已经消失。”(36)
贝内特和他的追随者们，比如琳恩·切尼，并不想鼓励人们对美国的内政外交进行大辩论，他们的目的是让大家集体噤声。他们的这种观点在历史上也有令人不寒而栗的先例：他们把不接地气、道德沦丧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健康、爱国的美国民众对立起来的言论，与1881年德国民族主义分子的宣言几乎如出一辙。那个宣言谴责“邪恶势力”试图摧毁德意志民族古老、优良的传统基石——宗教、伦理和爱国主义。(37)在冷战期间，这类观点被大大强化。对美国的道德和实力日衰的担忧总是挥之不去。特别是与苏联相比，人们当时都认为那个国家的目的明确，社会生活严肃而有序，美国恐怕难以竞争。(38)
共和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曾在佐治亚州的保守派大学里开了一门课，“重新唤醒美国文明”。他上课的录音在保守派当中广泛传播。金里奇把其政治对手的特点定义为，“堕落、失败、浅薄、背叛、可悲、不称职、病态”。(39)这些定义正是右翼掌控的媒体明星和他们的大批听众经常使用的语言，用来攻击民主党人、自由派学人和欧洲人。
这种语言让人不由想起乔治·莫斯对1914年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描述，是一种“焦虑心态主导的雄辩”，其着眼点是外部威胁、道德、色欲以及政治势力对国内社会的颠覆。两者的相似之处还有那种歇斯底里的语调。(40)这不仅仅是某些媒体创造的一些惊悚警句，因为这类反知识、反精英、反世俗、反现代性的语言在社会相当一批群体中颇有共鸣，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是现存社会的局外人。
正如莫斯的研究所展示的，与传统民族主义的“焦虑心态主导的雄辩”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特点是，几乎所有的右翼民族主义运动在历史上都痴迷于本民族的雄性气质，而对国内国外的批评不屑一顾，视为妇人之见。正如右翼大佬罗伯特·卡根所言，“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维纳斯）。”还有一个更粗俗的说法是，“欧洲懦夫”。李·哈里斯认为“斯巴达人的冷酷”是“文明的起源”。卡根则呼吁美国人“在作战中应当回到异教徒的伦理立场”。(41)
英国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蒂莫西·加顿·阿什对欧洲和美国的这类语言做过一个总结，“如果说反美的欧洲人把美国人叫作欺负弱者的牛仔，那么反欧的美国人则把欧洲人称作‘手无缚鸡之力的假男人’。美国人充满雄性活力，我发现有人把太监（eunuch）这个词作为‘欧洲人’（Eunuchs）的蔑称。”(42)
我们也许会对这类说法一笑了之，但是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对欧洲所使用的言辞在现实世界里不能不造成重大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右翼民族主义者对国内的叛国行为加以指控的语言。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这种语言都曾促成了国内的镇压行为。小布什政府的言论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它对“9·11”事件导致的反恐战争并不设时间限制。(43)
毫无疑问，“9·11”事件大大强化了美国国内的反穆斯林情绪。尽管有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如果对美国本土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不再发生（迄今为止，唯一的事件是得克萨斯州的胡德堡军事基地发生的枪击杀人案，凶手是尼达尔·哈桑少校），反穆斯林情绪应当逐步降温。然而，“9·11”事件以后的数年里，右翼民族主义团体和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以及基督教原教旨团体共同联手，将美国国内对穆斯林的仇恨情绪推向新的高潮。
他们发动了一系列的运动，不但宣传恐怖主义的威胁，而且系统地阻止新建清真寺的计划，并散布伊斯兰法教教法已经在美国穆斯林团体中广泛传播的谣言。这个说法对欧洲反穆斯林的政治运动也有促进作用。不同的是，欧洲穆斯林移民的人数比美国多得多，且都属于工人阶级群体，难以被所在国文化同化。所以，那里的穆斯林群体更加有集体认同感。
美国的穆斯林人数很少，而且四分五裂。总的来说，他们受教育程度高于欧洲的穆斯林移民，被美国文化同化的程度也高得多。美国穆斯林将遵循伊斯兰教教法的说法毫无可信度，同当年麦卡锡时代对美国将发生共产党革命的担忧如出一辙。但这种担忧不但出自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人物的口中，比如丹尼尔·帕普斯教授，而且还被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沃尔西，甚至共和党大佬金里奇等人津津乐道。2010年，他们的运动促使俄克拉何马州的议会以70%的多数票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在该州使用伊斯兰教教法。反对伊斯兰教教法的运动与美国茶党的起源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茶党的领导人，如萨拉·佩林和米歇尔·巴赫曼都就此发表过支持的意见。同茶党一样，鲁珀特·默多克的福克斯新闻集团及其相关联的媒体工具都不停地渲染这个话题，给反伊斯兰教教法运动提供了巨大的、不可或缺的支持。
当曼哈顿下城准备建立一个穆斯林祈祷中心时，一场抗议运动也开始了，因为这个中心距离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的遗址只有一步之遥。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项目本来是小布什政府支持的，而且计划建该中心的是温和的伊斯兰苏菲教派的领导人，费萨尔·阿卜杜勒·拉乌夫。此人曾被美国国务院安排去中东国家进行巡回演讲，谴责恐怖主义，宣扬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和解。这本是美国支持苏菲主义来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战略的组成部分。
反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知道这个事实，但他们仍然攻击拉乌夫和他的组织为极端主义分子，是恐怖主义的同情者，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将破坏美国的反恐战争，在伊斯兰世界加剧美国人与穆斯林的对立。纽约的抗议运动是全美许多城市反对建造新的穆斯林活动中心的一部分，其中甚至涉及人数众多的美国黑人穆斯林社区的项目。波士顿郊区洛克斯贝利是黑人穆斯林的聚集区，当他们准备建一座清真寺时，抗议浪潮汹涌澎湃，主要是默多克旗下的《波士顿先驱报》和福克斯新闻集团煽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