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加紧，“九一八”和“一·二八”以后，日寇在东北扶植成立了伪满洲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东北各地军民，在抗日斗争中自发组成许多支抗日武装力量，总称东北义勇军，著名的领袖有马占山、苏炳文、唐聚五、冯占海、邓铁梅、苗可秀等。他们的抗日故事传来，报上又常常报道东北义勇军的战绩，老师在课堂上常常夸奖他们的悲壮英勇。他们就成了我们小学生和中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大家纷纷捐款给东北义勇军表示支援。我抗日情绪高涨，每当骑车上学或回家，经过高楼门那儿的日本总领事馆时，总要用仇恨的眼睛朝里看上几眼。我们在音乐课上唱的歌都是抗日的：
拿起你的枪，快快儿奔前方，
和这恶虎狼，拼命地战一场，
我们受亏已不少，今天和他算总账……
男儿报国志气豪，热血涌如潮……
中华男儿血，应当洒在边疆上，
不怕北风吹，不怕朔风狂，
我有热血能抵挡。……
记得当时，学校里小学部开同乐会，节目很多，许多都是爱国抗日的。那天，俞扬和与方光合演的一个节目是《睡狮醒来吧！》，那是一个舞蹈节目，俞扬和扮演睡狮，方光扮演自由女神来唤醒睡狮，俞扬和母亲是德国人，他的长相就像外国人：白皮肤、偏黄的头发，蓝眼睛。方光母亲是日本人，她皮肤雪白，善于舞蹈。这个节目配了乐，演出效果很好，到睡狮醒来舞蹈时，大家都热烈鼓掌。我和同班同学杨河金等合演的一个节目是《还我河山》，当时是算作一个独幕小话剧的，实际像一个活报剧。情节写的是：1932年“一·二八”后，淞沪抗战的进行，得到了上海民众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迫使日军不断增兵，三次更换主帅。后来，中国与日本外交代表谈判，到5月5日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在谈判期间，4月29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司令官白川大将等在举行庆祝天皇诞辰的天长节典礼时，发生了朝鲜义士投掷炸弹事件，白川大将等当时受重伤后来死去。《还我河山》写的是朝鲜义士炸死白川大将的事。
我演白川大将，杨河金演朝鲜义士，其他哪些同学演什么人已记不得了！杨河金的父亲是南京来复会堂的牧师。排这出戏的时候，我想演朝鲜义士，不愿演白川大将。老师反复对我说：这是演戏！为了能使戏上演，最后我只好很不情愿地扮演日本人。戏在最后结束时，朝鲜义士一个手榴弹扔出来，我应当直挺挺地倒下去。平时排练时，老师说我倒得不够逼真。这天，我想：这是正式演出，一定要演得逼真。当杨河金将一个上面绑了“掼炮”的“手榴弹”砸在地上时，“乒”的一声，我应声而倒，直挺挺地，“乓”的倒在台上。后脑勺重重地撞在木板上，几乎脑震荡晕过去。拉幕后掌声不断，我还躺在那里爬不起来。同学连忙把我抬下台去。我后脑勺上肿了一大块，疼极了！
接着，发生了在演讲比赛会上“出丑”的事。这其实同后脑勺撞在木板上的事密切有关。估计当时有一段时期我是处在脑震荡状态中，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因为我记忆力一直很好。论理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演讲比赛的题目是《怎样做一个好学生》。讲稿由自己写了交给老师改后背熟了上台进行比赛。我在写讲稿时，对怎样做一个好学生，除了讲要好好读书、日行一善等等外，还提出了要时刻记住日寇在侵略中国，要锻炼身体有报仇雪耻收复失地之心。老师认为这样写很好。我也很得意。讲稿背得出口如流。可是下午开演讲会，上午何寿斋老师嫌我头发长了，要我中午去理个发，却出了问题。
学校近旁有家理发店，我匆匆赶去理发。理发的问我：“剪什么式样？”那时流行一种“菲列滨头”，就是男式西装头将前面梳高飞起来的一种大包头。我听到老师叫我去理发时说：“你头发长了，去理个发，剪短些！”所以我随口对理发的说：“短一些！”谁知，理发的误会了我的话，以为我要改剪成小平头，马上开动了发剪“轧轧轧轧”从我后边靠近颈部的部分往上剪来，一直剪到我的头顶心。他一连剪了几下，我本来正在默默将演讲稿再背诵一遍，忽然感到他的发式剪得不对，马上补充一句：“喂！我还是要留西装头，不过剪得短些就是了！”
理发师滑头，点头说：“噢噢噢！”
我在镜子里照不见后脑勺的模样。这时忙于继续背诵演讲稿，专心致志地默默复诵，听任理发的“轧轧轧轧”继续剪剃。
理发的真会拆烂污！我的头发后边已经剪光无法补救，他竟在我前边梳成了一个“菲列滨头”。发式当然是非常怪的：后边看，是平头，前边看，是“菲列滨头”，只是，我一心放在演讲比赛上，自己不知道。
付了钱，出了理发馆，跑回学校，遇到熟识的同学，有的朝着我咧嘴“哈哈哈”，有的上来，在我后脑勺上打三下，嘴里说：“新剃头，打三下！”这是学生间开玩笑的常事，我也不介意，找个校园里的僻静处接着默背演讲词去了。
等到上课铃响，演讲会开始，我跑到礼堂最前排坐着，背后的同学对我点点戳戳议论我也未介意。轮到我上台演讲了，我庄严地大步走上台去，没料到台下忽然人声鼎沸，“哄”的笑声掀起来像开了锅。
我手忙脚乱，尽量镇静，背诵着演讲稿做着手势开了头：“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怎样做一个好学生》……”
没料到，底下笑声不停，哈哈哈，哈哈哈，闹哄哄的。看着一张张晃动的笑脸，我心里乱极了！主持会议的老师站起来连声要大家保持秩序，场内开始静下来，可是，我竟再也想不起演讲稿上是怎么写的了，明明背得滚瓜烂熟的。此刻，全都想不起来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浑身出汗，心里发烫，站在台上，像个呆头呆脑的傻子，愣了约莫一分多钟。台下倒是早静下来了，无数双眼睛望着我，可是我实在无能为力了！头疼得厉害，记忆好像突然全丧失了！我没有办法，只好红着脸一鞠躬，狼狈地走下台来。
走下台来，反倒轻松了！我仍坐在第一排原先坐的位置上。但对以后演讲的同学讲的什么，都听不进去了。会结束了，锦旗被别的班夺去了。回到班上，有同学笑我责怪我。我感到奇耻大辱，十分苦恼。何寿斋老师问我怎么了，我如实说了，他倒并不批评，说：“不要灰心！下次再努力！”我平日记忆力很好，演讲比赛也得过奖。这次意外我确认为同演戏时跌那一跤有关。后来，大约脑震荡是康复了，我的记忆力又恢复到原先的地步。
“忙碌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悲哀。”
那段时日，回想起来，过得如行云流水，自然舒畅，无忧无虑似的。家里住得离学校近了，做完功课，我倒常愿意在学校里玩，时间很好打发。
踢小皮球，打篮球，荡秋千，赛跑，跳高，跳远，走浪木，骑自行车……体育锻炼，乐趣无穷，我的身体渐渐健壮起来。
但，有些表现简直像个顽童，干了不少糊涂调皮的事：体育老师刘克刚训了杨河金，杨河金哭了，说要“报仇”。刘克刚老师的儿子大约只有五六岁。杨河金革伙我与其他几个同学，将小刘逮到僻静处用毛笔蘸上黑墨给他画了个大花脸，嘻嘻哈哈地放他回去。刘老师气坏了，让儿子寻找指认恶作剧的人，吓得我们要命。所幸，他那儿子一个也没认出。
班上来了个转学插班的新同学张承武，刚从日本随父亲回国的，剃个和尚头，穿双马靴，像日本孩子。我们“认定”他爸爸准是亲日派，决定揍他一顿出出抗日的气！揍他时，嘴里骂着：“揍你这个小日本！”“你小日本还敢不敢欺侮中国人了？”揍得张承武哇哇大哭，解释了，才知道揍错了，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杨河金家在来复会堂。那是学校附近一幢红砖尖顶的西式教堂。星期日上午，我好奇地跟杨河金去做“礼拜”，目的是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那年随父亲和德芳妈妈到北京时，在马相伯家见到过天主教的圣画和圣母、耶稣的画像，在来复会堂和杨河金家里见到的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画就更多了。杨河金的父亲在教堂里做礼拜时讲《圣经》，他的妈妈——一位戴眼镜梳发髻的瘦小妇人在唱赞美诗时弹风琴。我对这些都感到新鲜有趣。但爸爸是个无神论者，我们家从来没有任何宗教气氛。做了好几次大礼拜后，杨河金再拉我去做礼拜，我就坚决不去了！
只是杨河金的父亲——那位身材高大、脚有点跛、面上很祥和的牧师，在做礼拜讲经传道时，说过一些《圣经》上的故事，当时却颇引起我的兴趣。像诺亚方舟的故事，像卑鄙的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等，都是那时候就知道的。杨河金送我一本小《圣经》，印刷得很精美，包括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我也拿来翻过，但觉得索然无味，信仰宗教对我来说，还不感到需要。加上一种家庭里所给予的不信神的观念，从思想上排斥我去阅读它。那本《圣经》一直塞在抽屉里，从未进入我的书橱。
这时候，南京的政界“要人”们，忽然兴起一股盖房风，都来兴盖私宅，房子都一律盖在城北。因为城南街道狭小、拥挤，房屋栉比鳞次，卫生条件差，城北空旷，有树木、有水塘，“要人”们都选中了城北的处女地。不但盖房子，而且房子都附带有花园。许多营造商也盖了大批房屋出租。于是，城北从山西路一直延伸到玄武门，本来一些荒凉的空地、野坟地，一些农户经营的菜园，都成了屋基地。新建的花园洋房，散落连成一片，形成了以山西路为中心的一大片新住宅区。不盖房的“要人”们，也都租房在城北居住。南京的城南和城北顿时分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爸爸决定把家安到玄武门旁的洞庭路上去。洞庭路，很短，南京地图上本来没有，路名是爸爸起的。洞庭路边水塘较多，路两侧全是粗大的老柳树，春夏之交，碧绿的垂柳葱茏罩住路面，周围有明镜似的清水塘，美极了。我们由三牌楼住处搬到洞庭路十号居住。这儿有个一亩多地的大花园，左侧是一片竹林外加些树、野桑，中央是个琉璃八角亭，周围有葡萄架和龙柏、雪松。花园用篱笆围绕。最前端是个小小湖泊似的漂满浮萍的大池塘，可以钓鱼，塘边全是树木。在洞庭路十号附近，有高级将领唐生智的公馆在南边，有湖南省主席鲁荡平的公馆靠近唐生智公馆，有当时任南京市党部组织部长后来做过中统局局长叶秀峰的公馆在东北面，有中宣部部长方治的公馆在叶秀峰公馆西面。唐生智的青砖三层楼洋房和花园最大，其他也都是西式花园洋房。
家里要搬入新居之前，有一天，爸爸突然坐夜车去上海，他西装笔挺，景春送他上的火车。
景春回来，晚上轻轻告诉宏济和我：“你们爸爸是到上海相亲去的。……”
什么叫“相亲”？
“相亲”就是男女经人介绍，见见面互相看一看，谈一谈。如果合适，就缔结婚姻。
这消息对我来说，像晴天霹雳。记得我当时嘴里总是无声地反复念着“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本来觉得安定了些的生活，顿时又好像涌来惊涛骇浪了！
哥哥宏济也是这样。听说爸爸又要结婚、找后母，他更反感。在他心目中，除了妈妈再没有其他的母亲了！他不像我，对德芳妈妈还有一定的感情。他对所有的后母都认为是可怕的。但他跟我一样，也知道我们是无法阻止爸爸再结婚的。爸爸无需征求我们的同意。我们如果反对，也是无用的。因此尽管心里反对，都只能等待着乌云的降临。
但，爸爸从上海回来了！对“相亲”的事一字不提。只听景春说：女方是个上海大富翁家的女儿。别的就都不知道了。
爸爸既不同我们谈，我和宏济也都不问，以后，他又断断续续去过几次上海。每每是星期六晚上坐蓝钢车（卧车）去上海，星期日晚上又从上海坐夜车回南京，星期一上午照常去做“纪念周”并办公。
这件事在当时成了一个大闷葫芦。
后来，事隔多少年，我才知道：在这阶段，爸爸除了“相亲”之外，曾想将大妹、二妹和三妹接到南京来住，还曾试着想同妈妈复婚。他大约给妈妈写过信，并也同妈妈见过面。他认为从子女考虑，复婚还是好的。妈妈那时还是非常美丽，她同爸爸离婚后，生下了三妹李淑。三妹长得很像爸爸，聪明可爱。但爸爸提出的这种要求，无法实现。妈妈已经同赵慰祖结婚，当时赵慰祖是上海出名的上海中学的校长（这校长必然又兼“中国童子军”第一团团长）。他们生活得似乎很好。妈妈此时已经生了四妹赵文汶。复婚的事当然不现实。爸爸的尝试是失败了。这自然促使他去为哥哥和我寻找第二个后母努力。
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二个后母汪淑晴。也就是爸爸经人介绍到上海“相亲”的那一位。萧伯纳说过：“选择一位妻子，正如作战的计划一样，只要错误一次，就永远糟了。”汪淑晴绝不是那种心地洁净而宽容的女子。爸爸同她结婚之前，据说是谈过要求的，要求就是希望她能欢喜我们——两个前妻留下的儿子。但是，后来，由于汪淑晴偏狭又带点古怪的性格，爸爸似乎只有像谚语所说的那样：“婚前睁大眼睛，婚后半睁半闭。”
爸爸并没有在汪淑晴身上找到幸福的家庭生活。而我和哥哥从此在这个家庭中，一日三餐是能吃饱的，心灵的满足却是得不到的。不仅得不到，还经常要从后母阴沉古怪的脸色中提防她的算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