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开疆
我的父亲王开疆，20世纪40年代初就有报纸评论曰：“他摆脱敌伪囚禁，冒险逃出魔窟，用行动表示抗日决心，拆穿了敌伪想盗用他名义装饰门面的可能手段。当时，汪逆精卫正在筹建伪政府要演出还都南京的丑剧。王开疆先生以他壮烈的死，给日寇和汉奸们一个巨大的打击。”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上关于父亲的词条全文如下：
王开疆（1890-1940），字启黄，江苏如皋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1912年夏，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习政法，毕业后赴北京考取法官。1916年回上海，任《民国日报》律师，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深造。1920年毕业后回上海，开设律师事务所，并担任《民国日报》律师，又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开课讲授法律，与徐谦等人创办法政大学。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任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1937年当选国民大会代表。抗战爆发后，1939年拒任汪伪中央委员、伪司法部长等职务，被汪软禁。1940年2月9日挈子逃出赴香港，中途被汉奸跟踪，激于义愤，投海自尽，年50岁。
1991年第4期《江苏民革》“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辑”中有《爱国志士王开疆》一文如下：
王开疆，字启黄（1890-1940），江苏如东县（原如皋县——编者注）北坎镇人。王开疆幼年时由于贫困和受压迫，使他少时便萌发救国救民的意愿。15岁背井离乡，自荐于一代名流张謇门下。张謇对王开疆几经考察，委王开疆为南通县渔团团练，时王开疆年仅16岁。
后来张謇欲调王开疆到垦牧公司任要职，王开疆关心国家命运心切，决定去上海考大学。张謇多方资助，以壮其行，对王开疆后来的进步，起了很大的推动。
王开疆剪辫去沪考入中国公学法律系半工半读，成绩优异。此间他结识了正在沪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章太炎、马相伯、于右任、邵力子等，后遂拥护并参加了辛亥革命。他设律师事务所于南京、上海、苏州等地，是我国最早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1916年前后，他积极参加讨袁斗争。在报上撰写讨袁文章，公开演讲反袁，遭袁的势力暗杀，险些丧命。当时上海曾出现悬赏捉拿王开疆的通缉令。他转入地下继续从事秘密反袁斗争，险遭逮捕，脱险后东渡日本避难，并在早稻田大学法政科深造。回国后仍致力于政法教育事业，与友人共同恢复了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国公学。王开疆先后在中国公学、南方大学任商科主任、法律系主任，并兼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继又协同辛亥革命名士徐谦，创办了上海法政大学，徐为校长，王开疆任校董和法律教授，并一度任校长。王开疆还曾与友人在南京创办了文化学院。“七君子”之一的史良、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均系王开疆的得意门生。
当时邵力子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鼓吹革命，常遭租界帝国主义干涉，甚至被迫停刊。王开疆数次以律师身份与租界当局理直气壮在法庭上抗争，终使《民国日报》复刊。
1926年北伐胜利后，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长，提请任命王开疆为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后又被特任为国民政府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任委员（至1937年初卸任）。1936年王开疆当选国大代表。抗战爆发后，王开疆与友人创办三吴大学，掩护抗日救亡活动。他曾写下悲壮的自励七律《伤时》一首：“镜里才觑白发新，梦中又听铁蹄声。山河破碎空悲切，孤岛沦亡暂寄身。宗悫长风须振奋，元龙豪气敢消沉。沧江岁晚浑无赖，且把行吟涤泪襟。”体现了他忠贞爱国之心。此期间，汪逆曾多次威逼王开疆就范，他正气凛然，终为汪伪极司斐尔路76号特务绑架幽禁。1940年春节拂晓，他乘敌伪戒备疏忽，买通守卫，在有关地下工作人员的秘密保护下，逃出76号特务机关，化装登上荷兰“芝沙连加号”邮船潜赴香港。次日王开疆在船上失踪。一说系他蹈海明志（因留有字条）以身殉国，一说是日伪电台广播所传已将王开疆劫回杀害。
1988年出版的《江苏文史资料》和1987年1月出版的《如东文史资料》第1辑上有《王开疆传略》。1988年4月25日北京《团结报》（第882号）上有邵力子之孙女邵黎黎写的介绍并悼念王开疆的文章。1995年出版的《江苏风物县邑丛书·如东卷》中有沙丽写的《海之魂》一文，介绍了王开疆的事迹。1996年12月如东人民广播电台曾以王开疆的事迹制作了《魂归大地》广播剧节目参加江苏省广播电视节目评奖，并获南通市级奖。2000年6月，中国文联出版社顾光燧的《诗说如东》一文中有《蹈海明志王开疆》一文。
在如东，有王开疆的纪念碑，碑文为：
王开疆（1890-1940），如东（原如皋县——编者注）北坎人，毕业于中国公学及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讨袁（世凯）二次革命，历任上海各大学教授，创办上海法政大学及南京文化学院，任上海法科大学校长，北伐后任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惩戒委员。一生正直、廉洁、爱国，1940年因抗日献出生命。
（本文写于2014年6月）
极司斐尔路76号与父亲海上失踪之谜
我一生中有过许多奇怪独特的遭遇，父亲的失踪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一个至今未能得到解答的谜。
《民国日报》辩护律师
父亲名叫王开疆，字启黄（1890-1940），江苏如东县（原如皋县——编者注）北坎镇人。他少年时由于贫困和受压迫，很早便萌发出救国救民的意愿。
父亲十五岁就背井离乡，自荐于一代名流张謇门下。张謇对他几经考察，委为南通县渔团团练，当时他年仅十六岁。后来张謇欲调我父亲到垦牧公司任要职，他关心国家命运心切，决定去上海考大学。张謇多方资助，以壮其行。
父亲剪辫去沪，考入中国公学法律系半工半读，成绩优异。这期间他结识了章太炎、马相伯、于右任、邵力子等，并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他设律师事务所于南京、上海、苏州等地，是我国最早设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之一。
1915年前后，他积极参加讨袁斗争，在报上撰写讨袁文章，公开演讲反袁，险些被袁的爪牙暗杀。后东渡日本避难，曾在早稻田大学法政科深造。回国后仍致力于政法教育事业，与友人共同恢复了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国公学。父亲先后在中国公学、南方大学任商科系主任、法律系主任，并兼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继又协同辛亥革命名士徐谦，创办了上海法政大学，徐为校长，父亲任校董和法律教授，并一度任校长。他还曾与友人在南京创办了文化学院。史良、杨之华均系他的得意门生。
当时邵力子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鼓吹革命，常遭租界当局干涉，甚至被迫停刊。父亲数次以律师身份与租界当局在法庭上抗争，终使《民国日报》复刊。
1927年北伐胜利后，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长，提请任命父亲为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后又被特任为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任委员（至1937年初卸任）。1936年父亲当选国大代表。抗战爆发后，父亲与友人创办三吴大学，掩护抗日救亡活动，曾写下悲壮的七律《伤时》：“镜里才觑白发新，梦中又听铁蹄声。山河破碎空悲切，孤岛沦亡暂寄身。宗悫长风须振奋，元龙豪气敢消沉。沧江岁晚浑无赖，且把行吟涤泪襟。”体现了他忠贞的爱国之心。
誓不“落水”竟遭绑架
1939年秋天，汪精卫已偷偷地到了上海。那时候，沪西越界筑路一带，聚集了大小汉奸，故被上海市民目为“歹土”。我父亲因为赋闲，便带了我们，依母族居住上海租界。起初，父亲曾与时任三吴大学校长的聂海帆谋划复活中国公学，但因为中国公学有过一段革命历史，便遭到汉奸陈济成（后任汪伪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兼社会部部长）等人的破坏捣乱。不久，聂海帆便在一个阴冷的黄昏，被极司斐尔路76号特工总部头目丁默的两个爪牙暗杀在三吴大学聂氏的办公室里。嗣后，父亲行动就渐入不自由状态。汪伪先遣傅式说（后任汪伪铁道部长）来游说父亲数次无效，继之而来的就是“特工总部”的通知信，大意是“汪主席”要父亲去谈话，但父亲未加理睬。于是又寄来第二封信，严词恐吓说如果再不到极司斐尔路76号去一趟的话，决以相当手段来对付。那时我们住在英租界汉口路同安里，接信后，父亲仍不理睬，只是消极地和我们迁到三楼去住。
又过了几天，那天午饭时，楼下来了汽车，喇叭一响，只听得楼下用人乱哄哄地叫喊：“不在家！不在家！”接着见有四个执枪的彪汉冲上了楼，我们一家人都惊慌地站了起来。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认识父亲，凶狠地说：“主席请王开疆先生去谈话！”父亲尚未分说，就被他们拥下了楼，架上汽车，一溜烟地绑走了。
顷刻，我们全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了傍晚，有人从“76号”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父亲平安，并要我们送衣服去。于是，经过了细密的检查，由人陪同我进入了臭名远扬的“76号”魔窟，在一间富丽堂皇的房间内，见到了神色颓丧的父亲。我快步扑上前去，抱着父亲就哭了。
后来我才知道，在“76号”内，汉奸逼迫父亲参加汪伪政权，而父亲反以大义相责，于是就被软禁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哥哥仍住在家里继续读书，每逢假期，跟随了堂兄洪治去看望被囚的父亲。起初每次进去必被搜查，后来也可以比较随意地进去了。
“76号”特工总部本是国民党将领陈调元在上海的私宅，里面有好几幢洋房，四面有高耸的围墙。汪伪占用后，墙上便加筑了碉堡似的小楼，并且架上了机关枪，派兵守卫。
父亲与汪精卫会面
自从父亲被软禁，汪精卫大约感到对父亲利诱无效，所以就改用威吓的方法。父亲住的三楼，有个阳台，可以清楚地望到东北角的一排西式平房，其实那才是“76号”真正的“魔窟”。站在阳台上，常可见到有人抬着罩着白被单的担架进去，不久又见抬了出来，后来我们才知道，那罩在白被单下的都是受刑的人。丁默会常来告诉父亲：“今天某人被上了电刑”，“今天某某被灌了肺”。父亲因为受过革命思想的熏陶和自幼养成的一介书生的忠贞刚烈，所以对这种恐吓毫不在乎，表现出一种视死如归的气概。以后，父亲就很少再到阳台上观望远眺，只有我还常常凝视着那排神秘的屋子出神遐想。
不久，特务们又将父亲押到愚园路1136弄一幢洋楼里软禁。愚园路1136弄的宏业别墅里有好多幢洋房，花园、草坪都很大，围墙上架了铁丝网，还有许多卫兵，汪精卫、褚民谊、梅思平等大汉奸都住在这里面。汪精卫住在1136弄310号（今31号）原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洋楼里。梅思平就住在软禁父亲的楼下。
父亲被软禁后，只见过汪精卫一次，那还是经父亲要求的。当初特务来我家抓父亲时的借口是“汪主席”找我父亲谈话，但父亲被软禁以后，汪却不提“谈话”的事了。父亲和汪往日熟识，觉得有责以大义的必要，但果真见到了汪精卫时，父亲却未能如愿。那天，父亲被人“陪伴”着进入了一间极大的厅房里，厅房的正中有一道绿色的垂幕遮蔽着。父亲和汪精卫各在一端的沙发上坐下互相寒暄后，父亲见汪朝他皱着眉，瞥着眼，汪说：“好久不见了，希望我们以后能相处在一块。”父亲正要倾吐满腔的怒火，只见汪又说：“我们下次再谈吧。”接着，便呆望着绿色的垂幕不再言语了。父亲后来告诉我们，他发现绿幕后面有人在偷听，这样看来汪精卫的确是个傀儡。
1940年初，高宗武、陶希圣二人逃到香港，公开了汪伪的卖国密约，随后“中央委员”乐景涛也单身逃出了汪伪的魔掌。他们的逃走，带给父亲以兴奋，却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和哥哥又被半哄半吓地关入了父亲的囚室。
我们所受的物质待遇极好，但我们无时不在想飞出去。一度，父亲想自杀，并且在我们面前表露过，父子三人常抱头痛哭。但一种脱逃的希望支撑住了父亲的生存意志，加之他也舍不得把我们丢陷在敌巢里，所以我们是在咬牙切齿之下，挨过了一天又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