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独自一人，跳着唱着，又扭又摆，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雪莉·蓓西的歌声从扩音器中飘出，和他嘴唇的节奏一唱一和。
“这，就是我的生命，
迟早，真爱将要来到，
与我相逢。
我生来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这就是我……”
五颜六色的灯光将年轻男子舞动的身影投映在墙壁上。
回忆从拉斯穆斯脑海中一闪而过。
贯穿老家科彭镇的道路。在学校操场霸凌他的男孩们。额头贴紧玻璃窗所感受到的冰凉。老妈坐在厨房，喝着咖啡，玩着报纸上的填字游戏。父母的忧虑与不安。还有高中毕业典礼，从阿尔维卡回到家那一段荒谬至极的路程。他孤零零地坐在卡车的宝座上，努力挣扎着不掉下来，就像个扮演国王的小丑，坐在王位上搞笑。
雪莉·蓓西的歌声透过热舞男孩精心演练的模仿，穿过拉斯穆斯全身。他知道她的歌词全都是真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不只唱出他的人生，也唱出那个男孩的人生。
她唱出了两人的过往、渴盼，以及未来的憧憬与梦想。
“……这是我的人生，
我绝不咒骂失落的爱情，
我想给的爱，还没有告罄。
让我活出自我，请让我活……”
拉斯穆斯感到一阵战栗。他又走上楼，回到酒吧。现在稍微出现人潮了。在拉斯穆斯眼里，他们好像都认识彼此，就只有他，谁都不认识。
再过几分钟就是午夜。夜总会半夜一点打烊。
他朝最里面的房间望了一眼。刚才那个老头现在还是孤单一人。他再度捕捉住他的目光，点点头，喝了一口酒，示意他进来坐下。
拉斯穆斯感到困窘极了，他可不希望别人认为他和老头是一起的。
结果他还是走了进去，坐在老头旁边。
没有别的选择了。
他低头看着桌子，脸红，感到羞耻。老头的手长驱直入，抚摸着他的下身。他的下身在牛仔裤拉链下硬挺着。
该死，他的第一次不应该变成这样的！
但现在也只能这样。
生米即将煮成熟饭。
透过地板，他听到地下室舞厅传来的音乐咚咚作响，还有那仿佛渐行渐远的歌声。
这是我的人生。
和现在相比，30年前的斯德哥尔摩是个迥然不同的城市，又小，又暗，甚至有点土里土气。
基本上，整座城市里的男同志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位于大卫面包师街的“黑夜之后”、公民广场旁边的“威尼斯”、欧登广场上的“褒嘉夜总会”，还有佛莱明街的“圣殿”。这些都是当年少数专门为男同志开放的夜店或迪斯科舞厅。
问题是这些夜店从来没有同时开放过。其中一家新开业，另一家就关门大吉。
女同志的选择更少。除了一年一度位于波雷利公园的同性恋解放周妇女派对，就是每周四晚上提米夜总会的“女孩之夜”。
1973年，提米夜总会终于成为同时欢迎男同志与女同志的夜店。过去，男女同志参加完全不同的社团：女同志的社团叫“黛安娜”，男同志的团体叫“小圈圈”。差不多在同一时期，RFSL对外的主张变得越来越极端。这也是大势所趋，毕竟当年各种社会运动在全世界风起云涌：女权抗争、美国黑豹党[22]、公民权抗争运动与男同志解放运动。富有战斗力的新生代接掌了RFSL，他们的重要主张之一，就是活动时不要拉上窗帘。
从前，同性恋集会场所一旦坐满了人，主办人就会要求大家将面对街道的窗帘拉上。但新生代主张，这种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玩法，只会让社会大众心生疑窦，让他们以为里面真的在开“同志摇头派对”。通过开放，他们要昭告社会大众，他们都是正常人，就跟其他非同性恋者一样。“告诉他们，我们不过只是喝咖啡，或是小酌一杯，这不是很好吗？”
然而这样的做法激怒了不少人，甚至有人发现，同性恋者聚会场所正对面就是家养老院，在阳台上就能将会场看得一清二楚。当年，群情激愤。真是一场灾难。
了解与同理心，是一切沟通的基础。
1944年，瑞典政府正式将同性恋者除罪化，同志不再被视为罪犯。1950年10月21日，35位男性与1位女性成立了RFSL——全国性平等与平反协会。
某位名叫古那·奈康德的医生曾接受《晚报新闻》采访，被要求评价一下这个同性恋社团。他表示，同性恋者成立社团一点都不奇怪，至少不会比结核病人或盲人成立社团奇怪。这位医生的“宽宏大量”，在当时实在是够前卫、够极端了。
在一份社团的会议记录中，会员们“相约前往一位住在索尔纳的叫G.A.派特生的人家中集会。所有人就座后，G.A.以咖啡与小点心招待大家，并简短地表达竭诚欢迎之意”。
然而奇怪的是，整份文件中只字未提社团由同性恋者所组织的事实，会员们的真实姓名也仅见单名或缩写字母。往后数十年间，整个社团都是如此小心翼翼。
也许这还不够怪。
约斯塔·瑞兰德教授是瑞典卫生署科学委员会成员。关于那些同性恋者，他曾写过下列分析：“最后，我们必须强调，同性恋者的行为构成一种症状，这种症状背后隐藏着许多高度异质性有机化，或由环境影响的异常身心状态。总结而论，同性恋者的临床症状呈现高度异质性，包括失志状态、机械性或具传染性的脑部伤害，以及长期性中毒状态。”
所有拉上的帘幕，所有的小心翼翼，所有公告上不能曝光的姓名——这一切都成了勇于尝试突破的先决条件。突破，是需要勇气的！
最后，激进派获胜，所有的帘幕与遮掩消失无踪。
当时的提米夜总会就有某种示范性橱窗的功能。
拉斯穆斯其实并不孤独。
除了他以外，许多少男少女都曾站在夜总会对面的人行道上，朝里面张望着，心中夹杂着敬畏、渴望与焦虑，狂跳的心几乎就要跃出胸口。（顺带一提，拉斯穆斯遇见的那位羞怯老头，就是20世纪80年代提米夜总会大名鼎鼎的常客：欧克伯父。他看来是如此慈祥，还参加过救世军与教会唱诗班。他可能貌不惊人，但经历可是相当精彩。）
每到周末，木匠街上的RFSL会馆总是人满为患，RFSL斯德哥尔摩分部的会员数也急速增加。
但总有人不敢尝试，不管是体面或不够体面的场所，他们就是不敢。这种人还是存在的。
这种人的选择，就只剩下公园和公厕了。
毛皮湾公园，亨姆勒花园，皇冠山公园，长岛区，泉水湾上的佛雷斯科提园区，市政厅公园。种类繁多，任君挑选。
本杰明背后就是有名的同志圆环。站在圆环旁边的男人们斜着眼观察四周情况。
侦察着，等候着，睨视着，静待时机，决定彼此的位置。
他们当中总有人需要活动活动，进厕所转个一圈，没多久又转出来，靠到圆环边重新开始等候。
本杰明坐在长凳上，强迫自己将果汁一口接一口喝下，假装在等火车。他甚至起身一两次，缓步走到大厅中央标示着所有火车班次的时刻表前，假装仔细地读着，找寻自己要搭的班次。
他甚至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针对谁耍这种心机的猜谜游戏。
旅客？其他碰巧经过或停留在火车站的人？
也许，他只想瞒过耶和华的法眼。
或者说……他想瞒过自己。
就这样拖了两个小时，最后他还是难忍尿意，勉强鼓起勇气，走进厕所。
本杰明只是个刚好需要小便的年轻人而已。
他也许，可能，应该只是要等火车。此刻，他旁边刚好就有公厕，这就一点都不奇怪了——他进去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天经地义，再自然不过了。
他冒着汗的手推开那扇老旧的木门。
正前方就是隔间式厕所，右边就是小便斗。
除了小便斗，还有男人。
相貌丑陋、毫无吸引力的中年男人马上盯住他，恣意用眼神意淫着他，舔舐着他，仿佛一群停在蛋糕上的苍蝇。
心理学博士玛格丽特·琳德洪（Margareta Lindholm）与性别研究专家艾恩·尼尔森（Arne Nilsson），在一篇关于空间与身份的论文中写道：“男性与女性都必须处在社会大众所预期的场所，才能免于受到外界异样眼光的看待。总之，人们必须避免出现在有争议性的场所，以避免受到过度关注。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与生活保持缄默，其实是相当痛苦的事，这意味着无法自由地与志同道合者进行交流。但对年老的男性与女性而言，缄默与隐秘的生活方式能够同时提供行动自由与追求感情关系的空间。在这一层意义下，缄默并不尽然代表受到压迫。直到20世纪70年代发展出‘出柜’一词，人们反而变得需要对缄默与低调、隐秘的生活方式提出说明。”
“同志俱乐部”在20世纪60年代问世，目的在于满足与他人亲密接触的身心需求。
大家都想见见面，跳跳舞，也许再亲亲嘴，不想受到大众谴责的目光注视，甚至处分。只是想在一瞬间，自由地活着而已。
总之，创立同志俱乐部的初衷，绝对不是纵欲主义或兽性交配，绝对不是这样的。
只不过是喝杯咖啡，或是小酌一杯，聊聊天，跳跳舞。
但最大的差别在于：大家是以同性恋者的身份喝杯咖啡，或是小酌一杯，聊聊天，跳跳舞。
可能带来生命危险，但又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每个人其实都想过正常生活，不管时间再怎么短暂。
同志俱乐部的问世，代表大家第一次真正以同性恋的身份亲临一个场所，体验一个空间。它象征了在受到他人注视时，仍能自由自在生活的需求。
然而在这个时期，只能将情境限制在与志同道合者见见面、交流一下，以取得其合理性，符合社会所谓的“常规”。
简单来说，公共澡堂是男人聚会的场所，而部分男性在发生肉欲关系时，完全无须定义彼此的身份。就只是一具赤裸、冒汗的躯体碰巧在与另一具赤裸、冒汗的躯体交媾而已。
但在同志俱乐部里就不一样了，大家的身份就是同性恋者。这真是破天荒的闻所未闻的大事。这其实也让许多老一辈的男同志与女同志非常恼火，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
他们都遵守“沉默是金”的准则，唯有保持缄默，才能确保生活不受外界干扰。
之后，老一辈与新生代RFSL会员更针对是否应该在聚会时拉上窗帘爆发了激烈争执。
借由限制情境，取得所谓的正当性，符合所谓的“常规”。
但当被视为不正常，却又暂时体验正常生活的一方习惯了正常生活，开始要求在受限制情境外也能够受到正常待遇时，离开覆盖着帘幕的封闭房间也能过着正常生活，这时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对于将要发生的事……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