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雨如期而至。西海岸的恶劣天气从东南方席卷起凌冽的寒风和夹雹的冰雨，宣示着“一年之末”的到来。路上的稀泥深及膝盖，溪水充盈，夜晚漫长而寒冷。好在草场还很茂盛，
想当年青春与我同在
雨打风吹也奈何不了
那么，随它去吧！我们的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是驾着拉货马车的乔·伯奇和妻子，还有猎鹿犬沙斯，我和新同伴坎宁安先生——他比我更早在那里定居——赶着牲畜，在随后一两天里赶来。
此前不久，我曾在一位老牧场主的陪同下有过一小段探险：他另有所图地陪我到了一片未开发之地。那儿正是我们的殖民地现在扩张的地方。这位经验丰富的牧场主个性鲜明、特立独行——后来，维多利亚州人都管他叫“悉尼来的老手”。有他跟着拉货马车，在我们到达前，一切都必定是妥当的。没有比他更细致周全的人了。但即便如此，我那位全能管家——堪称最别出心裁、富有活力的先锋——当然也能在我们达到前的短短几天里，把一切打点完备。
前几日的旅程最为艰难。被迫离开熟悉地方的牲畜们不情不愿，难以驱赶。但凭着两根牧羊鞭和畜牧犬多拉，我们度过了难关，抵达莫因河边靠近贝尔法斯特的罗斯布鲁克。詹姆斯·阿特金森先生的雇主罗德里克·厄克特先生在负责那一片地区。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晚上，牲畜进了围栏里，我的同伴则骑马去了镇上，打算清早再与我会合。
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那里的农田很难吸引到佃农来定居，所以厄克特先生对第一批参与贝尔法斯特勘察的农民实行口粮配给。在最初的一两年里，配给一直在发放；可一段时间以后，毫无疑问，农民们便能自己自足，为租地支付适当的租金了。费里港四周的土地虽不如法纳姆·帕克的肥沃——潮湿但水流不畅，多石，却适宜放牧。贝尔法斯特镇的大部分土地都属于这一类型，但5000英亩5000英镑的价格在今天看来也绝对算贵的了。这里的大部分地区是一等牧地，另外还有一个滨海小镇、一个产量丰富的石灰岩采石场、一条部分河段可航行的河流和一处海港。
那天晚上，因为心里惦记着任务，我睡得很浅。午夜时分，牛的低哞声不断在我耳旁响起（用看管人的方言讲就是“吼叫”），显然，我的牲畜从院子里溜走了。我赶紧穿上衣服，跌跌撞撞地冲进黑夜中及膝的泥地里。正如我所担心的——围栏倒了，被踩得陷入了泥里；牛儿们已经跑远了。我焦急万分。这个牧场并不安全。要是它们跑散了，再就难找回来了，要花很长时间不说，甚至可能就找不到了。
听着躁动的蹄声和咆哮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我一筹莫展，只能沮丧地回去睡觉，像马尔他圣·保罗的船员们[1]那样，“期盼着黎明的到来”。
天刚破晓，我便骑上马，环绕牧场奔跑着寻找起来，却没见到一头牛的踪影。绝望中，我调转马头，向牧场边界的大盐湖湖岸骑去。在灰蒙蒙的晨雾中，我好像看见湖岸岬角处有黑压压的一大片，一直延伸到湖边。我朝那里全速前进，终于发现我那些走失的 “财产”正躺在狭长的湿地之中。看来，它们本来想一路跑回之前的牧场去，却被这片汪洋般未知的深水拦住了去路——毫无疑问，在漆黑的夜里，盐湖在它们看来就像一片突然出现的大海。
吃完早餐后我们继续上路，前往距贝尔法斯特西侧10到20英里的圣基茨岛牧场。阿普林家的先生们就在那里，他们是在1年前接手的。那里的牧场更加肥沃，所以成了畜牧点。接待我们的主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人，刚从英国移民来不久。和我一样的是，他们对放牧和从中获利热血澎湃。工作就在眼前，前途明朗！人生之海中未见浅滩与流沙！我们就有关经营和其他更深刻的话题彻夜长谈。我记得，我们认定牧场会升值，而且竞争会愈发激烈。当时我们哪里会料到，身为地方治安官的大哥会死在萨默塞特——一个殖民地中的无名小镇——而在经历从萨托矿山到霍基提基近30年失败的掘金经历后，他的弟弟，竟在斯坦索普靠挖锡矿发财！噢！“注意，命运的大网正在展开！”这样的谚语并没妨碍笔者当晚睡个好觉。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又出发了。
那一天开始时很顺利，后来却令人沮丧。我们在深深的泥地里行走了12个小时后，畜群已浑身泥污。在我们到达新院落后，它们总算能安顿下来了。况且，雨水充足，能将它们浑身冲洗干净，草也还算茂盛。雨下得着实有点让人心烦意乱了，阴沉的天寒风嗖嗖。我们的鞭子很快就被浸透，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而我的同伴感冒得厉害，嗓子几乎说不出话，脾气也因此而变得很差，牧羊犬多拉也沉默下来。更糟的是，路开始变得难找。在艰辛地走了几小时后，我们，尤其是我那位同伴，开始怀疑是否走错了路。心情愈发沉郁的我们争论着救难所邓莫尔是离我们不远了，还是我们早已偏离了正确道路，这个时候，一切就像蹩脚打油诗里说的那样，
这是最糟的一天中
最糟的一刻。
我的朋友用他嘶哑的声音断言：“如果要在这不休不止的雨中耽搁一晚，到早上，我们的牛就会四散逃去，不知所踪。”但我言简意赅地安慰他道：“这里有放马场的！”结果却一语中的。我竭力举目四望，在树丛那边，真的有树苗做成的双横杆围栏。这就够了。放马场的面积不会超过5平方英里，而且一般来说，不出20英里就会有一个宅子。
当时昂贵的劳动力和有限的资金使得人们在标杆和围栏的投入上还算谨慎。一个用于饲养马匹和耕牛的100英亩的场地，在那时也算平常。看到了放马场，落脚的房子也就不远了。
当我俩费力驱赶疲惫的牛儿们绕过栅栏后，当年人们眼中最为完备的老邓莫尔牧场就出现在眼前。那一刻，我们的心情为之一振。虽然现在看来，这个牧场根本比不上巴拉博吉或格罗格尔，更别提埃尔西杜恩和特拉瓦拉，还有西部的其他牧场了。可在当时，由于有些牧羊大户并不认为在岗亭里睡上1个月有什么丢人，所以对于一个中型牧场来说，配有折叠式栅栏的薄板茅屋就算是配备齐全了。但在邓莫尔，则共有3座小屋配有牢固的木板，并建有石头烟囱和用泥砌成的制酪坊，更有为“旅行者”——“卡梅顿”的儿子，准备的马厩，以及宽敞的挤奶场和牛棚。此外，一座雄伟的大坝坐落于肖河之上，水流从坝顶如装饰用的幕布般直落而下。
就如我所说的，此时季节已近严冬。天气潮湿，棚屋外那原本有马场围栏庇护、奶牛来回走动的小道已经变成了足有一两英尺深的泥潭。只有穿过这片泥潭，我们才能到院子里。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当时眼前出现的一幕。一位穿戴整洁的绅士从主楼走出来，显然是刚好要去用晚餐。当他平静地一步步走过那片泥海，来到院子里，打开沾满泥巴的围栏，现出一个入口让我们的牛进去时，我被他诚挚的好客精神和谦逊的姿态深深打动。我们此前素未谋面，而在此后数年和詹姆斯·欧文的友谊中，我了解到，这样的举动出自他身上自然流露的慷慨和对已融入血液的绅士气质的遵从。
可怜的畜生们又在泥地里睡了一夜。但想着它们明天就会得到解放，能在自己的“领地”里自由活动了，我也就不再担心，跟着礼数周全的主人去了客房。这是一间舒适而独立的房子，我们在里面简单地更换了衣装，感到舒适、愉快。接着，沿着一条上坡小路走了一会，我们就来到了“别墅”，在那里，我被介绍给坎贝尔先生和麦克奈特先生——这里由他们和詹姆斯·欧文先生3人一起经营。
当时我们所驻扎区域的边境正经历旱灾，有好几个月，牛奶断供，只能依靠从瑞士进口来略微维持。黄油还算供应充足。想起当晚那些摆在舒适餐桌上的大罐奶油、鲜奶油饼干、诱人的起酥饼和大块的里脊牛肉，我已垂涎三尺。我们先大快朵颐了一番。然后，众人围坐在炽热的柴火堆旁畅谈，最后躺在层层厚毯下一觉到天明。
管家蒂维厄特太太是位上了年纪的苏格兰老太太（亨利·金斯利有没有把她写进小说里呢？）年复一年，她毫无怨言、一丝不苟地在那里接待无数宾客，为他们提供舒适的服务。那个夜晚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如同一颗洁白的石子点缀了我喜忧参半的人生。那天晚上，我结识了一位相伴一生的友人，在后来如此漫长的生涯中，这份友谊从未有阴云密布或令人忧愁的时候。如果说，一个人的未来是由某个关键时期他所接触的人和事来决定的，那么，因为离邓莫尔近的缘故，我已深受其影响。与那些正直、优雅且精力充沛的饱学之士的密切接触，耳濡目染之间，我不可避免地获益良多，思想也变得更为深刻，也能就殖民制度发表一些值得称道的观点了。
第二天一大早，牛儿们被放了出来，排着队一头接一头地来到肥沃、丰沛的草地上。在那个现已不复存在的黄金年代，每个牧场主的家宅都被这样的草场环绕着。早餐后，我出发去寻找驻扎地，也就是吸引我的家仆们宿营的地方。在邓莫尔西边大约7英里，我找到了他们，那是一片延伸进欧梅瑞拉（Eumeralla）大沼泽的土地，覆盖着稀疏的树木，与之相连的，是延伸出来的石灰岩群，即众人熟识的“岩石区”[2]。岩石群上有一片环形洼地。某年旱季，我那位令人尊敬的向导和探险家老汤姆曾见过一只澳洲野狗在那里喝水。于是，他把这片洼地叫做“原住民狗洞”——直到今天我们也还这么叫它。就在“狗洞”附近，我的仆从乔·伯奇已经开始伐木，准备建一个灌木篱，然后为草皮房子修墙，还将货物都打开，以免它们受潮发霉。总之，新家园的建设进行得有条不紊。我受到了热情的迎接。鉴于牲口人老汤姆要和我同行的旅友坎宁安先生即刻赶赴邓莫尔，将牲口迁回，我便趁此机会，牵着我的马儿，准备前往我的新领地视察一番。
注释：
[1]St. Paul's crew at Malta：Apostle Paul的沉船于公元60年失事于现今被称为圣保罗岛（St. Paul's）。（译注）
[2]岩石区（The Rocks）位于环形码头西侧，是第一批欧洲移民的登陆点和发祥地，是悉尼的老城区，具有浓厚的欧洲文化气息，是反映民情风貌的“活的博物馆”。此地现在是悉尼市中心最繁荣商业区之一，有各式餐馆、咖啡馆、商店、时装店和周末大型平价市场，是游客必到之地。（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