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星期三
先生们，请原谅我在第二讲中鼓励你们练习写作诗歌与散文，紧接下来的这一讲我却要向你们发出警告：切勿将两者混为一谈，因为在某些方面它们有本质区别，并且总是适应于不同规则，或者说（因为我实在羞于使用“规则”一词），对这两种体裁，写作者应达至的目标及应避免的问题都大不相同。但请你们务必明白，接下来我所讲的对写作散文的新手更加有用，而非写作诗歌的新手；因为尽管老师可以帮助你避免写出弥尔顿式的散文，可要治愈一个毫无诗性的诗人却只能靠上帝了。
我们从一个承诺开始，我们不用科学的定义；而今天在区分诗歌与散文时，我会使用几个粗略的定义；我希望它们能够奏效，不会让你们觉得有违其他教师讲授的严格定义；但此刻这些定义仅作为实践的指导，而无其他功用。
因此，我会在某种程度上——但绝不是在所有层面上——对文学下定义，这时我也要提醒各位，“文学”这个名词（拉丁语中litterae一词表示letter，即“字母”）本身便暗指书面而非口头语言；正如同，即使我们在追根溯源时发现二者十分相近，甚或本是同源，今天的作家——文字工作者——也与演说者大相径庭。众所周知，曾经有一段时间，相较演说家，诗人与历史学家更需要“赢得听众”。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更加痛苦：因为演说者早已有他的参议院或法庭作为听众，而泰斯庇斯[1]却不得不推着车慢慢驶进集市；历史学家更是与街上的杂耍演员无异，必须自己吸引观众。希罗多德[2]为了寻找公众，不得不将历史收拾进旅行箱，一直行驶到奥林匹亚才找到一个有利的“场地”，他那招揽听众的架势，可以说像极了如今那些在赛马场上用三个5先令和一条金链子从事着可疑勾当的慈善绅士们。我们很难想象，已故主教斯塔布斯带着一大袋宪章在女王俱乐部或肯普顿公园碰运气、声嘶力竭地唤回有离席倾向的人群的光景。
历史学家的条件已经得到改善，和其他明智的人一样，他借由这些条件不断发展，并改进了方法。如今，他一边看着印刷书籍一边著述。他或许聪明，或许愚钝：如果他是个愚钝的家伙，他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至少他知道，如果你将他的著作掩卷于膝上，你可以在醒后拾起来接着阅读，甚至回翻几页去找你做过标记的地方或是看看为何做标记：而过去一个为了在五项全能运动上下赌注、弃希罗多德而去的希腊人，不仅错过了那一次演说，甚至终生都不会再有机会。
显然，印刷的发明引发了巨大变化，几乎是所有的变化。
我并没有忘记印刷书——写下来的话——但它的前提是言说，有理性作支撑的言说。但如今在写散文时，尽管我们始终铭记散文起源于言说——甚至于我们理应记得荷马在竖琴的伴奏下吟诵《伊利亚特》，莎孚[3]一边弹拨着七弦琴一边抒发激情——我们必须以其本质面貌看待事物。除了彭斯[4]、海涅[5]，贝朗瑞[6]（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加上摩尔[7]）之外，你会发现从过去150年的所有抒情诗中，很难找出几个一流甚至二流专门写作被传唱的诗歌的吟游诗人。如果你愿意，这可以帮助你估计，抒情已从其源头处走出了多远，但要提醒自己，十四行诗（sonnet）和奏鸣曲（sonata）曾是同一事物，民谣（ballad）曾意味着伴舞的歌曲——而ballata这个词已被专业化，衍变为芭蕾（ballet），著名芭蕾舞者吉尼女士或俄罗斯表演家为我们起舞助兴时，完全无需任何话语；另一方面，对“帕特里克·司本斯爵士”或“桑德斯文员”[8]来说，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民谣”和踮起脚尖有什么关联。
因此，诗歌——以书面（或印刷）形式呈现的言说——已经彻底取代了话语及其陪衬，即笛子、琵琶、手鼓，还有翩翩起舞、身姿摇曳的合唱团等；散文也在经历同样的变化，只是以更为安静的方式。诚然，我们在撰写戏剧时仍然（或者说应该）为演员而写，考虑他们的语调和手势，考虑女主角眼中的泪水和美丽的外形：即使在今天的戏剧中，你可能会发觉一种倾向：舞台动作被逻辑论证替代，紧凑对白被冗长独白替代。但我们——我们当中一些人——仍然要在讲道坛上布道，在议会或公众演讲台上发表演说。然而，据我所知，布道的潮流正在远去，并且（由于记者的关系）头条新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布道。在这一点上我无法为您提供任何个人证据，但公民演讲，我非常肯定整个基调自查塔姆、伯克、谢里登开始，自布鲁厄姆和坎宁开始，甚至自布莱特、格莱斯顿、迪斯雷利开始，便显著下降了。众所周知，伯克曾拔出俗丽廉价的匕首扔在众议院的地板上，布鲁厄姆大法官曾在一次夸夸其谈的演说中跪在听众面前说道“现在，尊贵的法官向议长屈膝”，如果我记得没错，是朝向议会议事录的讲台方向。先生们，尽管随着命运的进程，我们当中或许有一些人将不得不在国务大臣面前发言，我确信你不会用得上这些；而至于布鲁厄姆大法官的跪拜，我们应该不会否认，要模仿起来可会让霍尔丹勋爵费一番功夫。这些，包括甚至谈不上公然卖弄的精湛伎俩，早已过时。时至今日，你很难在复兴这种风格的同时还能保持我两周前向你们嘱咐过的得体。二者格格不入；它们会让人神经衰竭；它们与整个现代演讲的风格相抵触，后者正稳步趋向于低调，用平静的公事公办的论调，越来越多地采取书面散文的风格。
容我通过进一步说明来帮你们领会这种变化。正如我们所知，伯克一旦站起来发言，便从不会羞于慷慨陈词，甚至在口若悬河的洪流中也不会示弱：然而当他坐下来写文时，他几乎一样不羞怯。如果你读他的《论与弑君者求和平之函》——不用看原文，只读他晚年执笔的结束语，或者几乎要结束之际对他的国家所做的温柔告别——
这间陈旧的屋子至少还四下通风，我将心满意足地拴好我那疲惫的马儿，在此下榻，等待漫漫长夜降临在我身上。
假如，你翻开《论与弑君者求和平之函》，看到书名页，你会发现它们表面上都是致“现任议会议员”；开篇也假设伯克和他的通信对象大致上意见统一。然而，当你跳过这些段落，你的双眼将不断捕获这样的句子：
在所有这类战争中对利益的计算都是错误的。为了保证这种战争的收支平衡，我们不得不以千倍的代价换得十万桶糖，人的鲜血是无价的，鲜血只能为救别人的性命而流。它可以为我们的家庭而流，为我们的朋友而流，为我们的上帝而流，为我们的国家而流，为我们的民族而流。剩下的只有虚荣；剩下的只有罪孽。
岂不壮哉！但你的耳朵一定听到了这样的空话——三行抑扬格：
Are purchased at tenthousand times their price
Be shed but to redeem the blood of man
The rest is vanity；the rest is crime.
以千倍的代价换得，
为了挽救人们的性命而流下的，
剩下的只有虚荣；剩下了便是犯罪。
同样地，伯克还会用修辞倒装来抓住你的眼球：
But too often different is rational conjecture frommelancholy fact，
Well is it known that ambition can creep as well as soar.
可往往理性推理和悲惨事实之间存在差异，
呵，人人皆知野心既可悄然而生，又能瞬间爆发。
以及重复：——
Never，no never，did Nature say one thing and Wisdom say another … Algiersis not near；Algiers is not powerful；Algiers is not our neighbour；Algiers is not infectious. Algiers，whatever it may be，is an old creation；and we have good data to calculate all the mischief to be apprehended from it. When I find Algiers transferred to Calais，I will tell you what I think of that point—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自然说一套，智慧说另一套……阿尔及尔并不近，阿尔及尔并不强大，阿尔及尔不是我们的邻居，阿尔及尔不会传染。阿尔及尔，不论如何，是个老古董；我们有太多数据可以计算从中生出的事端。直到阿尔及尔搬到加来那天，我才会告诉你我对它的想法——
还有断断续续的短句，比如：——
And is this example nothing？It is everything. Example is the school of mankind，and they will learn at no other—
这个例子什么也不是吗？它解释了一切。它是人类的学堂，人们将在此学习——
抑或
Our dignity？That is gone. I shall say no more about it. Light lie the earth on the ashes of English pride！
我们的尊严？早没了。我无需多说。阳光照耀大地，英国人的骄傲已成灰烬！
要我说，当人们用眼睛或耳朵捕捉到这样的比喻时，一定（如果有必要）会立即发觉这些修辞手法，发觉这些伪装成书面语的口语。伯克可以假装是坐下来，写了一封信给一位尊贵的人，在家中休息时翻来看看：但实际上，伯克是站在他在比肯斯菲尔德的书房，从壁炉踱步到窗边，双手反剪在身后，不时停下来挥出一只手，用他在下议院时的习惯动作，朝着只有阴影落坐的“议会前座”挥舞。简言之，他是借西塞罗[9]给阿提库斯[10]写信的幌子，行西塞罗谴责喀提林[11]之风。
因此，这种文体不适合你们模仿。伯克碰巧是个天才，他能用语言阐述他在思域之间的撩拨，还具备蛊惑人心的天赋和打击震慑的力量，我认为，二者的结合让这名男子在我们的文学史上足以与莎士比亚相媲美。其他人或许更对你口味，你也可以更偏爱他人：但是，除了他们二位，没人能让你这么绝望地发现这是如何做到的。然而，我警告和反对你们模仿的原因不仅如此。因为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们都接受了上天赋予的条件，并锻造了它们，而这些条件已经改变。当雅克想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观众面前朗诵：
世界是个舞台，
你我不过是其中的演员——
或哈姆雷特问自己：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他们既没有在花园中的橡树下伸懒腰，也没有靠在椅背上摇晃双腿。他们都是大胆登上舞台，从窄小的步梯下去，这步梯便是为了这样的台词，而被大胆地搭建在舞台前方，让演员们摆出态度，慷慨激昂地吟诵华丽篇章，并在掌声中归来，继续演出下一幕。这是戏剧的规定；这一点观众可以预期和理解，而莎士比亚也为此目的写作。尽管这种写法在1795-6年间已经被削弱，伯克还是用了适合对下议院议长先生所讲的语言写了书信。和伯克写信一样，莎士比亚针对他的观众写作戏剧；而他们的荣耀在于他们超越了时代的条件。但他们确实是通过观察所处时代的境况才获得了世界的关注，这也让我们这些并非大师级的人物谨防嘲笑我们自己所属的时代。
至于我，我极度渴望亲见英语文学通过这些陈旧的模式回到它的起源。我认为，打个比方，假如我们学习创作可以吟唱的诗歌，或者假如我们更用功地写作可以大声朗读的悦耳的散文，我们便能对古老的精髓打开毛孔；因为根总归是根，我们只能通过它们复兴成长。
然而，不幸的是我暂时无法宣传这一点，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实践，而（我听说）剑桥大学的诸位口齿伶俐，可写作却差强人意。一位《剑桥评论》的撰稿人两星期前曾为此长叹：所以你们不至于诋毁我，也不会责怪于我，如果前几次讲座过于殷勤地提供某种“急救措施”，即：一边迫切地大谈话语和写作的紧密联系，却首先分析了二者的区别；亦或提到伯克这位我喜欢到了膜拜地步的作家，但我也让大家在某些方面要有所回避。同样地，我欣赏托马斯·布朗爵士的散文，却不推荐大家立即模仿，而会鼓励诸位提高警惕，小心行事。让我们观察其得体性。
还是回到伯克——在他最声名远播的《论与弑君者求和平之函》中，他大胆挑衅莎士比亚。大家无疑对《亨利五世》的开场白已经烂熟于心：
光芒万丈的缪斯女神呀，你登上了
无比辉煌的幻想的天堂；
拿整个王国当做舞台，叫帝王们充任演员，
让君主们瞪眼瞧着那伟大的场景！
只有这样，那威武的亨利，才像他本人，
才具备着战神的气概；在他的脚后跟，
“饥馑”、“利剑”和“烈火”像是套上皮带的猎狗一样，
蹲伏着，只等待一声命令。
伯克假定他的通信对象对这段已经烂熟于心，大胆草率地将其改编成了散文，并将之融合进不满皮特降服于法国督政府挫败的长篇谩骂中。于是它衍变成了这样：
那一天，人们本以为他会拿出战神的气概：他定会放出笼舍中好战的猎狗（他小心翼翼的温柔对待早已禁锢它们太久），它们凶恶的眼神连负责饲养的复仇司长也受到震撼；他会放出象征“饥荒”、“瘟疫”和“死亡”的猎狗，惩罚一个完全不知秩序、和平、宗教和美德是为何物的罪恶民族。
莎士比亚尚会为其剧院的不足之处道歉，伯克却将自己国家耻辱和灾难的罪名扣在了欧洲的头上。然而，您是否和我一样，感觉莎士比亚是用高尚的语言刻画渺小的对象，并努力使之得体；而伯克描述着高尚的形象，却将那同等或是相似的词汇用得浮夸且晦涩起来？
为什么呢？我相信区别不在于二人自身：伯克将口语和书面文字混为一谈、互为指代的事实也不全然是秘密。现在让我们迈出更深远的一步。问题的根源在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某些本质区别。如果你们不反对，我们将继续采用粗略但务实的定义。文学——书面的文字——是刻骨铭心的演讲的永久记录；是无论如何旨在永久留存的记录。我们用墨水写下一件事、印刷一本书，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令人难忘、值得保存。但要写下这个值得纪念的演讲，我们必须在两种形式选择其一，韵文或散文；我将韵文定义为带有韵律和节奏的记录，而散文则是一种不计较韵律（其实甚至厌恶韵律）、节奏松散的记录，反而多样奔放，因此也总是悦耳动听。
你们或许注意到我避免使用“诗歌”一词，关于这一点的文学批评界早已对立起来，分歧的解决遥遥无期。惠特曼究竟是不是诗人？《雅歌》（非所罗门版）、《约伯记》以及旧约中的《诗篇》——收录于我们钦定版圣经中的所有这些是否都是诗歌？如果你们想知道我的看法，那么我会回答你们“是的”；并且我确信，“是的，它们都是诗歌”。但是真正在这个领域，尽管无数伟人已经为此奋战——西德尼、雪莱、柯勒律治（我是随意列举）、约翰逊、华兹华斯、施莱格尔兄弟[12]、亚里士多德及其翻译特文宁、高乃依、歌德、沃顿、惠特利[13]、赫兹里特[14]、爱默生、黑格尔、格梅雷[15]——但我们的轮轴愈发灼热，那么就让我们就此刹住：因为在实践中，争议其实非常少：毕竟文学是一门艺术，对待科学定义有如詹姆斯·史蒂芬所建议的那样：从它们身上它找到不能作为的，并前去有所作为。
打个比方，我在英格兰西部穿行时，途径架在德文郡与康沃尔交界处一条溪流上的桥。这两个郡各自美丽，与众不同：然而，我走过小溪时什么也没发生，在一两英里、甚至十英里的路途中我都没有感知任何变化。我迟早会发现景色的变化，我会突然惊觉周身地貌特征的改变，但这种惊觉究竟在道路的何处会发生，需要多少次微妙印象的累加才能形成推测和信念，没有人能说得清。诗歌和散文也是如此。它们是不同的领域，但它们之间仍有被德·昆西[16]、惠特曼、福尔特[17]或马里内蒂[18]等人占据着的值得商榷的地带。我规劝各位初学者据守其中一方的前沿阵地，切记两者之间有足够的空间，并牢记塔波尔[19]的教训。
而如果我们限制在“韵文”与“散文”，划分界限便容易许多。韵文是以节奏严格的韵律记录下值得记录的表达；散文是不限韵律、以松散多样的节奏记录下难忘的演讲，这种松散多样发展到无需刻意用规则去约束，直到近来才有所变化。对我而言，我怀疑它们是否会最终沦为规则；在仔细品读过圣茨伯里教授的新作《英语散文节奏史》之后，我消除了疑惑。我将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因为它能够清扫理解的障碍。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如此清晰地解释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散文作家试图在散文领域所做的事：并且，这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文集——或者正如他所说的“丰富生动的示例”。但工作仍待开拓。追求实用的指导——对我们现在的目标有帮助——我要首先指出，他以一种方式精读的段落可以轻易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当他完成了一个任务，可以自豪地跟华兹华斯说——“我将其左右丈量，两韵脚宽，三韵脚长。”
我们仍有一种（在大师的陪伴下）从同一扇门进出的感觉；在经过努力尝试后，我仍然无法从他的韵脚格律中有什么收获——一长三短格节、五音节、短长长短格、四短音格等等——短长长短格无非是短长格后面接上长短格，四短音格无非是两个二短音格，即四个连续的短音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你的一个韵脚里的音节数可以是五个，不去运用任何实用的规则，那么你甚至可以使用（亚里士多德会说）无限多个音节，直到你不想标注它们为止。
我们应当尊重为研究所付诸的真正努力，尽管可能无法立即发现它的益处。尤其应当尊重塞恩斯伯里教授对英语诗歌韵律所做的出色研究。我敢说，他会毫不吝啬地反驳我的急躁，引用惠特曼：
我是运动员的教练；若他胸膛比我更宽广，则是证明了我宽广的胸膛；若他能击败师傅，便是对我所传授技艺的致敬。
他的思索或许在将来能够大有作为，然而在当下对我们所寻求的道路而言启发不多。
是时候回到我们的标杆。韵文以节奏严格的韵律写作；散文则不限韵律、节奏松散。这区别看似简单，可实际意味远比这深远。容我冒然引用弥尔顿《复乐园》第二章：
Up to a hill anon his steps he reared
From whose high top to ken the prospect round，
If cottage were in view，sheep-cote or herd；
But cottage，herd，or sheep-cote，none he saw.
沿着山坡他抬起脚步
在山顶他环视四周，
若有农舍、羊舍或羊群；
而农舍、羊群、羊舍皆不见
这几行都是韵文，显然是带着诗歌腔调的韵文；虽说这一段显然是单纯地叙述最简单的事——基督如何爬上一座小山去看山顶有何风景，但逐行逐字地仔细观察，它们与散文竟如此不同。注意倒装：“Up to a hill anon his steps he reared（沿着山坡他抬起脚步）”，“But cottage，herd，or sheep-cote，none he saw（而农舍、羊舍、羊群皆不见）”；接下来注意用词：“his steps he reared（抬起脚步）”。在散文中，我们不会抬起脚步登上歌革和玛各山，甚至都不会抬起脚步登阿尔卑斯山；亦不会到达山顶后“环视”四周，我们或许只会“默记”，或是“纵览”。连“anon”一词放在散文中也颇为棘手，尽管我刚刚故意避而不谈。再次注意重复：“if cottage were in view，sheep-cote or herd—but cottage，herd，or sheep-cote，none he saw（若有农舍、羊舍或羊群；而农舍、羊舍、羊群皆不见）”。最后比较一下，如果整段用平铺直述的散文来写作会是如何：
于是他爬上山坡，想在山顶上看看人居的迹象——羊群、羊圈，或是农舍。然而，他却什么也没看到。
但你会问：“为什么韵文和散文的措辞如此不同？为什么倒装只能用于一种文体，在另一种里就行不通？”让我用第三个问题来一起作答，我敢说你学习教科书和历史书时曾不时考虑过这个问题。书中说道，当一个民族开始创作文学时，无可避免地由艰难的韵文领域开始，事后回想起才发展至散文。可为什么人类要由难至易地发展？这并非通常的做法。例如在学滑冰时，人们不会先在冰上滑圆形，再去练习轻松简单的滑行。
答案很简单。文学（再次声明）是值得记录的表达；它将我们认为值得保存的这些想法或行为的记录，封存在字里行间。如果你想象自己是一个原始人，缺乏纸张或羊皮纸；或者没那么原始吧，你一贫如洗，羊皮纸和墨水的价格会让你望而却步；你有两种方式可行。要么在树木或石头上刻下你的话语（过程艰辛），也可以将其牢牢铭记，用大脑随身携带，后者是更为便利实惠的选择。举个例子，在等待税吏来征税时，你发现了解当月的天数很有用。但随后，每次计算时你都要跑到部落的树或岩石去，你会觉得麻烦无比，浪费时间；于是你发明了一个公式，并将公式打造成韵文，不过因为诗句中的口头禅、头韵、音节的节拍、韵律（随你的部落怎么创作）是能让你牢牢铭记的顺口溜，而这些都是散文不具备的特点。你不会说，“记忆，快拿出你的书写板！让我看看——一月有31天，二月有28天，三月是31天，四月是30天。”（Quick thy tablets，memory！Let me see—January has 31 days，February 28 days，March 31 days，April 30 days.）你会发明这样的诗句：
31天的是哪几个月？
九、四、六和十一月
Thirty days hath September，
April，June and November…
先生们，有人曾悄声对我说，在这所大学里，这种用韵文记忆的过程已被大胆无礼的不逊青年们运用，甚至用来记忆我们尊敬的威廉·佩利牧师所写的《基督教之证据》一书[20]。
这个，你们会说，是单纯的韵文，和诗歌之间的距离不可衡量。别急！那些说过或歌颂过更令人难忘的事件的人们——讲述英雄的事迹和族谱、瘟疫和饥荒、暗杀和越狱、氏族的游牧与征战，以及所有的“古老，不幸，悠久的事情，还有长远以前的征战”[21]的人们——他们以吟唱这些事迹营生，为了一顿晚饭，一张在厅堂的床铺，和行进至下一个权贵的旅费——他们是绅士、吟游诗人、流浪诗人、诗史咏者（随你怎么称呼），是一群专业人士，在这片小头目遍地丛生的土地上，他们急需完整的剧目，并根据特定的娱乐场合做出应变。例如，他们绝不会在赫宾家族的地盘上，奉承其世敌比林家族的实力，亦不会用图汀家族的复杂族谱让沃金家的人们（曾经居住的地方现在是火葬场）感到无聊乏味：因为这样一来便丧失了我曾在第二讲中向诸位说过的得体，即好的写作的首要原则。不仅如此，当比林家与图汀家通婚——也可以说，当比林开始含情脉脉地低语——“祝婚诗”便需要将一些篇章仓促拼凑。因此，这样高难度的任务则需要应对自如、急中生智，对于诗歌信手拈来、过目不忘，以及任何能够起到帮助的技巧。例如，以“远游者”《威德西斯》为例。他起头：
威德西斯说：他开启了自己的词汇库。
你看，也就是说他有一整堆的词汇：他必然需要这个词汇库，因为他接着说：
因此我可以讲故事，在米得家族的厅堂里，
讲述贵族的人们赐予我的丰厚礼物。
我曾与匈奴人、瑞特人和歌德人一起，
也曾与瑞典人、耶阿特人[22]、南部丹麦人一道；
还有温拉人、瓦尔纳人和维京人；
以及哥福特哈斯还有维纳戴人……
等等十几行。我敢说，这样的人一定需要所有的技巧以帮助记忆：而帮助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也能愉悦听众的耳朵。他们吟唱或和着竖琴歌颂。
先生们，这时你们应该理解了。我有意撇开了广泛的主题，舍弃了过多的细枝末节；你可以阅读、浏览，然后再次阅读，但你必须回到这一点上，即第一位和着竖琴或类似乐器、唱出自己的话语的诗人：这正是诗歌不同于散文的奥义所在。从音乐介入的那一刻起，你便开始让情绪发挥对语言的所有影响力。从这一刻起，你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最基本的语言顺序——语言的自然顺序：并且（记住这一点），尽管竖琴被取代，声音也将被记住。你可以捡起一本吉卜林的《军营民谣》，就能找到乐感的存在，即便你假装鄙视它的伴奏是班卓琴或手风琴：
福特-福特-喀布尔河的福特……
“砰，咚，咚，鼓声轰鸣；嘟－哩－嘟，笛声悠扬。”从人类引入音乐的那一刻起，他们便将韵文诗句和散文在实质上分离开来，从情感的自然基调到词语的自然顺序。你无法想象，当弥尔顿写道：
而农舍、羊群羊舍皆不见。
或者
人类第一次的反抗以及果实
结自禁忌的树
（But cottage， herd， or sheep-cote， none he saw.
or
Of man's first disobedience and the fruit
Of that forbidden tree…）
——此处你必须下来五行才能看到动词，并且发现它还是个祈使语气——不要以为他在这里玩的是调换词序、倒置语言自然秩序的把戏。因为，诚如圣保禄所言，散文有其自然顺序，韵文也有其自然顺序。散文的自然顺序是：
我出生于1632年约克城的一个善良的家庭，尽管不是来自郡内；我的父亲并非不来梅本地人，他最初在赫尔定居。——[迪福]
或者
我向殿下您坦承，我用这双眼亲眼看见神学学士威廉·伍顿，他针对您的总督的朋友（唉！他必定是在找总督帮个小忙）写下了长篇大论，以最绅士的风格，以最大程度的礼貌和文明。——[斯威夫特]
而诗歌的自然顺序是：
年复一年
季节回归，无法回归于我的是
每一日，昼夜的甜美交替，
或春天百花齐放，夏季玫瑰盛开；
或是羊群、牛群、人面等神圣的景象。
或者
而农舍羊群羊舍皆不见。
在处理诗歌或韵文时，你必须先清楚地了解这一基本区别，方可颇有收获地练习，或是带着智慧与喜悦来阅读。
注释：
[1]泰斯庇斯（Thespis，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雅典诗人、悲剧创始者。（译注）
[2]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25），古希腊作家。他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纪录下来，著成《历史》（'Ιστορíαι）一书，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译注）
[3]莎孚（Sappho，约公元前620—前565），古希腊的知名女诗人，被后代列为古希腊九大抒情诗人之一。但她的诗作多半已经散逸无存，如今徒留诗名传世。（译注）
[4]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农民诗人，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复活并丰富了苏格兰民歌，他的诗歌富有音乐性，可以歌唱。代表作品有《友谊地久天长》，《一朵红红的玫瑰》等。（译注）
[5]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德国著名抒情诗人，被称为“德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诗人以平常的词汇、普通的语句构造出思想深刻、生动优美的诗篇，以四卷《游记》（1826-27，1830-31）和《歌集》（1827）而闻名文坛。（译注）
[6]贝朗瑞（Pierre-Jean de Béranger，1780—1857），法国歌谣诗人，他把法国的歌谣创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进步诗人和诗歌都有较大的影响。代表作品有《意弗托国王》、《新命令》、《柏沙拉》、《给比利时人的劝告》、《波尼亚托夫斯基》等诗，对正义的弱小民族表示声援。（译注）
[7]摩尔（Thomas Moore，1779—1852），爱尔兰诗人、作曲家、歌者、表演者。因其作品《游吟男孩》、《夏日里最后的玫瑰》广为人知。（译注）
[8]“帕特里克·司本斯爵士”，“桑德斯文员”（Sir Patrick Spens，Clerk Saunders），查尔德收集编撰的《查尔德民谣集》（Child Ballads）中两首民谣中的人物。（译注）
[9]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译注）
[10]阿提库斯（Atticus，公元前？—前32），古罗马贵族之一、西塞罗之友，曾与西塞罗之间相互交换信件。（译注）
[11]喀提林（Catiline，约公元前108—前62），罗马的阴谋叛变者，曾计划刺杀执政官西塞罗与其他对他有敌意的元老，并做了彻底政治变革的安排，却被西塞罗发现了阴谋，行动失败。在随后的元老会议上，西塞罗当众指责了喀提林，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译注）
[12]施莱格尔兄弟（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Karl Wilhelm Friedrich Schlegel），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理论奠基人，他们以《雅典娜神殿》为阵地，阐述个性解放、艺术无目的论的浪漫主义理念。在施莱格尔兄弟的影响下，德国出现了包括诺瓦利斯（1772—1801）、蒂克（1773—1853）在内的一批早期浪漫主义诗人。（译注）
[13]惠特利（Richard Whately，1787—1863），英国修辞学家、逻辑学家，曾任爱尔兰都柏林教堂大主教。（译注）
[14]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英国文艺评论家，散文作家。曾就读于神学院。主要作品有《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论英国诗人》、《时代精神》、《论青春的不朽之感》、《席间闲谈》、《燕谈录》等。（译注）
[15]格梅雷（Francis Barton Gummere，1855—1919），美国民俗和古语言学者，研究英国诗歌和民谣。（译注）
[16]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英国著名散文家和批评家，其作品华美与瑰奇兼具，激情与疏缓并蓄，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代表性作品。被誉为“少有的英语文体大师”，代表作是《一个吸食鸦片者的自白》。（译注）
[17]福尔特（Paul Fort，1872—1960），法国诗人、象征主义运动的关键人物。出版多达三十部的诗歌集，以其大量的诗歌创作闻名。（译注）
[18]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1876—1944），意大利诗人、作家、意大利剧作家、编辑。20世纪初未来主义运动带头人。1909年发表《未来主义宣言》。他总结了未来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对陈旧思想的憎恶，尤其是对陈旧的政治与艺术传统的憎恶。（译注）
[19]塔波尔（Martin Farquhar Tupper，1810—1889），英国作家、诗人、古文物研究者，代表作品有《哲理谚语》等。（译注）
[20]《基督教之证据》（A View of the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1794），威廉·佩利牧师作品，为基督教信仰提供详尽依据，直至20世纪20年代仍然作为剑桥大学学生必读必考的书目。（译注）
[21]出自华兹华斯《孤独的割麦女》，卞之琳译版。（译注）
[22]耶阿特人，瑞典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