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只讨论失败
湘江之战后，“中央队三人集团”打出的旗帜是：讨论失败。这个旗帜是毛泽东率先打出的，很有号召力和震撼力。湘江之败后，毛泽东掌握火候、不失时机地尖锐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讨论失败，戳中了“最高三人团”，尤其是博古、李德的痛处。
大失败已使博古、李德陷入被动和束手无策。
湘江血战，也引发了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和思考。他们在回忆中鉴别和对比：为什么在井冈山时期，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在毛泽东亲自指挥或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的时候，红军愈战愈强，屡战屡胜，弱小的红军，迭挫强大的敌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尽管红军和根据地的条件比过去好得多，却尽打窝囊仗，处处被动、屡屡失败？红军为什么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漫无目标的大转移？为什么会遭到血染湘江、折损过半的惨败？
这无数的问号变成了惊叹号，直戳“左”倾领导人的脊背。
过了湘江，总参谋长刘伯承见到谭政，问被截断的两个师带过来多少人。谭政说：“400多号人。”极为震惊的刘伯承抱着谭政，声调哽咽，喃喃地说：“我们不要哭！嗯，我们不要哭！”可他的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这是全军指战员悲痛愤懑心情的一个写照。
在失败引发的回忆对比中，“最高三人团”的根基摇摇欲坠！
讨论失败，就是清算失败者的责任。彻底清算“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时刻快到了。
在失败引发的回忆对比中，毛泽东呼之欲出！毛泽东漫长的忍耐与等待即将过去，眼看就要大步走上领袖舞台。
在胜利和失败的对比中，党和红军完成了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人们认识的发展和深化，必须经历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和鉴别。光有胜利的经验还不够，还要有失败的教训。
刘伯承回忆里说：“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直到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过了湘江之后，红军的指挥权虽然仍在“三人团”手中，但“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此时，周恩来的态度举足轻重，他是否赞成“讨论失败”？
周恩来赞成讨论失败！他不怕引火烧身，他甚至鼓励“讨论失败的原因”。只是湘江惨败之后，损兵折将，军队情绪不稳，蒋介石军队又尾追得紧，红军没有喘息时机，一时顾不上开会“讨论失败”。周恩来答应稍微安定时召集会议，展开讨论。可以说，是“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直接为黎平转兵和遵义会议准备了“讨论失败”的讲台。
智取遵义城
乌江又称黔江，是贵州的第一道大河，从西南贯通流向东部，把整个贵州隔成两半。号称贵州第二大城的遵义，就位于乌江以北。
周恩来、朱德因忙于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准备，委托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红二师强渡乌江，攻占遵义。
1月3日，二师四团在耿飚团长、杨成武政委的率领下，强渡成功，突破黔军江防司令林秀生3个团的防线，控制了渡口。
猪场是黔军江防司令部所在地。红二师主力在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的率领下，乘渡江胜利的余威于当晚占领猪场，林秀生率残部逃往遵义。
二师派六团为攻取遵义的先头团，师主力随后跟进。六团在刘伯承的率领下出发了。大雨给部队行军增加了困难，但也麻痹了敌人。深溪水的敌人以为大雨之夜不会有情况，尽情打起了麻将、牌九，午夜过后才放胆入睡。睡兴正浓，不料红军突然打进了镇子。许多敌兵被枪声惊醒，来不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敌营营长企图逃窜被打死了。红六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插到了遵义近郊。
六团决定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刘伯承，刘伯承听了非常赞同：“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来。”很快，第一营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20多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军的服装，让那被俘的连长和十几个士兵走在最前面带路。乘着夜色，队伍顺利地到达遵义城门口。城楼上的黔军哨兵尽管盘问得十分细致，因为有俘虏答话，所以守门的士兵毫无戒备地打开了城门。红军战士一拥而入，一下子把城楼上的敌人收拾掉了。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像潮水和疾风一般向城内冲去。敌人也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早已失去抵抗能力，一部被俘，一部从北门逃走。驻守遵义的黔军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几天前就已闻风逃走了。
博古、李德四面楚歌
1935年1月15日黄昏，从贵州遵义新城古寺巷一幢建筑精致的两层洋楼里走出了三个人，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带着自信，带着要战斗的激情，他们来到了黔军旅长柏辉章的公馆。这里将要举行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遵义会议。
关于遵义会议，毛泽东本人多次讲到，像他亲自指挥了千百次作战一样，他一生亲自参加了不知多少次会议，但他最难以忘怀的，是这次使党和红军的命运以及他本人的命运发生根本性转折的遵义会议。[2]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上接连失利做了些检讨，但主要是强调客观原因，强调敌人的强大，作为不能在中央根据地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在他做报告时，毛泽东不时在卡片上记着什么，张闻天等人在认真听，不时微皱眉头，李德坐在门口，听着伍修权的翻译，脸上显不出什么表情，会场气氛虽比较平静，但却给人透不过气的感觉。
接着，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开始做报告。他着重谈了军事问题，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应负主要责任。这一报告又称副报告，与博古的主报告有明显不同的倾向，这一点李德感觉到了。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指出，“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
博古听了周恩来的报告，隐隐感到不安。他察觉周恩来的总结，似乎对军事上的错误主观方面讲得多了一点，客观分析不够。这样，是否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使军内怀疑起四中全会的路线来，从而涣散军心，对前途悲观失望。他为此有些担心，同时感到周恩来报告中所讲的，很多地方赞同了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的观点，他觉得周恩来近来思想上起了变化，这变化还有点儿快哩！他不大理解，同时也不大接受。
周恩来的“副报告”讲完后，博古提议与会者对“主报告”、“副报告”加以讨论。
博古话音刚落，张闻天就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提纲，很有条理、很有系统地讲起来了。张闻天开篇即称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的发言一下子震动了会场，尤其超出博古的预料。博古脸上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紧张与不安。毛泽东和王稼祥却十分平静地听着。
张闻天指出，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归之为敌人力量的强大、人民力量的薄弱，这样必然会得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取胜的机会主义结论，而事实上，“左”倾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他还批评博古拱手让权于李德，破坏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的错误。
张闻天的发言与博古的发言针锋相对，一下子将博古、李德推向了审判席。因而，毛泽东在后来曾称张闻天的报告是“反报告”，而张闻天“反报告”的提纲，则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的集体创作，且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
张闻天发言结束后，毛泽东接着发言。他主要分析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概括性地总结指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10万，而红军只有4万，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20万，红军4万，是5∶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30万，红军3万，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仍然是10∶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1，而我们为什么失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
毛泽东说：“关于华夫同志的工作，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华夫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休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画，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
凭着一种直感，李德感到毛泽东可能在指责他，于是眼珠瞪得圆圆的。他用俄语问伍修权，毛泽东在讲些什么？伍修权翻译后，他将手中的雪茄朝过道外一掷，站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说：“你这是报复，报复！过去，我批评过你，今天，你趁机会找我算账。”
毛泽东没有理会他，只是付之一笑：“有意见好好说嘛，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嘛。”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毛泽东身上，感到他的发言有根有据，有说服力，这才是真知灼见哩！接下来表态的是王稼祥。他躺在细心的周恩来为他特备的躺椅里，屏声静气地听毛泽东发言。毛泽东话音刚落，他就激动地手撑着扶手要站起来。周恩来示意他“坐在椅子上慢慢说”。
王稼祥还是坐直了身子，一只手轻轻按住腹部的伤口，忍着疼痛大声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归咎于客观，客观原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他最后提出：“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
做过“反报告”的张闻天，对毛泽东的定调报告简洁地表明态度：“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成理，顺理成章。他对指挥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很欣赏，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接着他直奔主题：“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还是毛主席行。”因此他建议，必须让毛泽东出来领导！
张闻天雄踞中共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的高位，是当时博古、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他的表态自然是极有分量的。会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乐观地对同志们说：“我们的党经过艰苦曲折的过程，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我们就能够战胜长征路上的危难。”
历史也记住了张闻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对他给予高度评价，说他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
对毛泽东的发言“给予关键性的赞同”的，还有朱德。他对李德的错误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批判：“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他一改过去宽厚慈祥的神态，声色俱厉地严正指出：“如不改变军事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他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
朱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他的突出地位和在红军中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使他在遵义会议的态度也是一言九鼎的。他与毛泽东从井冈山开始就建立了“朱毛”式的革命友谊。无怪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要打倒朱德，毛泽东曾充满深情地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三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做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军事的发言。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遵义会议已经开始后才赶到遵义。毛泽东当天下午就接见了他，介绍了博古、周恩来、洛甫的报告。李卓然汇报了两个多月来五军团的情况，说指挥员们怨声载道，有的骂娘，责怪中央领导不力。毛泽东笑笑说：“怨声载道啰，对领导不满意啦？”李卓然回答说：“是的。”毛泽东叮咛他：“那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好不好？”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李卓然发了言，用实际事例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恶果，反映了五军团指战员要求改变领导的愿望。
林彪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他在湘江战役和第一军团遭受损失之后，就开始公开批评这两个人了。
接着的发言就更加热烈了，再没有什么长篇大论，几乎全是火药味很冲的短兵相接。
聂荣臻紧接着说：“毛泽东指出华夫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位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