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才七岁，但当时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泰太[1]撩起上衣，露出肚子，肚子很大，压在她肥硕的大腿上。她金黄色的肌肤很是柔软，每当她抱住我亲吻的时候，我觉得她整个身体就像一个装满热水的大塑料袋。她的牙齿快掉光了，可她总是喜欢咧开嘴露出笑容。泰太得了关节炎，指关节粗大，那棕黄色的手指像干枯的树枝一般僵硬，只有在做“阿筋”—我们叫作面团的东西时，才觉得她的手指能活动。当时她就用这双手托着她的肚子给我看她肚皮上的十一道疤痕。那些疤就在肚脐下面，像铁轨一样伸向四面八方。她指着其中一条，用阿拉伯语说：“这是你父亲贾布里勒。”指着另外一条说：“这是你大伯艾胡德。”然后一条，一条，又一条，如数家珍般说出另外三个儿子的名字：“奥萨马、易卜拉欣，还有最小的阿里。”接着，泰太指着另外两条疤说：“这是两个女儿，阿米娜和雅思明……”报出属于第三个女儿的那道疤之前，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说：“这是玛利安。”当指着最后三道疤的时候，祖母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仅有的那几颗牙齿仿佛要从嘴里掉出来。“这是费拉兹、哈利勒和沙赫拉扎特……离开黎巴嫩之前，他们就死了。”
泰太的孩子们大都和她一起生活，住在祖父留下的房子里。祖父名叫巴尼·亚当。父亲每天都提醒我这房子是祖父的，他会说：“我们是‘巴特亚当’。”意思是“我们是亚当家的。”我家的房子在亚历山德里亚。因为我们是阿拉伯人，有时候，大伙儿就以为我说的是埃及那个亚历山德里亚，实际上是悉尼内西区郊外那个亚历山德里亚。我家房子没有独立的山墙，两侧的墙都是和邻居家共用的。在亚历山德里亚，这种结构的房子很普遍。那是位于科普兰街的一幢二层黄砖小楼，马路对面是亚历山德里亚公园和亚历山德里亚椭圆形的运动场，右手边是个发廊，店主是个澳洲白人，名叫查克。顺着那条路往前走一分钟，就是厄斯金威尔车站，房子后面不远处是亚历山德里亚公立学校，我就在那儿上学。
我和兄弟姐妹不可以自己去上学，得等爸爸妈妈接送，有时要等上好几个小时。我们也不能自己去百米开外的街角商店。那个商店的老板沙迪和丽玛是亚历山德里亚除我家之外仅有的阿拉伯人，但和我们不是同一个部族，他们是基督徒。可是在这个地方，能有几个阿拉伯老乡就不错了。举目四顾，他们是和我们关系最近的人。我有一次问爸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去那个商店，他说：“要是别人把你弄走，你知道会怎么样吗？他们会玩你的屁屁。”我当时听了这话，哈哈大笑。
我家房子外面有一排黄砖围墙，进屋子得穿过一扇锈迹斑斑的大门。大门刷成暗橙色，跟普通房门一样高。进了大门只要走上两三步就到了前门。房门是用旧木板做成的，很薄，刷了层褐色的漆。打开门就可以看到过道右手边爸妈的房间。他们不在屋里的时候，我不能进去。爸爸说随便进入父母的房间是没有礼貌的。有时候，爸爸下午会在屋里小睡一会儿，我就进去，在他身边躺下，但是根本睡不着。阳光从床头上边的窗子照射进来，太亮了。我只好躺在那儿，盯着眼前一字排开的三只旧衣柜看。我一直以为它们是纯实木做的，结果却发现柜角那有贴皮开始卷翘。有一次爸爸睡着了，我就悄悄爬过去，剥开那层塑料贴皮，刚好看得见下面是什么玩意儿，原来都是木头渣子，让我想起玉米片。那衣柜的门把手也不是什么真材实料，之前我一直以为那是黄金做的，结果发现那层金色也开始脱落。衣柜里面放满妈妈的衣服，还有爸爸的几件衬衣和几条裤子。衣柜上面放着爸爸的《古兰经》。有时夜里我害怕，爸爸就把《古兰经》放在枕头下面保佑我。《古兰经》特别厚，我躺下之后，脑袋比别的兄弟姐妹都高，每次醒来脖子都又酸又痛。
走廊左边是我叔叔阿里的房子，他是爸爸最小的弟弟，是我们家族里长得最高大的人，身长肩阔。他房间外面的走廊里挂着猫王埃尔维斯穿着衣服的写真照片。我觉得阿里叔叔长得就像猫王。他黑色的头发总是向后梳拢，大下巴上现出憨厚的笑容。他的肤色也和猫王一样。我总说那是褐色，这时我爸爸就会更正说：“那是橄榄色。”他还解释说：“因为猫王长得就像个阿拉伯小子。”当然，随便进入阿里叔叔的房间也是不礼貌的，可是有时候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偷偷溜进去。那是这座房子里最好的房间，因为阿里叔叔不必与任何人合住。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和一个窄窄的衣柜。屋中央非常宽敞，刚好可以让我摆开乐高积木在那儿玩上几个钟头。房间还有一扇大窗，从窗口望出去就是亚历山德里亚公园，视线开阔，没有任何遮挡。街上的阳光透过窗子直射进来，亮堂堂的。天冷的时候我溜进阿里叔叔的房间，躺在地板上，让阳光照着脸庞。暖和起来的时候就开始想象：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这里。我属于沙漠，属于沙土，属于骆驼。这时，阿里叔叔就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啦啦啦，出去！出去！”他会这么说。
阿里叔叔只有一次允许我进入他的房间。那是一个晚上，他说，我们家院子里有UFO。它们像奇怪的影子，在天空中不停地旋转，什么都挡不住它们，无论云彩、月亮，还是星星。它们的速度比我见过的任何飞机或者汽车都快。阿里叔叔让我藏在他的床下面。我在那儿躲了整整一夜，却只看到他的书桌腿，还有他放在桌腿间生了锈的金属哑铃。第二天我又看到那些影子，就问爸爸。爸爸听了，哈哈大笑。他说那是展览场地那边投射过来的灯光。那天，出于安全，我又躲藏在阿里叔叔的床下，可是这回却被阿里赶了出来。阿里叔叔当年只有二十二岁。那时候，我还不被允许憎恨任何人，可是我觉得我恨他，他总拿我寻开心。
有一次，他把我带到马路对面的公园里，然后就悄悄躲藏在一棵树的后面。一直到我大哭起来，他才走出来表明我不是一个人。起初，他咧着嘴，脸上露出猫王一般的笑容，后来竟然哈哈大笑起来。阿里叔叔告诉我，为什么尽管公园就在马路对面，我们也不可以自己去那里玩耍。因为从我站的地方望去，我家的房子看起来很远。
阿里叔叔的房间，还有妈妈和爸爸的房间都很小。从这儿再向前走几步，走廊尽头就是我们的房间。我的哥哥和两个妹妹，有时候还有堂兄妹都住在这里。卧室左边的角落里有一扇狭长的窗子，靠墙放着两张床——就像我家的房子两侧靠着邻居的墙一样。我们房间唯一的“空地儿”就是门口，其余的地方全都塞满了旧衣柜。可是我们总能找到玩耍的地方。我和哥哥站在床的高处互相飞身踢向对方，我和姐妹们在床底下玩“过家家”。通向所有卧室的门都和前门一样，是旧胶合板做成的，涂成蓝色。阿里叔叔说这些门使房子看起来特别“卡通”。我们的房门和父母的房门之间挂着猫王埃尔维斯的挂毯。他身穿白色西装，手握麦克风。我们全家谁都没有谈论过猫王或者听过他唱的歌，所以我真搞不懂为什么把他挂在那里，我猜想大概因为他长得像阿里叔叔吧。
起居室在走廊的一头。右边有个吧台，我们把它当成仓库，存放一罐罐的橄榄、腌菜还有一种叫作“尚力士”的发霉的奶酪。泰太一个人准备这些东西。那时候，她光着脚坐在房前的奶箱上，周围是一箱箱的黄瓜、橄榄、大白菜和一个个的空罐子。有时候我和妹妹尤切维德也在外面陪她。我们坐在一块床单上，身边散落着一大片橄榄。我们用杵使劲敲打橄榄，直到把果皮拍松，然后递给泰太。一罐装满了，就把它抬到吧台里，和其他东西存放在一起，这一放就是几个月。
我和哥哥妹妹，还有堂兄妹们坐在起居室那边的皮质吧台上拍过一些照片。长大后才知道，那个吧台本来是应该存放酒的，就像街头酒吧里真正的吧台一样。我们部族的人是不应该喝酒的。
起居室的墙是砖结构的，跟房子外面的砖墙一样。靠墙一排摆放着三套不同的沙发。沙发面料是色彩柔和的条纹图案。这些沙发一直就在那儿放着。我不记得它们崭新时候的样子——一定是爸妈从街上捡回来的。“亚当之家”现在属于祖母，但是在这座房子里她却没有一间自己的卧室。她睡在沙发上。我半夜醒来撒尿的时候，总要从熟睡的祖母身边经过。她像示巴女王毕勒吉斯[2]为了塑像而摆造型一样侧身躺着，身体随着深深地呼气、吸气上下起伏。
每个沙发扶手上都铺着一块白色的装饰布，一滑落下来妈妈就马上再摆放好。这些白布是这座房子里唯一看上去崭新的东西，因为妈妈每天都洗。真不明白为什么要铺这些玩意儿，我一直以为就是为了吃完肯德基炸鸡后擦手用的。可是，你真要拿它们擦手，就惹麻烦了。“我刚刚洗过！”妈妈会大喊。我想问为什么？你为什么洗？但是我心疼妈妈，就没有问。她对我说，小时候刚满九岁，她父亲就逼她离开学校，所以她只学会了做饭、洗衣服。后来，爸爸出现了，要讨她当老婆，妈妈拒绝了。“我要找个强壮的男人。”她对她父亲说。外公听了，咯咯咯地笑起来，说：“这个男人要是打你，他能把你打飞了。”
起居室放吧台的那个角落里有个木质橱柜，里面放着一台旧电视。对面是一些折叠椅。爸爸周末在市场卖二手货，所以很容易就弄到了这些椅子。他的仓库里有一堆一堆的旧家什。这些椅子堵住了过道，所以一进门就要把身子像钩子一样弯向电视。沙发之间的小咖啡桌上摆放着花瓶。每个花瓶都是心形或者天鹅的形状，里面装着塑料花。每个咖啡桌上都有三个烟灰缸，有些烟灰缸上还装饰着镀金的阿拉伯文。我喜欢在沙发和咖啡桌之间、桌子底下、沙发后面爬来爬去。家里蟑螂和老鼠成灾，爸爸妈妈和叔叔下了鼠夹和毒药，所以有时候我能在那儿找到些死老鼠或者死蟑螂。我把他们收集起来，因为我想成为科学家。科学家就是这么做的。一周又一周，我能找到的老鼠越来越少，看来鼠夹起作用了。可是毒药却没能杀死蟑螂——它们只不过都跑到厨房去了。上周我正准备做一碗玉米片，刚倒出牛奶，一只拇指般大小的蟑螂就爬出来，冲向玉米片。
起居室的黄砖墙上挂了一溜画和照片。中间那张最醒目的画是一幅镶了镜框的中东织锦。它的色彩跟黄砖很协调，是用金褐色的织物织成的，使人想起家乡的沙土。织锦描绘了沙漠里骑在骆驼背上的贝都因人和一个喂小毛驴的妇女。织锦旁边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照。照片上的爸爸没有山羊胡子，这在我看来有点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没留山羊胡子的样子。照片上的他看起来像年轻时的美国演员西尔韦斯特·史泰龙，大鼻子、高颧骨，黑色的卷发。照片上的妈妈胖乎乎的，比现在胖多了。她浓妆艳抹，睫毛膏刷得又黑又浓，黑色面纱从头顶掠向脑后。他们说，当时为了看上去高些，她站在了两本电话簿上，白色婚纱刚好能遮住那两本书。爸爸妈妈见面没几周就结婚了。那时，爸爸二十一岁，很年轻；妈妈也是二十一岁，可看上去年纪挺大。他们结婚几周以后就怀上了比拉勒，一生下比拉勒就怀上了我，一生下我就又怀了个女孩。他们给她取了祖母的名字——尤切维德。第四个孩子叫璐璐，是三年后出生的。所以，我琢磨他们原本一定是希望先生个儿子，再生个女儿，然后再慢慢来。这一切完全是我自己瞎琢磨出来的，后来爸爸的话证明确实如此。他说：“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日子就是你哥哥出生那天，这辈子第二开心的日子就是你妹妹出生那天。”
起居室里还有另外两幅照片。一幅挂在吧台那儿的墙上，是祖母尤切维德和祖父巴尼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人工合成的，本来他们俩没有合影，有人把他们各自的影像从两张不同的照片上剪下来拼在一起，配以白色背景复制而成的。这张照片看起来有点古怪，因为祖父在原来的照片中斜靠着一张桌子。照那张相时祖父母还在黎巴嫩。想当年，他们和十一个孩子睡在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我们有的人要睡厨房，”父亲说，“就看你的运气怎样了。”十一个孩子中，有三个都只是得了小病却因为没钱医治而死在黎巴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祖父母带着剩下的八个孩子移民到了澳大利亚。祖父先来，足足攒了两年钱才把全家都带过来。然而，一年以后，就在他和家人一起坐在起居室聊天时，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了。他是部族里第一个死在澳大利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