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词比“文明”一词的使用更不严谨了。它究竟指什么？它是指一个建立在民权观念之上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暴力、武备、军阀统治、骚乱与独裁，让位于制定法律的议会，以及可以长久维护法律的公正的独立法庭。这才是“文明”——在此沃土上才会源源生出自由、舒适和文化。当文明统治国家，芸芸众生得享阔大安定之生活。我们珍惜过去的传统，前贤的遗赠正是人人安居乐业的财富。
——温斯顿·丘吉尔，1938
自由，与生俱来、不可移易之权利，人的荣誉与尊严，公众的伟大与荣耀，普世的个人幸福。在英国普通法，这人类艺术不朽杰作中，自由得到了最精妙而成功的体现。
——约翰·亚当斯，1763
我四岁那年，家里的农场闯进了一伙暴徒。农场还有个后门，一条小路通向山里。妈妈牵着我逃出来，对我说：“我们来玩游戏吧！要想回来，一定得悄悄地……”
我爹很沉着，他要对农场上的伙计们负责。他说，绝不会让一伙城里来的混混把他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
我记得他当时正害着一种热带地区的白人特有的周期性传染病。他穿着睡袍，坐在那儿，用瘦的跟纸片一样的手给左轮手枪上膛。
这就是胡安·贝拉斯科将军治下的秘鲁。他发动了1968年政变，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团糟。直到最近，秘鲁才从混乱中恢复过来。在那场政变中，贝拉斯科对重要工业推行国有化，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改革法令，把所有农场都分给了他的军中好友。
不过，每当政府对民众豪取强夺，总会有反抗者站出来，拿起他们的法律武器。这跟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或者阿连德治下的智利如出一辙，见风使舵的警方自然不愿意保护个人财产。
我爹自然知道当局靠不住，他和两个农场保卫朝那伙正在前门放火想冲进来的混蛋开了枪，赶跑了他们。危险终于过去了。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走运。全国到处都有土地被抢占或没收以及矿井和渔船被强征的事发生。外方投资纷纷撤离，跨国公司召回了他们的员工，我出生时颇具规模的盎格鲁-秘鲁社区全都消失了。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震惊地发现，其实当时没有人在乎这一切。在南美，人们默默地接受了财产安全无保障、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民选政府遥遥无期的现状。你拥有的随时可能被抢走，有时甚至连一个像样的理由都不需要。政权迭换赛走马，宪法频修如变脸。
但与此同时，南美人和移居海外的人一样，从不认为这样的事情会在讲英语的国家发生。待到我长大后去英国读书，临假期再回秘鲁，我才开始逐渐意识到两国间的巨大反差。
毕竟，秘鲁名义上也是西方国家。它属于基督教文明体，其建立者视自己为启蒙运动的追随者，坚守理性、科学、民主和民权。
然而，秘鲁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总体上从未达到过像北美那样理所当然就存在的法治社会的高度。南北两块几乎同时被殖民的新大陆，活脱脱像一组对照实验。北美由英国人拓殖，他们带去了对财产权、个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的信仰。南美由伊比利亚人殖民，他们则复制了来自西班牙本土的大庄园和半封建社会。尽管在自然资源上比她的南部邻居更为贫乏，北美洲却成了全世界最理想的生活地区，吸引着数万亿怀揣自由梦想的人。与此相反，南美洲仍旧保持着近乎原始的，如哲学巨擘托马斯·霍布斯所描述的民选政府前的黑暗状态。合法统治从未来自原始的物理性暴力之外，无论这权力采取的是动员群众还是控制武力的方式。
在这截然分殊下，要否认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区别简直不可思议。不过可别误解我。我是忠实的西班牙迷。我热爱西班牙文学、历史、戏剧和音乐。我在每个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西班牙17个自治区中的16个都过得很开心。不用说，我喜爱西班牙文化。只是，待在那里越久，我就越难相信“英语世界”和“西班牙语世界”会共属一个相同的西方文明。
说到底，什么是“西方文明”？在开头的题引中，丘吉尔的言下之意究竟是什么？他所说的话中，包含了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
第一，法治原则。现代政府无权制定规则，规则存在于更高的维度，并且由独立的仲裁机构进行解释。换句话说，法律不是政府控制国家的工具，而是保证任何个体寻求救济的运行机制。
第二，个人自由。说任何想说的话的自由，和同气相求者举行集会的自由，不受阻碍地做买卖的自由，自主处置个人资产的自由，选择工作和雇主的自由，雇佣及解雇人员的自由。
第三，代议制政府。不经立法者同意，不能颁布法律，也不得征收税赋；而这些立法者应当是由民众选出并且向民众负责的人。
现在，读者不妨自问（就想想这过去一百年间吧）有多少习惯上被贴上“西方国家”标签的国家坚持了上述原则？又有多少国家到今天仍然坚定地遵循这些原则？
1999年，我当选欧洲议会议员以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在脑海中萦绕不去。欧盟建立的前提是，28个成员国属于同一个文明共同体。理论上，尽管各国文化会有差异，但所有成员都签字承诺共享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但现实并非如此。法治原则、民主政府、个人自由——构成西方文明的这三个原则，在欧洲各国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当欧盟成员国采取集体行动时，这三个原则随时都会被置于各国的政治需要之下。
布鲁塞尔的精英们只要觉得碍事，就把法治原则扔一边去了。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欧元区的救市行为明显就是违法的。《欧盟宪法条约》第125条明确规定：“联盟不得对成员国的中央政府、地区和其他公共机关，由公共法律管理的其他机构，以及公共事业部门提供担保。”这一条款不仅只是一条技术性规定，它是以德国同意停止流通马克为前提的。所以，安格拉·默克尔说：“在这个条约下，我们不能做任何救市行为。”
但是，当大家发现，如果没有现金注入欧元就将不保之后，条约的条条款款立刻被抛在了一边。时任法国财长、现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加油打气，说：“我们违反了所有规定，因为我们要关闭银行，采取行动拯救欧元区。《里斯本条约》是很明确，但它不能救市！”
在英国人看来，这场行动不伦不类。规则已经用律师们可以使用的再清楚不过的语言明确制定出来了，但当它碍事儿的时候，条款就被“蒸发”了。当英国媒体这样报道此事件时，招来的却是诸如“岛国心态”“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死脑筋”一类冷嘲热讽。正如欧洲议会一名葡萄牙议员对我说的那样，其他人都认为，“实际效果比立法更重要”。
民主，也是一样。它被视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虽人人心向往之，却点到为止。《欧盟宪法条约》，后来叫《里斯本条约》，在各国全民公投中不断遭到否决：2005年，55%的法国人和62%的荷兰人否决了它；2008年，53%的爱尔兰人又投了反对票。欧洲的回应则是置之不理，继续推行条约，并且抱怨英语国家不懂欧洲。
至于个人应当尽可能自由而不受国家的强迫这个想法，则被认为彻头彻尾的盎格鲁圈的固执己见。欧盟不断将权力伸向新的领域：立法决定我们可以购买哪种维生素，银行需持有多少保证金，我们何时上下班，草药疗法该怎么规范……每当此时，我就问“到底有啥特殊问题需要制定新规定来解决？”；而得到的回答总是“以前的老欧洲不管啊！”似乎凡事缺乏规制就等于反自然，虽然那可能恰恰是事情本该有的自然状态。在欧洲大陆，“尚未规制”和“非法”这两个词的含义比在使用英语立法的地区更为接近。
这些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地方，在欧洲被统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这一称号并非基于种族，而是依据文化。当法国人说“les anglo-saxons”或者西班牙人说“los anglosajones”时，他们指的不是塞尔迪克、奥斯温和艾塞斯坦[1]的后裔，而是说英语并认同小政府的人，无论他们身处旧金山、斯莱哥或者新加坡。
在欧洲大陆的许多评论者看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语国家的人构成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体，他们最大的特点是都信奉自由市场。对一些美国读者来说，这点可能有些意外。我个人感觉，美国朋友们倾向于把联合王国和其他欧洲地方视为一体，而强调其自身历史的例外之处。不过，正如我们看到，很少有其他国家的人这么看美国。1830年代早期，托克维尔访问美国。他常被引为美国例外论的见证人。不过，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页，他指出，该书的主题之一，即英语国家为新大陆带去了他们独特的政治文化观念，并在新大陆生根发芽，这一过程完全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他写道：“美国人是自治的英国人。”这句话尝被引用，但肯定没有广泛传播。
过去一百年的国际冲突中，这片自由大陆三度捍卫了自己的价值观。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冷战中，将个人置于国家权力之上的国家战胜了与此相反的国家。在这三次冲突中，有多少国家一直坚定地站在自由一方？这份名单很短，但其中包括了绝大多数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民主国家。
读者可能会有异议：这样站队会不会只是简单粗暴地按民族和语言加以分类？！因为联合王国身陷战火，世界上所有说英语的国家自然同情他们的母国。这诚然是部分解释。1939年9月3日英国宣战几个小时后，新西兰工党总理迈克尔·约瑟夫·萨瓦奇在病床上说，“怀着对过往的感激和对未来的信心，我们毫无畏惧地和不列颠站在一起。她走向哪里，我们跟向哪里；她站在何处，我们站在何处”。每当我想起这个情景，总会禁不住热泪盈眶。但这不是全部解释。读者可以看看二战纪念碑在欧洲本土以外的分布，算一算志愿者的数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西兰总共动员21.5万人，南非41万，澳大利亚99.5万，加拿大106万，印度240万，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自愿入伍的。
是什么力量召唤着这些年轻人跨过半个地球，就像一战中召唤他们的父辈一样，去为一个他们可能从未亲眼见过的国家而战？仅仅是血缘和语言上的联系？！这两次世界大战难道仅仅是一场种族冲突、放大版本的南斯拉夫分裂或者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屠杀？！
这一切既不取决于政府动员士兵上战场，也不取决于人们立刻响应了征召。士兵们很少沉溺于感情用事。但在他们的日记和通信中，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种坚定的斗志，即他们正在为捍卫一种优于敌人的生活方式而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们都相信，他们是在“为自由而战”，正如那个时代的口号一样。
1915年，激进报纸《西印度》是这样写的：“大部分西印度人是奴隶的后代，今天，他们正与母国的兄弟们并肩为人类自由而战。”同年，军士长官海勒姆·辛格在法国北部湿冷的战壕中写信给他的印度家人，信中说：“我们必须荣耀那给过我们盐的人，我们的政治制度优良而高尚。”
还有一位毛利人首领，他在1918年回忆起在德国殖民地的族人时说，“我们了解萨摩亚人，他们是我们的亲戚。我们了解在德国的东非和西非人，我们也知道赫雷罗人是怎么灭绝的。这已经够了。78年以来，我们不是在受英国人的统治，而是将他们的治理融入到我们自己的统治中。经验告诉我们，英国政权正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永恒原则之上。”
我们通常会认为，今天的普世价值早晚有一天能获得最终胜利。然而，没有什么东西是非赢不可的。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有所不同，自由很可能会被逐回北美大陆。如果冷战采取的是不同的方式，那么两大阵营有可能同归于尽。实打实地说，西方的胜利正是“英语民族”取得的一系列的军事成功。
当然，这样说话实在缺乏外交技巧，所以，作家和政治家们更乐于使用“西方”一词而不是“盎格鲁圈”。然而，“西方”究竟指的是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名称是指与纳粹德国作战的国家。在冷战持续的漫长岁月中，“西方”则指北约（NATO）成员国和他们在其他大洲的盟友。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西方”的含义迅疾又被刷新。塞缪尔·亨廷顿在1992年一次演讲及后来的论著中，把世界划分为宽泛的文化圈。他将自己的观点总结为“文明的冲突”，并且预言（就目前来看，不甚准确）各文化圈之间而非文化圈内部的冲突将会越来越激烈。亨廷顿找到的西方，起源于基督教的拉丁一支与希腊一支的分裂，而这一宗教分裂发生于1054年。按照亨廷顿的划分，“西方”是由那些在文化上属于天主教或新教而非东正教的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组成的。
这样的界定与西方的军事框架紧密关联。当然，就前述国家的现状看，这个大框架也处于不断变动中。现属于北约集团的一些国家就在依然鲜活的记忆中，要么隶属于希特勒，要么听命于斯大林，或者兼从两者。事实上，在英语为母语的世界之外，数一数那些历史上持续拥有代议制政府和法治下自由的国家，这个数字少到可怜，扒着指头算也不过就是瑞士、荷兰以及北欧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