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自由的传播与盎格鲁圈兴起的过程视为一体，这一观点一度毫无争议。宗教改革后，很多讲英语者将他们文明的优越视为天意所助。他们的文明就是要建一个新以色列，一个被上帝选中、受命要给世界带来自由的国家。《统治吧，不列颠尼亚！》[4]不愧为英国人自由的赞美诗：“当不列颠在世界之初，由造物主安置于蔚蓝大海之上的时候……”这首歌我们齐声高唱过太多次，以至于停下来细想得少，而同样的信念，以一种更强烈的形式，激励了第一批北美人。
宗教激情与日俱损，但对天职的信守依然笃定。英美历史学家找到了他们的先辈在走向现代化和伟大之路上的串串脚印：普通法的形成、《大宪章》、《大谏章》、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美国宪法》、技术革命、废除奴隶制。
20世纪以降，鼓吹英美历史的爱国主义观渐趋过时，马克思主义、反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开始流行，编年史学登上舞台。那些为盎格鲁-美利坚政治里程碑大唱赞歌的历史学家成了众矢之的，他们被斥为文化傲慢主义者，关起门来给自己道喜。最倒霉的是，他们过时了，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据说，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在历史事件中发现了规律，而事件本身的参与者却没看出有什么意义。充满爱国情怀的历史学家们与好辩的批评家们总是倾向于将重大历史危机视为通向人类文明高峰的台阶，而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黄金时代。
1931年，剑桥教授赫伯特·巴特菲尔德[5]出版了《辉格党式的历史解释》，这大概是迄今为止历史编纂学领域影响最大的一本专著。他在书中指出，辉格党人在探讨过去时，犯了目的论的错误。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所有运动都指向了一个既定的目的。事实上，那些重大事件的演员们的动机往往与当代观众为他们叫好的理由截然不同。持目的论的作者们把历史写成了一幕将历史人物区分为好人和坏人的讽刺剧。好人就是那些支持辉格党和自由政策（如扩大选举权、普及公民权等）的人；而坏人当然是阻碍这一进步进程的家伙。就像巴特菲尔德所说的，“以今人的眼光来审视过去，正是一切错误之源，必然会陷入历史的诡辩。这也是我们说‘非历史的’的要害所在”。
巴特菲尔德的批评一语中的，他的书彻底地改变了英国历史的书写方式。举例而言，历史学者终于开始意识到，王权的反对者捍卫他们所信奉的古代宪法、反对现代化了的司法，这是保守而非进步。
然而，辉格党式的历史解释并不因其缺陷而减损它的正确性。辉格党历史学家们高度评价的重大事件——《大宪章》运动、宗教改革、《权利请愿书》、费城制宪会议，即使在当代人眼里，其伟大意义也不减丝毫。并且，如果说，在史学家们的观点与其后代观点基本一致的基础上，给历史人物贴上“好人坏人”的标签，是一种时代错误的话，那么，要想写出有意义的历史而又不带任何价值判断，同样是不可能的。
辉格党历史学者们窥见了重要的真相。现代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印证了他们的观点：宪法保障的自由早在诺曼底时代之前的英格兰就已扎下了根。他们视（英国）例外论为自然而然的事，而大多数20世纪的史学家们因为担心会背上“优越论者”或者“种族主义者”的罪名而对此噤声不言，事实却已证明了这一观点。顺着辉格党历史学者的眼光，甚至还能辨识出英语民族内长期存在的两大派系：一派忠于例外论所坚持的价值观，另一派则紧盯着盎格鲁圈以外的世界更趋向于集权的模式。要是给这两派分别贴上“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标签，毫无疑问，又该被嘲笑为时间错乱了；但其实，这种干脆利落的做法也颇能说明问题。
说起来，这样的归类并非辉格党历史学者的发明创造，他们所记录的那些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对此早有体认。托马斯·杰斐逊以他鲜明的党派风格作出了解释：
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区别，深藏于人的本性。人往往是弱则怠，富愈贪，因此难免将维护安全与获得保障寄托在强大的执行部门身上。而人若健康，坚定，正直，对自己的体质和品格充满自信，那么，他会将大部分权力握在自己手中，除非为政府正当的、必须的要求，才愿意舍弃部分。这样的区别始终潜藏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
对杰斐逊和他的追随者而言，一个辉格党人不仅仅追求男子汉气概、独立自主、共和精神，他还具有与英国古老事业紧密相连的独特身份。1775年间发行的一本广为流传的小册子，把爱国者的行为定义为遵守“从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到当时的辉格党人的原则”。
这些原则究竟有哪些？小册子简单明了地开列出了清单：制定法律的人必须直接从选票箱中产生并对之负责；行政部门受立法机关制约；没有公众同意且法律授权，不得征税；人人免于任意处罚，个人财产不得充公；决策的制定必须尽可能为受此影响的民众考虑；权力必须分散；没有人，甚至包括国王，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财产安全受保障；争议必须由独立的地方法官裁决；保护言论、宗教、集会自由。
不论在英国还是美国，支持上述原则的人有理由把自己叫作“爱国者”。他们发现的问题，后代们浑然不觉：为他们所珍视的自由，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英语世界的范围内，而本国国内的反对者们则一心想把政制拉入更趋于专制的国外模式中去。
反对派们节节胜利，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英语民族在形成并且输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政府制度后，却在他们自己的成就面前变得畏首畏尾。
不列颠的智识精英将盎格鲁圈的价值视为融入欧洲政治一体化的绊脚石。他们的澳大利亚盟友则认为盎格鲁价值是本国返回亚洲政策的离心力。在美国，尤其是本届政府看来，盎格鲁圈意识形态只不过是那些欧洲男性“白死人”留下的遗产，是殖民主义者一场不愿醒来的宿醉。在每一个讲英语的国家，多元文化格局使得学校不敢再教导小孩他们是单一政治遗产的继承人。
到如今，绝大多数盎格鲁圈国家正在逐步抛弃“辉格党在光荣革命之前的原则”：法律的出台已经无需国会通过，只要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即可办到；征税也可不经民众同意，银行救市即可暗度陈仓；本地、省和国家层级的权力换届现在只在首都便完成了；过去由竞选产生的代表被行政常设机构取而代之；政府开支高到先前的民众认为早就足以引发叛乱的程度。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盎格鲁圈的势力正在衰落，实在无需看更多。
黑格尔写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薄暮降临时悄然起飞。当太阳在盎格鲁国家联盟之上升起，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失掉的是什么。让英语民族崛起的，不是他们的基因有什么神奇特质，不是因为他们的土地丰沃多产，也不是他们的军事技术优势，而是他们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人类的福祉有赖于这些制度的存在和成功。作为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盎格鲁圈应当在本世纪继续发挥它亲和的推动力。如果没有这一推动力，未来看上去无疑会更加灰暗和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