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
——鲁迅《在钟楼上》
鲁迅是一个对世俗生活并没有多高要求的人，他衣着朴素，冬天也经常只穿一件单裤，而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袍又可以从厦门穿到上海。他对饮食的要求比穿着要高些，但也似乎以可口为主要标准，他的精力和心思主要在读书、工作和写作。但从另一个角度讲，鲁迅其实是一位对生活要求很苛刻的人。比如他一生不断迁徙，在多座城市居住，他对这些城市的观察非常敏感，有很多评判与常人的看法相类似，也有一些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意见。鲁迅其实是个并不能完全安分的人，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漂泊者，他在不断地寻觅，结果却未能找到自己理想的居住地，考察鲁迅的城市居住史，结论却是一个疑问：何处可以安然居住？
鲁迅是浙江绍兴人，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有百草园的快乐，更有“家道中落”的困顿，然后就“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他到了南京，在那里住了四年时间，上了两所学校。接着又去了日本，在东京和仙台求学。一九九年，鲁迅回国，原因是他自己曾经表述，并被定格为鲁迅第一次具有崇高感的选择，那就是弃医从文以拯救国人的灵魂。鲁迅回国后却并没有立刻投入文艺创作，他曾在杭州、绍兴任教，但这显然是属于平淡中的过渡，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一九一二年，经好友许寿裳介绍，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任命鲁迅为教育部部员。但还不到三个月，就随教育部迁往北京。在北京，他一住就是十五年，他的城市迁居史应当也是从这时开始的。此后，他在厦门、广州、上海漂移，对这些城市留下了很多令人玩味的评说。
现在，就让我们按鲁迅迁居的时间顺序分述之。
“黄色和灰色”的北京
鲁迅居住北京时间：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
住地：宣武区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八道湾、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宫门口西三条。
到北京居住其实并非鲁迅的自主选择，他是因“公务”进京的。一九一二年四月底，鲁迅同许寿裳一起从家乡绍兴出发，经上海坐船到天津，再改乘火车进入北京。五月五日刚到北京时，鲁迅对这里的印象并不好，黄沙、灰尘，让他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好地方。“途中弥见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鲁迅到北京后也没有对北京的风物有多少感触，他第二天入住宣武区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也称“山会邑馆”），当夜刚刚卧床，就遇到三四十只之多的臭虫袭扰，只好“卧桌上以避之”。到教育部上班的第一天，就感慨“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鲁迅对北京虽称不上向往，但他对北京的关注却很早就有。一九一〇年，在致好友许寿裳信时就曾问过：“北京风物何如？暇希见告。”到一九一一年，他又在致许寿裳信中，就自己“求职”的去向与许探讨，认为“京华人才多于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也就是说，他不欲来京，主要是考虑那里的人才太多，还不如到别的地方谋个职位。可命运就是如此，北京成了鲁迅除绍兴之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更是他成就人生的城市。
对鲁迅来说，北京最大的问题不是语言，不是饮食，甚至也不是北方的气候，而是空气中的灰尘。一九二九年五月，他由上海赴北京探亲，谈到北京天气时说：“我于空气中的灰尘，已不习惯，大约就如鱼之在浑水里一般，此外并无什么不舒服。”[1]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在致美国学者伊罗生信时，还不忘在信末顺便问候罗的夫人道：“姚女士好，北平的带灰土的空气，呼吸得来吗？”
对来自江南的鲁迅来说，“北平久不下雨，比之南方的梅雨天，真有‘霄壤之别’。”但他仍然认为，“北平倘不荒芜下去似乎还适于居住。”[2]
鲁迅是个很矛盾的人，他接受不了空气中的灰尘，不喜欢北方的荒芜，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个留恋江南水乡的人，北方的风景也许更能引起他内心的感应。我们知道，《野草》里有篇题为《雪》的文章，其中对“朔方的雪”，那种扬扬洒洒的状态给予了热情的描述。即使后期居住上海后，他也向友人章廷谦表达过：“但北方风景，是伟大的，倘不至于日见其荒凉，实较适于居住。”他还曾在信中就章的工作去向问题说过：“杭州和北京比起来，以气候与人情而论，是京好。但那边的学界，不知如何。”[3]人情先且不说，他竟然把北京的气候看得比杭州还好，这是出人意料的。或许是他更喜欢北方的四季分明，特别是冬天？
综合而言，在鲁迅居住过的城市里，他对北京的好感还是最强的，这首先因为他是一个爱书至上的读书人，对北京的优势感受尤深，而他离开北京并不再回去，实在是因为他对北京文坛、学界的不满和疑虑所致。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致杨霁云信中，鲁迅谈道：“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现在恐无可去之处，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在致郑振铎信中又说：“先生如离开北平，亦大可惜，因北平究为文化旧都，继古开今之事，尚大有可为者在也。”直到去世前的几个月，鲁迅在致颜黎民信中仍然认为：“我很赞成你们再在北平聚两年；我也住过十七年，很喜欢北平。现在走开了十年了，也想去看看，不过办不到，原因，我想，你们是明白的。”
鲁迅认为别人应该“明白”的原因，就是他心目中难以排释，十分厌倦，又颇为无奈的北京“学界”。“我颇欲北归，但一想到彼地‘学者’，辄又却步。”[4]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鲁迅回京探望母亲，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谈到暂住北京的感受时说：“旧友对我，都甚好，殊不似上海之专以利害为目的，故倘我们移居这里，比上海是可以较为有趣的。但看这几天的情形，则我一北来，学生必又要迫我去教书，终或招人忌恨，其结果将与先前之非离北京不可。所以，这就又费踌躇了。但若于春末来玩几天，则无害。”想要北归而又迟疑的态度一望可知。由于当年在北京时和那么多“文人学者”论战过，以至于他对整个北京的学者都有那样一种“成见”：“北平之所谓学者，所下的是抄撮功夫居多，而架子却当然高大，因为他们误解架子乃学者之必要条件也。”[5]“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6]
鲁迅想要返回北京的想法可以说从他离开时就没有断过，但始终不能做出选择，实在是害怕无法过一种自己想要的读书写作的安静生活，害怕再搅到是非之中。一九二九年，鲁迅在上海居住已有两年了，他在致李霁野信中仍然谈道：“上海到处都是商人，住得真不舒服，但北京也是畏途，现在似乎是非很多，我能否以著书生活，恐怕也是一个疑问，北返否只能将来再看了。”所以才有次年探亲回京，面对燕京大学等校的任教邀请，鲁迅不但婉拒，而且为了不让人生疑他要久住，尽早回上海去了。他对许广平说：“D.H.，我想，这些好地方，还是请他们绅士们去占有罢，咱们还是漂流几时的好。”“漂流”者，是鲁迅的基本心态。
“淡红和灰色”的厦门
鲁迅居住厦门时间：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
住地：厦门大学生物楼等处。
鲁迅是带着逃离的心情离开北京的，他选择到厦门，是好友林语堂邀他前去教书。那时的厦门当然不似今天的“特区”般发达，鲁迅是冲着厦门大学去的。对这座陌生的城市，鲁迅并没有充分的认识。滨海城市厦门，自然风光无疑是好的，鲁迅刚到，就写信给许广平说“此地背山面海，风景佳绝”。可惜鲁迅是个对自然景观不甚敏感的人：“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厦门通信·致许广平》）他致信好友许寿裳，虽然肯定了厦门的风景，别的就不满了：“此地风景极佳，但食物极劣，语言一字不懂，学生止四百人，寄宿舍中有京调及胡琴声，令人聆之气闷。”在这样的心境下，鲁迅很难对厦门有多大好感。即使是厦门无可质疑的美景，他也一样无从消受。“此地初见虽然像有趣，而其实却很单调，永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海。便是天气，也永是这样暖和；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7]不变的美景居然是另一种单调。
鲁迅虽出生江南，但“闽南”却仍然是个陌生的地方，他刚到厦门时，被当地人视为“北人”，很觉得不爽。“这里的人似乎很有点欺生，因为是闽南了，所以称我们为北人，我被称为北人，这回是第一次。”[8]
鲁迅对厦门无法适应的主要是两点，一是语言上的障碍，再者是饮食上难以习惯。到厦门两个月后，仍然“话也一句不懂，连买东西都难。又无刺戟，所以我现在思想颇活动，想走到别处去”[9]。“饭菜可真有点难吃，厦门人似乎不大能做菜也。饭中有沙，其色白，视之莫辨，必吃而后知之。”[10]居住厦门的孤独感是那样强烈，以至于对厦门的印象也有点偏颇：“我想厦门的气候，水土，似乎于居民都不宜，我所见的本地人，胖子很少，十之九都黄瘦，女性也很少有丰满活泼的；加以街道污秽，空地上都是坟，所以人寿保险的价格，居厦门者比别处贵。”[11]
不过，刚刚离开灰尘遍地的北京，鲁迅对厦门的环境也另有看法：“这里不下雨，不过天天有风，而风中很少灰尘，所以并不讨厌。”[12]他并不认为北京和厦门就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同是混战纷乱的中国，何方能是一片净土？“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13]
鲁迅对厦门的印象中，明显带有心绪不宁的原因，因为他是带着刚刚战斗过的疲惫和对许广平的思念之情来到这里。不过，厦门的日常生活里，也有些让他感到欣慰的因素。鲁迅到厦门的第二个月，刚好赶上“双十节”，热闹的景象让他第一次有了节日的感觉。“北京的人，似乎厌恶双十似的，沉沉如死，此地这才像双十节。”“此地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老旧。”[14]还有就是，他从厦门普通人身上看到一种在“首善之区”难得一见的刚烈之气，他对此也很认同。鲁迅刚到厦门，觉得“听差”很不好，但渐渐习惯了，就另有看法：“大约看惯了北京的听差的唯唯从命的，即易觉得南方人的倔强，其实是南方的阶级观念，没有北方之深，所以便是听差，也常有平等言动，现在我和他们的感情已经好起来了，觉得并不可恶。”[15]
总之，鲁迅没有久居厦门的打算，无论从个人感觉还是要同许广平会合，他都必须另寻它途。刚到一个多月，他就表示：“至于我下半年那里去，那是不成问题的。上海，北京，我都不去，倘无别处可去，就仍在这里混半年。”[16]但究竟到哪里去，他自己也并无定论：“厦门当然难以久留，此外也无处可去，实在有些焦躁。”[17]
他最终还是决定离开厦门，应邀去广州：“此地的学校没有趣味，甚感无聊。昨日终于辞职，一周内将去广州。”“我看厦门就像个死岛，对隐士倒是合适的。”“一到广州，即先去中山大学讲课。不过，是否呆得长，尚不可知。”[18]
“深绿和深红”的广州
鲁迅居住广州时间：一九二七年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九月。
居住地：中山大学大钟楼、广州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
一九二七年一月，鲁迅离开厦门，坐船前往广州。那时他仍处在逃离人事险恶的心情中。船在平静的海上行进，鲁迅深有意味地向友人李小峰倾诉道：“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海上。”“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陆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海上通信》）险恶或在人心，令人思之害怕。
广州是许广平的家乡，许已早于鲁迅抵达广州，所以鲁迅离厦入穗的心情应该是好的。而且他到了广州，来到中山大学之后，学校的气氛也比他在厦门大学时要好很多。他不但在中山大学任教，而且还担任了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职务，工作上很有一番干头。他的心情可想而知要愉悦很多。然而，这种愉悦的心情并没有保持多久。与他同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也要来中山大学任教了。这让鲁迅产生回到厦大甚至还不如厦大的担心。于是他在三月底就搬出中山大学，住到白云路去了。
不过，走出校门的鲁迅，要融入广州市民生活依然很难。“而最大的障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语，除一二三四……等数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Hanbaran（统统）和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Tiu-na-ma而已。”这无论如何强化了鲁迅身为异乡人的感觉。“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在钟楼上》）
鲁迅对广州的评价不是很多，他笑谈自己在广州的“收获”时说道：“广州的花果，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直到一九三四年，鲁迅在《〈如此广州〉读后感》中，仍然对广州有过评价，他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称在广州见到有“店家做起玄坛和李逵的大像来，眼睛里嵌上电灯，以镇压对面的老虎招牌”，文章对此是讥讽的，但鲁迅认为，既然要讲迷信，广州人这种大张旗鼓的劲头倒比其他地方遮遮掩掩的“小家子相”要“有魄力”——在鲁迅看来，与其在迷信中麻醉自己，不如在迷信中彰显更显认真。所以他说：“广州人的迷信，是不足为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
尽管是异乡，但鲁迅身居广州仍然能体验到身处中国的“归属感”。“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以上均引自《在钟楼上》）然而真正让鲁迅从内心深处感受到自己仍然在中国的，是他在中山大学目睹学生被抓被杀的恐怖景象。其时，广州的国民党当局执行蒋政权的“清党”指示，搜捕共产党和革命人士，杀害人数达两百多人。鲁迅不但体验了营救学生无果的悲愤，也目睹了同样是青年，却划分出勇于革命和“投书告密”“助官捕人”两大阵营的悲哀。“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三闲集·序言》）
尽管鲁迅是怀着对幸福生活的期待来到广州，而且他在这里过着平静的生活，但他离开广州的心情，则要比离开北京和厦门还要糟糕。“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在钟楼上》）他不得不在半年之后，再次启程，另寻安居之地了。
“淡墨和淡绿”的上海
鲁迅居住上海时间：一九二七年十月之后。
住地：共和旅馆、景云里二十三号、景云里十八号、景云里十七号、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现上海鲁迅故居）。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革“首领”》）这是鲁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刚到上海时写下的感慨之言，透着一个漂泊者的无奈和疲惫。鲁迅怀着愤懑和失望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令他欣慰的是身边多了许广平。鲁迅到上海之初，只是怀着“过客”心态，先住下来歇息一下，再决定去向。没想到，一到上海，鲁迅便被友人们的热情包围。特别是暂居之所离茅盾等作家相近，常有聚谈机会，而且他很快就投入到创作、编辑和文艺活动当中。这让他感到一种找回自我的感觉。上海就这样无意中成了鲁迅最后的栖息地，一个让他再一次被推到文化前沿的地方。
鲁迅对上海不会陌生，语言和饮食更不是问题，所以他很少谈到生活上的不适应。他对上海及上海人的观察，从一开始就可以深入到细节中挖掘，描写不但准确到位，且常常让人觉得入木三分。早在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自北京经上海赴厦门，在去往上海的火车上，就看到了只有在上海及周边才能见到的景象。“才看见弱不胜衣的少爷，绸衫尖头鞋，口嗑南瓜子，手里是一张《消闲录》之类的小报，而且永远看不完。这一类人似乎江浙特别多……”（《上海通信》）
鲁迅不但在语言上无障碍，而且还很可以从上海话里找出杂文的素材，如《“吃白相饭”》一篇，就很生动地描写了只有在上海才见到的一类男人的生存法则。而《上海的少女》一文，又可以见出鲁迅对上海市民特征的真切把握。这样的看点，直到今天看也可谓生动逼真。甚至包括“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欢吃零食”（《零食》）这样的结论，也透着鲁迅言说上海的自信。
不过，如果认为鲁迅来到上海就有了回家的感觉，那就错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致旧友邵文熔信中，鲁迅坦言：“弟从去年出京，由闽而粤，由粤而沪，由沪更无处可往，尚拟暂住。”他留居上海，很大程度上是不知道下一个居住地在哪里，所以只好暂居沪上。按理说，他在这里既有许广平的陪伴，又有那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友人的关照，应该踏实很多了。但敏感的鲁迅却还是常有别样的感叹。“心也静不下，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19]他在上海又看到了另一些不能释然的景象。“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京派”与“海派”》）借用今天的话来讲，上海的“人文环境”同样不能让鲁迅满意和放心。而且时间越久，这样的感受就越深。“上海也冷起来了，天常阴雨。文坛上是乌烟瘴气，与‘天气’相类。”[20]和北京一样，身处文化中心上海，他特别注重大的“人文环境”对自己的影响。“上海文坛消息家，好造谣言，倘使一一注意，正中其计，我是向来不睬的。”[21]
如前所述，鲁迅内心里其实更倾向于接受北方的环境和生活上的感觉。他曾对萧军、萧红讲过：“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其实上海本地人倒并不坏的，只是各处坏种，多跑到上海来作恶，所以上海便成为下流之地了。”这种类型化的印象，同他两年前途经上海时的看法相类似。
然而，离开上海还能去哪里，鲁迅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他这个“暂居者”只能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上海的空气真坏，不宜于卫生，但此外也无可住之处，山巅海滨，是极好的，而非富翁无力住，所以虽然要缩短寿命，也还只得在这里混一下了。”[22]我们知道，他曾经有过北上回到北京的念头，但终于不可能成行，两相比较，上海也未必就不可居。在北京探亲期间，他曾向身在上海的许广平流露道：“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23]
到了一九三六年，鲁迅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当时有很多人劝他移居更安逸的地方包括到国外如日本、苏联等地去休养，但鲁迅谢绝了这些好意。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他仍然为何处可以安居而捉摸不定。虽然他认为“上海不但天气不佳，文气也不像样”，但是，“我至今没有离开上海，非为别的，只因为病状时好时坏，不能离开医生。现在还是常常发热，不知道何时可以见好，或者不救。北方我很爱住，但冬天气候干燥寒冷，于肺不宜，所以不能去。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国有种种困难，国内呢，处处荆天棘地。”[24]写完这封信的三十四天以后，鲁迅即逝世于上海的寓所。
上海，成了鲁迅最后的居住地。他在这里又一次成了中国文化界纷纭争说的人物，成了众人仰慕的精神向导，也成了恐吓与诬陷的对象。他在这里曾经安居乐业，并喜添海婴，尽享天伦之乐；但也有为求人身安全四处逃匿、身心俱疲的悲苦。他在病痛中逝世，引来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壮观的送别场面，赢得了“民族魂”的百年盛名。他的死激起了全体中国人的民族热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回响，完成了一次令人敬畏的永生。他不必再为居于何处焦虑了，上海这个生命的句号足以让他永恒。试想，如果鲁迅这样的文化伟人不曾在上海居住，或者，如果上海不曾与鲁迅这个名字密切相联，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毫无疑问，于鲁迅，于上海，都是一种难以言说的遗憾。
其实，鲁迅一生并没有太过丰富的游历经验。中国之外，他只去过日本。他认为“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说明他对东京等日本城市并无留恋。中国之内，除了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他去过的地方也很容易历数。他曾经从北京到西安讲学，也曾经从广州到香港讲演，在教育部任职时去天津短暂出差。他对这些地方很少以笔墨详谈。西安给他留下的印象并不太佳，吃不惯也听不大懂方言。回到北京，被人问到对“长安”的印象，他模糊地回答道：“没有什么怎样。”而殖民地香港则被鲁迅视为“畏途”，人身安全和民族尊严时受威胁。杭州虽近似于故乡，但由于鲁迅深爱的祖父在那里长年监禁，他对杭州天然没什么好感。早年鲁迅就一论再论“雷峰塔之倒掉”，晚年鲁迅唯一的一次旅行就是受友人催促和安排，携许广平、周海婴游览杭州，但并没有留下什么“游记”。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寻觅，却终于没有找到一个让他的心灵放松、精神安稳的居住之所，唯其如此，这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漂泊，才成就了他这样一位永远的“求索者”，一个永远停不下脚步的“过客”式的战士形象。
何处可以安然居住？在鲁迅那里，这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追问，始终以一种在现实中求得生存与安稳的形式存在，同时又激发起一种哲学的、诗意的想象、感叹和记录。
（原载《上海文学》2009年第9期）
附注：
本文引文中标注序号者，均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五年版《鲁迅全集》之《书信》部分。具体为：
[1]1929年5月21日致许广平
[2]1929年5月17日致许广平
[3]1930年5月24日致章廷谦
[4]1931年3月6日致李秉中
[5]1934年2月11日致姚克
[6]1934年5月10日致台静农
[7]1926年10月致韦丛芜等
[8]1926年9月20日致许广平
[9]1926年11月7日致韦素园
[10]1926年10月3日致章廷谦
[11]1926年12月12日致许广平
[12]1926年10月15日致许广平
[13]1926年10月23日致章廷谦
[14]1926年10月10日致许广平
[15]1926年9月14日致许广平
[16]1926年10月29日致许广平
[17]1926年11月9日致许广平
[18]1926年12月31日致辛岛骁
[19]1928年2月24日致台静农
[20]1933年11月5日致姚克
[21]1934年11月1日致窦隐夫
[22]1934年5月24日致王志之
[23]1929年5月23日致许广平
[24]1936年9月15日致王冶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