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西南走——回顾西南服务团二支队二大队八中队的创建
1949年6月，在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将最后埋葬蒋家王朝，迎接新时代到来的伟大历史转折时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前夕，为解放西南准备干部，在刘、邓首长直接领导下，组建了西南服务团。在建团初期派的带队干部是从华东支前司令部所属的赣东北办事处、苏南办事处、皖南办事处、浙江办事处抽调的。我们二支队二大队是以上海学生为主组成的，带队干部都是来自山东老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经历过长期的战争考验，曾带领民兵、民工参加过支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这批干部政治素质好，有一定文化知识水平，作风过硬，有较强的组织能力，有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能够密切联系群众，适宜做青年学生的工作。我原在赣东北办事处组织科工作，并任机关总支书记，后被分到学生队八中队工作。
西南服务团二支队二大队八中队，是于1949年6月下旬在上海的大夏大学组建的，其中有大专生、师范生、中学生，年龄最大的26岁，最小的15岁（蒋风仅13岁，个儿高、发育早，冒报为15岁）。这个中队共100人，其中女生20多人，有许多人是上海地下党和党的外围组织骨干，当时就有党员18人，组建了党支部，王希发任中队长，高树梅任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李宽宜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团支部共有团员30多人。
1949年6月30日我们在南京原国民大会堂参加了西南服务团开学典礼。会场上张挂着“把胜利的红旗插到西南去！”“西南七千万人民在呼唤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大幅横标。刘伯承司令员以《我们在京沪杭胜利后要向西南进军》为题发表演讲，他分析了国际形势，又分析了京沪杭胜利后的形势。他说：京沪杭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死亡，帝国主义权利的消灭。这充分说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要彻底肃清残余的敌人，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把全国统一在新民主主义之下，建设自给自足，独立自主的经济，建立巩固的国防。西南服务团的任务就是为西南七千万人民大众服务，就是去解放他们。军事上肃清反动残余，进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把农业的西南变成工业的西南。他最后指示全团做好三点准备工作：第一，要有艰苦奋斗的决心，要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第二，要学习城乡的各种政策，尤其要注意学习农村政策；第三，要准备行装，行李要简单些，轻装前进。
此后，在南京原国民大会堂听了邓小平政委《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报告，在原中央大学广场又听了他《老实》的报告，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他讲清了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前途，讲清了“四个朋友，三个敌人”，他说，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从而给我们树立了标准，划清了界限，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在《老实》的报告中，他讲清了革命青年同党的关系。他说，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最觉悟的部分。共产党代表全人类的利益，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代表着未来。中国青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解放。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党的新鲜血液，革命事业要靠年轻一代去完成那尚未完成的事业。他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革命者，如何工作和学习，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忠诚老实。他谆谆告诫我们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要认真学习，虚心学习。要向工农老干部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毛主席都甘愿作人民群众的“小学生”，他从不自满，非常虚心，肯向一切人学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猪嘴巴插大葱——装象。我们聆听了刘、邓首长的报告，备感亲切。他们那种博大的胸怀，高昂的斗志，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精炼和抑扬顿挫的语言，真是扣人心弦。上万人的大会，人人全神贯注，鸦雀无声，时有欢声雷动，热烈鼓掌。虽已时隔近40年，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学生队因在前排，休息时，有些同学向邓政委提问，许多同学还请他签名留念。他那种有问必答以及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真使人永世难忘。此外还有宋任穷、彭涛、李达、石西民、周兴、冯定、曹荻秋等同志分别给我们作形势、任务、组织、纪律等问题的报告。集训期间，队里经常采取典型开路，大会发言与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解决了刘伯承司令员所比喻的“过五关”（家庭关、爱情关、生活关、学业关、生命关）的问题。如清心中学被录取的罗平、罗明、向民、向群、左民、左令、杨恒、蒋风、孟俊、羽青等都是为了逃避父母拖后腿，而改名换姓投身革命的。在南京学习时，李莹的母亲、羽青的祖母来看他们，想劝说子、孙回家，经黎明达、李晨棻、赵小玲、曹小明等女同学给她们谈心劝说，使她们想通了，放心了，愉快地返回上海。有些同志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正确对待了家庭阻挠，克服了个人动摇情绪，中队部就组织他们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介绍他们如何通过学习，提高认识，从而具有了战胜困难勇气的过程。这些同志的典型发言，有声有色的现身说法、谈经过、谈思想、谈体会，具有较大的说服力。然后通过小组座谈讨论，人人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充分起到交流经验和启发自觉的良好效果。
从8月中旬起，西南服务团全体团员，一面学习，一面开始进行短途行军的锻炼。我们建立了严格的学习、生活制度，队里充满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每天早晨出操，学会打背包，有时夜间搞紧急集合，短途行军，经常进行卫生大扫除，还广泛开展了立功创模活动和开展干群、党群之间的谈心活动。加强了党、团组织生活，定期开支部大会、小组会，讨论建党建团问题。
1949年10月1日，在南京庆祝新中国诞生的锣鼓鞭炮声中，在二野刘、邓首长的率领下，西南服务团的万名大军，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浩浩荡荡地迈着坚定的步伐，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征途。
回顾我在西南服务团学生队搞政治思想工作的四个多月时间，觉得很有意义。队里同志都是来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京沪杭的大中学生，一般生活比较富裕，有的出身于资本家、工程师、教授、医生和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家庭。由于是青年学生，他们的思想比较单纯，性格也比较热情开朗，接受新鲜事物快，都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一般具有追求真理、向往进步和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特点，其中不少人解放前就受到党的影响，参加了党所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对党的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为什么有的青年吃大米，反饥饿（指在国统区），有的青年吃小米，扭秧歌（指在解放区）？”这就是说：只有接受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劳动人民和青年自己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想起我们当年朝气蓬勃，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着高昂的革命热情、衷心拥护共产党，一切听从党安排，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而且无限热爱劳动人民，把为人民服务看成是自己的天职。今天我们的国家又处在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因此，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优良的革命传统，永葆革命青春，服务四化，再展宏图！
渠江春晓
——渠县土改亲历记
封建专制两千年，农民苦痛实难言；
脸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动难饱暖。
革命声势如潮涌，奋力推倒三座山；
翻身不忘共产党，经济腾飞谱新篇。
1949年12月22日，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西南服务团二支队二大队八中队到达渠县，与地下党会合，分别担任县区领导职务，进行接管建政，投入新区的征粮清匪、减租退押，建立新政权和人民武装组织的工作，遵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上级党委的布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于1951年至1952年在渠县全县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渠县这块数千年封建积淀、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在这块旧的农村经济千疮百孔、严寒紧锁贫瘠的山地上，一股春流正在悄然萌动、奔涌。
渠县历来是个农业大县，解放前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1949年占总人口6.9%的地主，占有33.5%的土地，人均占有6.19亩；而占总人口50%的雇贫农，只占有22.6%的土地，贫农人均占有0.69亩，雇农人均占有0.15亩。大军阀杨森在渠县友庆区占有大量的肥沃土地，官僚地主勾结占有较多土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只有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种，收获的70%至80%作为地租被地主索取。受地主的高租重押和高利贷的剥削（利息一般为8合10、7合10、有的竟达6合10、5合10）。还要为地主付无偿劳役，生活极端困难，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正如伟大的诗人杜甫所记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占总人口7.8%的中农，占有28.2%的土地，只能保持自给自足状态，无能力扩大再生产，生产被动、落后、保守。农民还要负担国民政府繁多的苛捐杂税。年负担国民政府的农业税折稻谷18868.5吨，其他捐税共计银圆3001.6万元。农民饥寒交迫，生活十分困难，无钱添置劳动工具，改变劳动条件，无力发展牲畜，改变投肥条件，造成缺劳力、缺工具、缺肥料，遇到天旱水涝还缺种子的生产条件。农业生产品种单一，种植粗放，农民靠天吃饭思想色彩极其浓厚，听天由命，无力战胜自然灾害。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扼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束缚着农村生产的发展，使农村劳动生产率极低，是农民受剥削受压迫和贫穷的根源。解放前全县历年稻谷总产量均在9万吨以下，据统计1949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仅为9654万元，粮食总产量仅为15.09万吨，其中稻谷总产量仅为8.55万吨。
老区土改，那里地处平原，村庄大、人户集中，群众受的阶级苦民族恨深，易于发动。而渠县是新区，山高坡陡，居住分散，因此，如何着手发动群众搞土改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我们西南服务团赴渠县的百多名同志配合部队转业干部、地下党组织，率领新吸收培训的农民积极分子，深入基层，放手发动群众，首先开展了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减租退押运动。1933年，红军在渠县北部开辟过川陕革命根据地，曾建立了红色政权，进行过打土豪分田地，但红军北上后又沦陷为白区，遭到反动政权的血腥镇压。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成千上万的翻身农民被杀害，其疯狂残酷程度，令人发指。压迫愈深，人民反抗愈猛。革命火种从未熄灭，在地下党领导下曾多次爆发农民起义，最著名的是龙潭等地的起义。而封建地主阶级在国民党反动派支持下，官僚地主合一，特务、反动党团军警、反动会道门、土匪恶霸沆瀣一气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以***的惨无人道手段杀戮革命群众。临解放时，他们预感到末日来临，进行垂死挣扎，伺机反扑。岩峰乡伪团总、恶霸地主刘君实预先修好坟墓，在墓石上刻的楹联是“可恨无力补天，纵死黄泉心不甘；一旦埋头在地，虽当黑夜鬼也雄。”足见其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阶级本质。伪专员邱仲丕，军统特务代尚谋，匪首吕良富、徐行等纠集反动武装拉上山，妄图与我打游击。还有些反动恶霸地主组织什么“红兵解仇大国”“新中国齐民党”“九路军”“中国国家社会党”“新民青年团”等反革命组织，妄图支撑封建地主阶级，顽匪吕良富纠集土匪武装配合刀儿教头子陈光全等500余人，攻打我新建的临巴区公所，被迅速歼灭。有些地主隐藏转移财产，有的则软硬兼施、腐蚀拉拢我军干部。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尖锐、激烈。
我们在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减租退押运动的基础上，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按照“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于1951年至1952年分两批在全县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整个土改运动分五步进行，即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查田评产，分配土地，动员生产。
我当时担任渠县贵福区区委书记，有西南服务团和军队转业的十多名同志同西南局派来的土改工作队，还有新吸收的干部100余人在四个乡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根据在老区土改的经验，最重要的是放手发动群众，启发和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广泛宣传土改法，访贫问苦，组织苦大仇深的雇贫农在小组会和忆苦大会上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激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在一次忆苦大会上我把农民诉苦内容综合编写成《穷人恨》歌词20首，利用四川流行小调教唱。先是农民歌手曾福轩表演唱，后被许多农民业余剧团演唱。歌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