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出差。记得有一次我们要赶火车，园门都关了，他抱着我爬过栏杆，奔跑。到了车站，还要登上铁栏杆焊成的楼梯，我手里拿着一盒糖豆，糖豆掉在地上，父亲下去捡，我站在楼梯上，生怕自己会掉下去。以至于我后来经常做梦，梦见夜里跟着父亲赶火车，那么匆忙，焦急又害怕。
二伯从小就耳背，所以家里人有事就让着他，或者因为自卑，他更加地肆虐。再有还不懂事的叔叔的挑唆。二伯要抢走我们家的新房子。他们在打架，窗子都打破了，我站在碎玻璃上哭泣，蹲下去捡，我想把这些玻璃扔出门外。手上的血流到玻璃上，叔叔抱着我去包扎。最终，母亲带着我们姐妹去了二伯家的旧房子住，房子里黑黑的，我们并排躺在炕上。我半夜里看见一只猫从窗台上噌地跑下来，踏着我的身体跑到地上去了。我叫着开灯，说有一只猫，母亲说根本没有猫。我想那不是普通的猫，是一个猫妖。每天晚上，我都会看到一只猫，盘在墙上，却掉不下来。我用扫把打它，却只听见打在墙上咚咚地响。很快，父亲就不打算住在那座旧房子里了，他带着我们出去做生意。他希望我提早上学，就开车去送我，我哭着拉住车门，不想上学。从小，我就是一个最容易给人希望，又最容易让人失望的人，我闪电式的念头让生活波澜壮阔，父亲说幸亏他心脏承受能力强。之后我几次闹退学，因为我从那枯燥的学校生活里实在找不到继续的意义。我赢，然后，我伤心。我看着自己随手打破父母小心翼翼又喜气洋洋地放在玫瑰枝上等待开花的希望。
后来，父亲在老家盖起了新房子。再后来，他做生意失败了，我们又搬回到老家。
父亲总是喜欢弄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在村子里都用黄色灯泡的时候，他却给我做了一个写字专用的台灯，木匣子里装了一个白色的小灯管，说是白光不伤眼睛，只是我不记得那灯管亮过；就像别人家里用压水井压水的时候，父亲却在自家里装了电动机，一插上电水会自动抽上来，只是那水浑浊得可以，我们都不想吃自家的水了，隔天就要去邻居家里压水。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因为我们家姐妹众多，所以至今没有出一个挑得动一担水的人。有一天去叔叔家，看到那么小的堂妹竟然在挑水，一担又一担，我惊讶又惊讶，她竟然能挑得动水。八杆子打不着的一个亲戚忽然跑到我家里来，跟母亲、叔叔们聊天，说，懒人越惯越懒。他是在说我。当时恨恨地在心里骂他，希望他快点走。如今，我倒真希望能增长点力气，以防每次从超市回来累得半死，不必怨天尤人呼天抢地地悲伤。
那个时候，我总是不起床，要靠两个妹妹一人拉一只手把我拉起来。有时候母亲不让她们拉我，她们几个吃过西瓜就去田里了，等我醒来，太阳已经西斜。我坐起来，看着桌子上给我留的西瓜，一边吃一边打发我的忧伤，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那种。我觉得我好孤独，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连那只忠实的四眼狗都去田里了。我再无法面对太阳下山，就回到屋子里，打开电视。那个夏天，武侠片一部接一部地放，我就让自己沉浸到那童话般的世界里去。有时候会坐在院子外斜坡上的老槐树下写作业，一串串白色的槐花落在身边，那香甜也让我悲伤。我会记起爷爷的死，会记起他对我的失望，子欲养而亲不在，我总会因为想起爷爷而负疚。二伯总说爷爷偏心，重的活让他干，却从不督促父亲做事，其实，爷爷只是理解父亲沉默里的挫败感。二伯有时候只是孩子气，在多年以后，我考上重点高中，需要一笔钱，父亲不在家，是二伯先拿出钱给我去上学。
父亲再次去石市做生意的时候，因为我们要上学，被他留在了家里。每天妹妹和爷爷做饭，我就坐在院子里哭泣，越哭越响。最终，他们把我接到石市去了。小舅在一旁奚落我，说哭闹一下就来了，比你妹妹们都厉害，仿佛我奸计得逞了一样。大概小孩子都喜欢用哭泣这个方法来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只是这并不是我要达到目的的方法，我只是伤心，只是伤心，就算来了仍旧不能把全部的伤心都甩掉。
我会思念妹妹。华说，她的手很冷很冷还要给姨家的猪剁菜；丽丽说姥姥只给她泡半袋面，总吃不饱——母亲买回的面要给小舅家的孩子吃。
转学的事情是大伯给联系的。因为学校离得远，我每天天不亮就要去上学，中午在大伯家里休息。大伯说他没有时间多给一个人做饭，我就在外面吃烧饼，一边吃一边看刚买回的《少年文艺》或者《童话大王》。还记得那个报亭的阿姨以少儿不宜的念头把一本后宫沐浴封面的《民间故事》挡下去，这画面十几年之后仍旧清晰。就是那种徘徊让我写下关于读莎士比亚的组诗，可是老师不喜欢，他只喜欢“祖国是花园，我们都是花园里的花朵”那样的句子。
其实任何事情都是合理的，谁没有自己的苦衷呢！就像姑姑说的，父母太娇惯我们，一个个弱不禁风的样子，不但身体，连心理也是，动不动就林妹妹似的掉眼泪。
生活，不允许你太敏感。
有人说童年是最美好的时光，我想他们太喜欢粉饰太平。我只记得我的童年，是坐在土坡上，看着太阳慢慢落下去，心也一点点空起来。我始终找不出来哪一个时段值得我说停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