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生第一次接触那个电台，是二零一零年的四月二十二号。因为那晚天琴座的流星雨甚是好看，他还专门画了一幅画，名字就叫《生命》。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他自己也不知道。大概美丽的瞬间，都能让人第一时间感觉到生命的美好吧。他这样想。
那一年他二十岁，带着父亲的巴掌印、梦想和一千块钱，从一个闭塞的小县城独自来到北京。面对着这个巨大的城市，他像小时候在山里迷路一样不知所措。但他还是乐观地想：他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
来到首都已经是三月了。他拉着大大的行李箱，奔波了一整天，才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租了一间地下室。房租四百一个月。地方小得像是个蚁巢，只能勉强放下一张小床，一个床头柜，一个行李箱和一双拖鞋。没有窗户，公共卫生间在所有住户中间。老板娘是个东北人，看他窘迫，预交房租的事情提都没提，只是告诉他：“你只管放心住，房子是自家房子，但有一点，要走了，一定提前告诉我。”
北方的空气，干冷得渗入骨髓，安顿下来的尾生出门找工作。说起来，他那中专文凭实在不值一提，何况专业还是美术。当时他要学画画，家里人，尤其是他的父亲，死活不同意。他妈妈也劝他：“家里的条件这样，你爸身体也不好，你胡乱折腾几年，将来自己都养不活自己，可怎么办？”
面对父母的压力，他选择了绝食。这是他十七年来第一次未对父亲妥协。他知道自己不能离了画儿，从小，他就喜欢在任何空白的地方画仕女，享受那种衣带飘飞带来的美感，为此他不少挨打。上高中时，他甚至偷偷用从小到大的压岁钱报了绘画班，为此也挨了十七年来最重的一次打。
一连绝食两天，尾生一点都不觉得饿，胃这种东西好像是被自己消化了一样，感觉不到存在。
绝食第一天，他父亲说：“你不吃饭挺好，为家里省粮食。”他母亲每天在饭点都准时给他送饭，但每次都原封不动地被收回去，饭冷了热，热了又冷，他母亲先妥协了，就去劝他父亲。
绝食第二天早上，他父亲还嘴硬着：“你让他死，死了我就省心了！”
到中午的时候，他父亲那两根硬骨头终于撑不住了，打开门，咬咬牙，撂下话：
“你爱学什么学什么吧，但是给老子记住，你选择哪条路，这一辈子就给我走到头。”
大学那三年转眼间就过去了。他的绘画水平一向深得老师肯定。刚毕业时，他在城里的画室做助教，呆了短短两个月。有一次，一个学生对他说：“老师，我觉得你画得那么好，为什么不去北京呢？”
尾生笑了说：“为什么画得好，一定要去北京？”
“因为那里天大地大，肯定有欣赏老师您的啊！”
于是他把打工赚来的钱一大半留给父母，剩下的，带到了北京。
找工作并没有学生口中那样乐观。所有想去的公司，都被学历这一关卡死死地卡住。他想起学生的话，嘲笑自己幼稚，这里的确天大地大，但是这里天上飞的是鹰，地上跑的是虎，他在天上只能算麻雀，地下只能算老鼠。
他一再降低薪资标准——低到只能在首都勉强活下去。他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和美术有关就好。终于在四天后，他应聘到一家美术馆，在里面打扫卫生，每天上午十点上班，四点下班。这样至少离梦近了一步。每次擦橱窗，他都反反复复擦上几十遍，为的只是多看里面的大家作品几眼。馆长还笑着调侃他：“你再这样擦下去，玻璃都擦没了！”
他只是笑，手还在动抹布，但眼睛却死死盯着一幅幅美术作品。每次看完别人的美术作品，他都热血沸腾，晚上回到地下室，他用这沸腾的热血画下了一张又一张作品。绝大多数看完后不满意，撕了，少部分叫其他的租户挂在门前。还有就是给了老板娘的儿子，那小子，最喜欢用这画叠飞机，说每次叠出来的飞机飞上天都五彩斑斓的。
一个月过去，他发现工资只能满足日常两餐、画具和房租，连坐车都是奢望。上班离住的地方有三公里，他每天都走着去。有时候看到别人参展的作品，画家本人比他还年轻，他就有一阵迷茫，但迷茫后又是微笑，他还是想：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艺术家，我的作品也将在这里展览。到时候，馆长一定会夸我，说人不可貌相。
尾生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未来。那份遥不可及，成为他最心满意足的存在。直到四月，他生了一场病，连医药费都没有。他只能蜷缩在床上，每天喝一点冷水。白天干活浑身都没力气，几次都险些倒下去。最后熬不住，终于向家里要了一笔医药费，隔着电话，他父亲尖厉的声音传来：“你不是铁了心学画画吗？你不是铁了心去北京吗？我还以为你能养活自己呢。我这一生真是悲哀，别人家的孩子都往回寄钱，你呢，还要家里给你汇钱。”
第二天，他去了医院。医生告诉他是胃病，如果放任不管，很可能胃穿孔。开了些胃药回去，他在路上想发病的原因很可能是不吃早饭。不是不吃，是不舍得，每吃一顿早饭，就少了几管颜料。
看病剩下的钱不少，他统统都汇回去了。这场病多多少少消磨了他的艺术热情，他觉得自己可笑。甚至想，既然活着是个负担，那么干脆死好了。看着床头柜上的一叠画。他又想：画家只有在死了之后才能卖掉画吧？像梵高，生前不也是籍籍无名么？如果我死了，说不定画就值钱了。随便卖出去一张，父母的下半辈子就不发愁了吧？
但是他很快又否定了这个想法。万一人死了，画还是不值钱，那么父母靠什么养老？他嘲笑自己的思想幼稚可怜：都二十岁了，还像个孩子一样。不是像孩子一样纯真，是像孩子一样傻。
他病怕了，为了挣更多的钱，每当空闲，他开始在旁边的公园卖画，也替人画肖像。画一张画收五块钱。成品画卖五十到一百不等。那时寒风铺面，冷霜蔓延，他的耳朵，手和脚受了不同程度的冻伤。耳朵和脚钻心地痒疼也就罢了，关键是手，画家和魔术师的手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一次颤抖，都将有可能毁掉一幅画或是一场演出。尽管是画五块钱的素描，尾生也不允许自己出现错误。为了不让手发抖，每天晚上他都用针刺破冻疮，挤出血来，让疼压过痒，第二天结了痂，虽然握笔迟钝不少，但至少不会痒得一直想挠。
尽管是四月，但北方仍是寒冬天儿，出来的人少，耐心坐在凳子上让他画的人更少。他没有凳子，每次都让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长椅毕竟是铁条焊的，客人每次坐下去屁股都本能地往上一缩，因为这个，放弃让他画肖像的也不少。但是这副业早上和晚上做下来，也能收个十块二十块。有时候运气好，卖一幅画，能多挣五十，那么第二天他就会坐公交上班，并且早饭也能吃一个煎饼果子。
四月末的一天，有个醉汉路过他的画摊，非叫他画一张肖像，尾生让他坐下，可他偏偏站着，还要脱裤子。
尾生说：“你坐下不动，我才能画好。”
醉汉说：“你给我画幅裸体。”
尾生摇头说：“大哥，不能画裸体。”
醉汉问：“你不能画？”
尾生说：“不是不能画，而是在公园画裸体，影响不好。”
醉汉高声骂到：“你嫌我丢人？妈的毛都没长齐的小王八，爷爷让你画是给你面子，你不要面子，我砸了你的摊子！”
醉汉不由分说地把他的画架掀翻，画笔和颜料洒了一地。那汉子又狠狠用脚跺，各色颜料溅在一起。尾生急忙去抢救画具，那汉子一脚踩在他的手上，那手冻过，还长着硬壳，一下子踩裂淌出血来。但他顾不上痛，把大部分东西从他脚下夺了回来。小部分的颜料被开膛破肚，彩色的血液融入土地，成了一幅残忍的杰作。几个经常锻炼的老大爷大妈路见不平，把醉汉揪开，一个每天打早甩鞭的大爷甚至给了他一耳光。
“欺负一个孩子，你还是人吗？”
那醉汉还想反击，被几个一同按住了。
“道歉！”
他们一齐说。
“对，对不起......”醉汉酒醒了几分，也被阵仗吓懵了，于是对尾生道了歉。
“赔钱！”
大爷大妈又喊。
那汉子不情不愿地掏出两百块钱，然后灰溜溜地走了。
这时，一个大妈看到尾生的手裂成这样，心疼地说，“你这孩子，真够可怜的。也不知哪家狠心的父母，能见孩子这样。”她把一双手套硬给了尾生，不收不行。
尾生极力笑了笑，朝每一位老人鞠躬和道谢。等到他们散去，他的眼泪才淌出来。他边哭边收拾残破的家当，抹眼泪时颜料画了一脸。正当这时，流星来了，那是一阵闪着微弱光芒的小点儿，数量并不多，但在空旷深邃的黑夜，显得格外耀眼。
他被那美深深震撼了，重新坐回原处，铺开一张纸，用地上混着泥土的颜料，把刚才闪闪烁烁的瞬间定格在了画纸上。这幅杰作出奇地好看。颜色夸张又无比契合，还带着点血色。尾生咧嘴笑了，他甚至想象出来自己因为这幅画享誉全中国的画面。他用铅笔在画的右下角写上了日期，四月二十二日，并签了名字。最后想了想，又给作品起了个名儿，就叫《生命》。
晚上回地下室，老板娘的儿子在门口看到他一张大花脸，笑得直不起来腰。老板娘正好准备倒垃圾，也笑他，叫他好好洗洗。尾生看到垃圾袋里有个收音机，他就说：“能把它给我吗？”
“你不早说！这收音机还是个好的，只是旧了，想送人也没人要，只能扔。你要的话，赶紧拿去。”
尾生就把收音机拿去了。当天洗了脸，收了画，插上电源，已经十二点了。调了调频道，一阵刺刺拉拉的沙哑过后，是一个温暖的声音：“FM.88.8欢迎您准时收听音乐之声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晨星。今天天气寒冷异常啊，忙碌完一天工作或者仍在忙碌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急需温暖呢？不要急，现在我们放一首《热情的沙漠》，让您在这个寒冷的夜里，温暖如盛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