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非白当时是党史委的副主任，主任是伊水林，马怡谦是主编，还有一个是工勤编老赖，负责保管加出纳，就四个人，朱非白还兼着办公室主任。党史编完第二年，老赖就退休了，我刚好接替他。顾大姐办好了退休手续，叫了他老伴骑了辆三轮车来拉她的东西。我帮她把几个纸箱搬上车，顾大姐这么和我说。
我问朱非白这人怎么样。
顾大姐说，个高，人瘦，像根竹篙，但很随和。倒是马怡谦脾气犟，很奇怪，他和朱非白合不来，究竟怎么回事，我一个小姑娘家，也不好问。记得刚到单位不久，我就看到他们俩大吵了一次。
他们吵什么？我有点好奇。
只记得马怡谦骂朱非白是小人，伪君子。朱非白回敬他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最后还是主任伊水林过来好说歹说才把他们劝开。我曾问过主任他们干吗吵？主任说你一个小孩子，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就行，不该问的就别瞎问。后来，再碰到他们闹不愉快，我就关起门来，装作不知道。有些事你还是去问伊水林，他当时是主任，应该会知道。顾大姐爬上三轮车后斗，朝我挥挥手，他老伴就撅着屁股蹬起三轮车出了市政府大门。
几天后，在张大强的联系下，我找到了时任党史委主任的伊水林。伊水林八十多岁了，人长得很瘦小，前些年中过一次风，腿脚不便，以轮椅代步。
有人说有人告密，有人说没人告密，争了好长，我也搞不清。伊水林说。
根据伊水林的回忆，当年为编纂《梨城党史》，市委还成立了编委会，主任是时任市委副书记的章文，他是副主任，成员就是市直一些相关部门的领导，但这些都是挂个虚名的，真正负责编纂党史的是主编马怡谦。当时马怡谦通过收集调查来的资料，得出朱满仓是告密者的结论，但在定稿会上遭到了副主任朱非白的坚决反对，认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同意将朱满仓作为告密者记载下来。两人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可不料第二天，猪笼寨几百人到市政府上访，矛头直指马怡谦，说马怡谦道听途说，胡编乱造，诬陷好人，坚决反对把朱满仓当作告密者写进党史中去，有几个老人还用拐杖把马怡谦打了，事情闹得很大。最后是市委领导出面调停，这件事才得以平息下来。编委会也在章文的主持下开了协调会，可以说关于猪笼寨事件最后定稿是市委决定那么写的。
这么说，朱满仓是告密者的证据不足？
伊水林沉默了一会，摇了摇头。
那你是否看过有关朱满仓告密的证据？
伊水林又摇了摇头，时间长了，我记不清了。他指指自己的脑袋，中风后脑袋都糊涂了。
过了一会伊水林突然又瓮声瓮气说，当年编党史，花了多少人力物力，收集的资料，小山似的，这关系到大是大非问题，没有证据，敢乱写？伊水林伸手指指自己又指指我，我，没本事；你，弄清楚，别再给后人留个谜团。
我这把老年纪，健忘，朱非白当年是副主任，因为这还和马怡谦闹得不可开交，他其实比我更清楚个中缘由，你可以找他问问。不过要从朱非白那问出什么来比登天还难。最后伊水林这么给我们提了个醒。
我问，为什么？
伊水林就勾着脑袋不再说话。从伊水林欲言又止的神态里，我感到伊水林似乎对我们隐瞒了什么，这事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在已经不再追责的今天，他究竟还会顾忌什么。
在车上，我说出了我的疑问。张大强也有同感，他告诉我，据他了解，伊水林这人历来都谨小慎微，他水平不高，平时也不大管事，从来不得罪人，见了领导唯唯诺诺，说话都不顺溜。这和他“文革”中被斗怕了有关，胆子小得像老鼠一样。
伊水林挨过批斗？
废话，那时没被批斗的才不正常呢。张大强瞪了我一眼，我听人说伊水林当年说了一句部队“三支两军”只懂抓革命不懂促生产，就因言获罪，被开除公职，当成坏分子批斗，直到1980年才落实政策恢复工作。从那时起就小心翼翼，属于那种一碗水都要吹凉来喝的人。
这么说，伊水林应该知道猪笼寨事件的真相，只是不愿说而已。
作为党史委主任，在他任上编纂的《梨城党史》，说不清楚谁都不会相信，但他既然不愿说，就一定有他的顾忌。他能沉默几十年，那他就有可能再沉默下去，我们要想从他嘴里再探听到更多秘密是不可能的。但不管伊水林的脑子健忘不健忘，我都能看出来，其实伊水林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既想有人站出来替他说出当年不敢说的话又想要明哲保身，他是想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观看这出早就该上演的戏。
如果说伊水林的表现让我疑惑，那么让我感到更疑惑的是，猪笼寨的村民为什么也和朱非白一样反对将告密者朱满仓写进《梨城党史》，这个朱满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现在是否还活着？
我不能不佩服张大强的办事效率，没几天他就告诉我，朱满仓去世十几年了。据说朱满仓在猪笼寨德高望重，全村人都把他当菩萨供。
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德高望重，被当做菩萨供着？你会不会弄错了？我有些怀疑。
是朱非白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我给他打电话时，他说在东北旅游呢。
我让张大强到档案局查查是否有朱满仓的有关资料。毕竟他是从档案局出来的，方便。
你说得轻巧，怎么查，档案局的资料浩如烟海，没具体时间名称从何查起，这无疑大海捞针，绝对行不通。张大强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去年我调出来时，正着手档案信息化建设，因为经费原因，资料录入听说到现在都还没开始，电脑不可能检索查阅。
我让张大强给我提供一份当年《梨城党史》审稿小组成员名单，很快张大强就给我找了来。这是1983年梨城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的文件，我看了一下共有十来个人。根据姓名后的职务，有市委办、市政府办、保密、政法、统计、军事及党史委等部门的人，除了组长章文、副组长伊水林和朱非白外，其他人我连名字都没听说过。
张大强告诉我，审稿小组上的人都早已退休，有几个还不在人世了。没死的几个我都打听过，没人能说清楚当年审稿的具体内容。再说谁会认真帮你看，也就是走过场而已，签字画押走人。真正要对这件事有印象的是还活着的章文、伊水林、朱非白这几个人。伊水林我们找过他了，能说的他都说了。章文退休后回了东北老家，再没有回来过，市退休办没有他去世的登记，要是还活着也是七聋八哑九十多岁的人了。现在能找的，可能只有朱非白了，算起来也有七十多了，听说退休后就回猪笼寨了。
你说朱非白是猪笼寨人？我有点吃惊。
是啊，他老家就是猪笼寨。张大强脑袋转得飞快，问我，你想到什么？
我记得伊水林曾说朱非白极力反对把告密者，也就是那个叫朱满仓的写进党史里，那天马怡谦和他吵了一架后，第二天猪笼寨村民就到市政府来上访，你不觉得这和朱非白有关系吗？
你是说，是朱非白通风报信？
如果没有人告知，猪笼寨的人怎么会知道马怡谦要把朱满仓写进党史里去？何况还把马怡谦打了一顿。
好像有些道理。张大强搓了搓额头说，不过我就不明白了，朱非白为什么要通风报信，难道这个朱满仓是他什么人？就算是他什么人，他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一下子就让全村人到市政府来上访啊。
可猪笼寨就是全村人都来了，连七老八十的都来了，个个同仇敌忾，义愤填膺。我想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叫朱满仓的人在猪笼寨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一个值得全村人用身家性命去保护的人物。
猪笼寨在抗战时期是有名的抗日堡垒村，当年参加革命的就有30多人，解放后被评为烈士的有20多人。这样一个堡垒村，怎么可能去包庇一个出卖共产党的怕死鬼？
被张大强这么一问，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如果当年真的是朱满仓告密，为什么猪笼寨的村民要隐瞒这个真相？当得知《梨城党史》要将这段历史公之天下时，他们会全体出动到市政府上访？这个朱满仓究竟是个什么人？我觉得很有必要去趟猪笼寨作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
可就在这个时候，马怡谦的大女儿给我送来了一个档案袋。她告诉我，她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在一个牛皮箱里发现一个档案袋，打开一看，里面有好几份资料，似乎和我那天问她父亲的事有关，正好今天要到市政府办事，就顺便给我送了过来。
这是两份手写稿的复印件，纸张发黄，字迹也有些模糊，我戴上眼镜，仔细看起来。一份是一个叫朱福财写的，题目叫《反映朱满仓出卖共产党地下干部的揭发材料》，另一份是一个叫马老七写的交代材料。
朱福财的揭发材料写于1952年6月13日。朱福财原是猪笼寨的富户，家有良田200多亩。1951年秋，市委土改工作队到猪笼寨进行土改试点工作，朱福财被划为地主成分，200多亩土地全部被没收并分给了村里的贫雇农。朱福财认为自己几代人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土地一夜之间被没收，还被划为地主，抵触情绪很严重，说了不少牢骚怪话，于是工作队就把朱福财作为破坏土改运动的反面典型抓起来批斗。控诉大会上，工作队要求村民上台揭批朱福财的反动本质，可大家都乡里乡亲的，平时也没什么新仇旧恨，哪能找出那么多批斗的理由。不罢休的土改工作队就让疯疯癫癫的朱满仓上台作诉苦发言，朱满仓每次上台不是揭发朱福财，而是控诉小鬼子当年屠杀村民的暴行，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捶胸顿足，让台下的村民个个陪着哭。本来这也和朱福财没什么关系，但当时的土改工作队斗争意识很强，联想又十分丰富，竟把章文被捕的原因往朱福财身上扯。朱福财受不了土改工作队拷问，只好以亲历者的身份揭发朱满仓当年出卖共产党的事实。朱福财在揭发材料中提到，当年日本人包围猪笼寨后，要村民交出隐藏的共产党。在日本人接连杀了六个人后，朱满仓向日本人指认了藏在人群中的共产党。随后，日本人从人群里把那个共产党拖出去，五花大绑押走。
第二份马老七写的交代材料很长，有好几十页。马老七原是驻梨城国民党军52师的一个连长，梨城沦陷后，马老七反水当上了伪军中队长。日军投降后，见风使舵的马老七又加入国军，在淮海战役中这家伙随部队起义，摇身一变成了解放军。解放后马老七在梨城供销社当了一名干部，由于善于伪装，多次运动都蒙混过关，直到“文革”开始，马老七的问题由于一次外调偶然暴露出来。罪大恶极的马老七在“文革”第二年就被判处死刑。为了说明问题，我将马老七交代材料中有关猪笼寨事件的记述原封不动摘录如下：
“1943年农历七月十五，犬养一郎通知我带两个排伪军随日军行动。在路上翻译官给我传达了犬养一郎的命令，要求我们配合日军清洗一个叫猪笼寨的村庄。至于为什么要清洗该村，犬养一郎没有透露原因，我也不敢多问。经过6个多小时的急行军我们赶到了猪笼寨。犬养一郎下令部队封锁了进出村的道路，挨家挨户将全村人赶到村西头的乡场上，一时鸡飞狗跳，小人哭大人叫，乱作一团。日军在四周架起机枪，只等犬养一郎下令就向村民开枪扫射。但犬养一郎却迟迟没下命令，我看见他绕着挤成一堆的村民走了两圈后，站在大树底下的磨盘上，呜里哇啦叫了一通。翻译官就把他的话翻译给村民听，我才知道犬养一郎要抓藏在这里的共产党。犬养一郎说，只要村民把共产党交出来，大家就相安无事，如果不交出来，他就隔五分钟杀一个人，直到有人把共产党交出来为止。当时我问翻译官，犬养一郎的做法怎么和原先的命令不一样？翻译官就骂我说，不该问的你别问。我知道日本人喜怒无常，就不敢再问。
“虽然翻译官一再把利害关系告诉那些村民，可是过了好一会也没一个人站出来指认共产党。我曾听说猪笼寨和清源山的抗日部队有瓜葛，还有可能设有共产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可都没抓到把柄。犬养一郎看没人搭理他，就下令杀人。几个日本兵从人群中先是拉出一个后生，那后生破口大骂，还啐了犬养一郎一脸，犬养一郎拔出手枪，一枪就射穿那后生的脑袋。子弹从额头穿过去，从后脑勺飞出来，带着白白的脑浆，好怕人。尽管这样，还是没人站出来。犬养一郎很恼火，呜里哇啦冲村民大叫。后来日本人用刺刀捅，砍刀劈，又杀了好几个人，有一个大肚子的妇女，被日本人剖开肚子，那个婴儿被一个日本兵血淋淋地挑在刺刀上，真是惨无人道。当日本人还要从人群中拉人时，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向日本人交出了藏在人群中的共产党。几个日本兵把那个共产党从人群中拖出来，随后这个共产党就被五花大绑押回梨城。后来我才听说，这个被捕的共产党是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章文。”
虽然在朱福财的揭发材料中没有提到这个因朱满仓告密而被捕的共产党是谁，马老七的交代材料中也没有提到告密者是谁，但只要把这两份材料对照起来看，很明显，告密者是朱满仓，而被日军逮捕的共产党就是章文！
我后来和张大强讨论这个问题，张大强分析说，章文是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猪笼寨的村民不可能每个人都认识他，所以就是解放后朱福财也搞不清这个被日军抓走的共产党究竟是谁，如果不是土改运动触动了他的利益，我想他也不会出来揭发朱满仓。同理，马老七也不知道朱满仓叫什么名字，这是完全可以解释得通的。
如果这两份材料说的是事实，那么朱满仓就是出卖革命者的罪恶魁首，必会受到党和人民的严惩。但按照朱非白的说法却是朱满仓解放后长期生活在猪笼寨，是一个备受村民尊敬德高望重的人。
几天后张大强告诉我，因为有了具体查找目标，他利用曾在档案局当过副局长的优势，查到了土改时有关朱满仓被检举揭发的有关资料。
张大强说，当年朱福财那封揭发信直接交到了在猪笼寨搞土改试点的工作队长——市委副秘书长叶必旺手里，叶必旺觉得事关重大，迅速向市委汇报。市委书记马力听到汇报后大吃一惊，当年章文被捕，他就一直怀疑有人告密，曾派人到猪笼寨调查，可调查的结果都否定了他的猜测。后来，章文被营救后也说无法肯定是否有人告密，因此这事也只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来结案。马力随即派出专门调查组到猪笼寨进行调查，可是除了朱福财一口咬定是朱满仓告密外，所有的人都证明是地主朱福财对土改不满怀恨在心，阴谋陷害朱满仓。朱福财后来被接二连三批斗，一天晚上在自家房梁上自缢身亡。这事后来不了了之。
我后来也在档案馆看到了相关的调查材料。的确，当时调查组在猪笼寨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做的笔录也有厚厚的一大摞，可是除了朱福财，没有一个人证明朱满仓是告密者。虽然在朱福财的揭发材料中，还列出了当时在场很多人的姓名，调查组也逐一进行询问，可得到的结论都是朱福财诬陷好人，朱满仓绝对不会告密。也是，一个妻儿被小鬼子杀害的人会去助纣为虐的确没人会相信。朱满仓也被调查组严厉审问，但朱满仓除了破口大骂小鬼子外，矢口否认自己是告密者。调查组后来在给市委的报告中称：“地主朱福财对土改不满怀恨在心，阴谋陷害土改积极分子朱满仓。”
直到“文革”开始，马老七在交代材料中再一次提到了猪笼寨事件，朱满仓的问题才又被翻了出来。当时市委书记马力及一大批老干部都被打倒，章文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监视劳动，负责专案调查的是市革委会组织的联合调查组。
马老七的这份交代材料把朱满仓再一次推向风口浪尖，朱满仓随即被关押审讯。虽然朱满仓矢口否认自己是告密者，但仍被作为出卖共产党的嫌犯被批斗，还被打折了一条腿。调查组找到被监视劳动的章文，要他证明当年就是被朱满仓告密而被捕，但章文坚持说当时场面乱得很，他不能肯定是否有人告了密。章文的这一句话救了朱满仓一命，朱满仓随后被猪笼寨村民拉回村里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看管。
其实，猪笼寨村民把朱满仓押回村里批斗是假，保护是真。要不然，朱满仓有十条命也熬不过。张大强这么说。
